冯六一

　　阴影录

　　冯六一

一

1993年重新续修的冯氏族谱上记载，朱元璋的队伍在湖南一带清剿元朝残余势力，连年战乱，致使土著几近散亡殆尽，田地荒芜。1375年，为响应多子女的家族来湖湘开发人口稀疏之地的政策，从江西南昌府铁柱观筲箕洼，我的先祖楚法公的长子荣公迁往长沙星沙；次子华公仍居老家道人冲；三子富公迁往西蜀，具体地址记载不详；四子贵公迁往湘北新墙河畔冯贵屋。四个儿子，只一个留在身边，其余三个都迁徙他乡，可见先祖们颇具开创精神。

　　光阴流转，到清末民初时，长子荣公的一支已经从星沙迁来新墙河北源游港河边的黎冯湾两百多年，繁衍至二十四世了。黎冯湾是一个小半岛，左边游港河，右边龙湾河，从青翠的村落边流过。山水清明，田地肥沃，冯氏族人在这里勤勤恳恳，种植稻禾，栽培树木，驾船捕鱼。绵延几百年，家族里没有出过声名显赫的人物，也没有出过劣迹斑斑之徒，过着鸡零狗碎的日子，然也细水涓涓，其乐融融。我穿粗布长衫，头上盘绕一条像青蛇辫子的曾祖父东皆公和曾祖母方氏，驾船，在水上讨生活，一共生育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祖父曙光公最小，头上也缠上了一条小青蛇。二十岁时，祖父到燕岩陈家把排行老三的祖母娶回了黎冯湾，他后来也在新墙河流域闯荡，挣下了一条三十六吨的铲子船，养育了四个齐崭崭的儿子。先祖们原来都有画像挂列在宽大的祠堂里，后来墙上那些历朝历代凝聚的表情，被那一场战火吞噬了。

　　

　　侵华日军占领岳阳车站

　　我从小所看到的黎冯湾，实际是遭受了我出生二十年之前那场巨大战火而焚毁，后逐渐恢复起来的黎冯湾。依水而居，黎冯湾有很多人在江河上驾船闯荡，手上有活泛钱，在东乡算比较富裕的村子。那时的房屋，门窗雕花，青砖到顶，几重几进，回廊弯转，连成一片，下雨天在村子里走家串户，打不湿鞋。黎冯湾由于处在中国军队与日军对峙的新墙河北岸，有碍军事目标，房屋几乎都被拆光了。当时怕打仗，大多数人都躲出去了，日军抓住留下的人，逼迫他们拆下房屋的青砖，或挑或用独轮车拖到山岭上去修工事。一座历经几百年风风雨雨的老村落，多少代人耗费心血集聚的财富，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了。

二

日本人来了，造孽呢！父亲所指的日本人，是湘北会战时的日本兵。父亲不管什么时候说起日本人，语气都会加重，他一直背负着这种沉重感。这里面蕴含诸多复杂的情感，既有仇与恨，又有惊与惧，也有许多的不解——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样狠心！

　　父亲排行老满，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是十来岁的毛头小子了。日军还没有到黎冯湾之前，风声日紧，祖父带着一大家子人，跑到新墙河南岸祖母的娘家燕岩陈家里，等着看看什么动静，再作打算。出来时，屋里的大门只挂了把铜锁。后来祖父夜里悄悄带他回过一次黎冯湾，大门上的锁被撬掉了，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一只紫铜香炉，有三十六斤重，祠堂里逢年过节祭祖时焚香用的，特意藏在扳禾的厢桶里，盖上了稻草，还是丢失了。

　　祖母有九兄妹，娘家是一个大家族，老待那里不是个事，加之燕岩陈家屋场就在新墙河边，隔古渡口只有一两里地，一旦打起仗来，跑都来不及。正好四舅爷在洞庭湖西边国军的保安部队当团长，后来祖父驾船带着一大家子人投奔了他。

　　洞庭湖西边是一片广袤的湖州湿地，纵深百余里，苇荡深密，人迹稀少，像一个巨大的迷魂阵。春天，洞庭湖的滩头、洲子、湿地，沙沙生长起来的芦苇，一根挨一根，一排连一排，一片接一片，到处是流溢出来的浓绿。

　　洞庭湖深密的苇荡里暗藏着杀机，毒蛇、恶蝎、蚊蠓、钉螺、沼泽，更可怕的是迷失方向，会累死渴死在里面。正是由于这种隐秘性、危险性和丰盈的食物，湖州历来都是匪患严重之地，杀人越货者，无家可归者，落难者，都钻进了茂密的苇荡里。湘北会战期间，日本人和汉奸不敢贸然进入这些复杂的地方，大部分地区被国军和湖匪控制。很多人为躲兵灾，实无良策，也钻进来了，与这些有着各种异于常人生活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

　　当时官府几乎放弃了对湖州的管理，各帮各派凭势力和实力圈地，然后向在自己地盘开垦种植的人家收取租金或者收获物之类。四舅爷给家里划了一块湖滩，祖母带着大伯二伯还有几个堂兄堂姐，在湖州上生活。堂兄元宵哥还记得湖州上的情形，在苇荡深处，挑湖泥筑了两个土墩子，大伯家一个，二伯家一个，然后编制苇席，用湖泥把墙糊严实，盖成了几间苇棚子。大伯家有四个儿女，二伯家有两个儿子，三伯还在国军当兵。祖父自己带着父亲和两个年长的堂兄驾船在洞庭湖一带漂泊。

　　洞庭湖涨水季节，湖滩没有地方种植，只能捕鱼度生。湖水一退，一家人赶紧种植红薯豌豆。基本没有稻米吃，一年四季的食物主要就是红薯和豌豆，元宵哥说，豌豆胀气，肚子吃得受不了，老是打屁。大伯和二伯，就是在湖州上生活时，染上了血吸虫病。二伯五十岁不到，肚子孕妇一样鼓鼓的，血吸虫病引起肝腹水，离开了人世。

　　原来家里有一条三十六吨的“岳州铲子”船，战乱时期经济萧条，没有货运，家里又困难，换成了一条十六吨的帆船。到1946年，生活更加艰难，祖父变卖了船只，回到了湖州上。父亲自己后来置办了一条六吨的小“摇叽咕”，独立门户和母亲在新墙河跑运输。全家直到1949年才回到黎冯湾，慢慢重新修建房屋，安居下来。由于经济拮据，后来黎冯湾的房屋，大多下面一截是重新捡拾来的老青砖，上面到檩子都是泥砖。

　　记得大约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姐夫从南县出差回来，母亲听后对坐在一边的我随意地说：“你亲外公就葬在南县呢。”我心头一惊，这是头一次知道亲外公的最后归宿，竟然是在那么陌生的异乡，顿时有一股酸楚塞满心间，一种好奇油然而生。

　　1943年，湘北地区到处弥漫着战火硝烟，民众在生死边缘苟且偷生。外公外婆也是驾船的，好不容易接到一批货物运往南县，虽然洞庭湖经常有日军的舰艇巡查，但是为了生计，只得冒险。全家驾着一条打橹摇桨的小木帆船，穿风破雨，在险恶的浪涛里走了将近半个月，终于把货送到了南县。谁知货物刚搬上码头，外公就染上了恶疾，一病不起，一点微薄的运费，请过几次郎中，就告罄了。在船上拖了半个月，外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舅舅只有十几岁，外婆带着三个细儿小女，举目无亲，只得在一同前来的乡人帮助下，把小木帆船贱卖，在湖滩找块地方，将外公草草掩埋，然后随他人的帆船返回了。

　　我问母亲，后来舅舅为什么不把外公的坟迁回来。

　　那个年月，兵荒马乱的，埋外公的地方本来不熟悉，加之后来打仗发生了变化，舅舅去过一次，但是找不到那一堆土了。回来后，外婆没有办法养活几个儿女，大姨妈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母亲有时就自己出去讨饭。母亲撩起裤腿，指着腿肚子一块疤痕说：“这就是讨饭时被狗咬的印子哪。”

　　兴许我是长子的缘由，父亲喜欢和我唠叨家世和经历的事情。

　　1939年大约农历十月间，“跑日本鬼”，躲兵灾，父亲当时十三岁。家里的船停在宝塔河里（新墙河的尾闾，名宝塔河），不敢进到新墙河里来，祖父守着家里的船，大伯和二伯带着父亲，赶夜路，跑到黎冯湾，把祖母及一家大小接了出来，别的都没有拿，只带了换洗的衣服。大伯家六个，二伯家三个，当时，杨花村的一个外甥女也在黎冯湾，一同接出来了，大大小小一共十三个人。

　　

　　1938年，向岳阳进发的侵华日军

　　天才麻麻亮，河里起了雾气，一家人刚上船，就被国民党军队抓差了，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只恶狠狠地叫祖父他们开船跟着走，一直跟着到了湘阴芦林潭，才晓得是运伤兵，要送到辰溪新龙街（音）去，那里有一个国民党部队的医院。都是一些重伤兵，被人用担架门板什么的抬到船上来的。家里船是十六吨的岳州铲子，舱面不大，本来只装得了四十五个伤兵，当官的后来又霸蛮，硬要塞进来两个。开船的时候，父亲看到河滩上还放着好多伤兵，实在是上不了。岳阳一共抓了二十三条船，大的有三十几吨，我们家船算小的。一条旧铁驳子轮船突突冒黑烟子拖着往上走，由于船拖得太多，水流得急的地方，船要分开来拖，人还要下到河滩上拉纤，一天走不了几里路，三个月才到岸。

　　在船上的每个人国军每天补一角钱。一天全家一块三角钱，伙食官隔天来船上发一次。父亲记得当时的米是七分钱一斤。伙食费太少，只能混合红薯和青菜吃。家里十三个人挤在一间舱里，没有地方睡，都只能坐着，靠着舱板子睡。

　　四十七个伤兵也是一个挨一个躺倒。伤兵断了手脚，或者打穿了肉，伤口灌脓，有了臭气。好多伤兵疼起来喊，又没有办法。大几百个伤员，只有几个背药箱的卫生兵跳到这只船又跳到那只船，药箱里几乎没有药品，只有一点白棉签白纱布。

　　二十三条船，有一条做伙食船，当官的伙食是另做的，要吃得好些。伤兵的伙食也就是搞些食物一锅煮，吃得一点都不好，鱼还是有吃，没有油水，只时不时搞点肉。由于伤得重，又得不到救治，我们家船上的四十七个伤兵，拖到新龙街的时候，最后只剩下了七个。那些死了的都是用他们自己睡的被单布包裹，被当兵的丢入了河里，一路丢过来的。只有一个士兵的尸体，船上一个没死的同乡央求，不要丢到河里，当兵的才趁夜停船，搬上岸，在河滩上刨个坑埋掉了。

　　把伤兵送到新龙街后，祖父带着父亲他们用布拖把来来回回洗了好多遍，才把舱板上的血渍擦洗干净，但船上好长时间，一股恶臭都飘散不去。

　　差事一办完，国民党兵不管了，祖父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回来。到处打仗，没有货装，走走歇歇，在外面漂了大半年才回来。

三

靠近移山的冯家庄，是黎冯湾冯氏祠堂分出的一支。日军占领岳阳县城后，陆续派出部队进驻沿新墙河北岸的一些村子，开始布防。村里的老人们记得，住在上面屋场的是日军的一个小队，只有一二十人。由于在一个村子里生活，乡民和日本兵彼此熟悉了，有的日本兵喜欢逗细伢子玩，教他们玩风向仪，拿出糖粒子，哟西哟西，搞得细伢子围着转。一个老人当时大概只有五六岁，日本兵把老百姓的鸡鸭抓去，他们不爱吃内脏，他跑到日本兵的厨房边玩时，围着白布围腰的伙头军，把那些鸡鸭内脏用一张草纸包着，让他带回家了。

　　没有打仗，待在一个地方久了，有的日本兵闲得无聊，拿着枪到处乱打。有一次，几个日本兵看见远处山岭上有人砍柴，咕哝几句，其中一个端起三八大盖，瞄了瞄，扣动了扳机，山岭上的人影应声倒地，另外的日军朝开枪的士兵竖起了拇指，夸他枪法好。一天，游港河岸滩上，一条水牛慢悠悠啃着青草，一个值哨的日军趴在碉堡里，把枪伸出去，砰的一声，水牛前腿朝地上一弯，又挣扎着爬起来了，日本兵又连着开了四五枪，水牛庞大的身躯终于翻倒在青幽幽的草地里了。日本兵自己不敢去拖，晚上，村里一个胆大的年轻人，趁着夜色的遮掩，慢慢爬到河滩上，割回了一条牛腿。

　　有的日本兵住在村子里，只要村民们供他们好吃好喝，随时听他们差遣，一般不为难村民。龙湾河对岸的屋场，有个人曾当过保长，跟日本人打过交道，为了求得全屋场人的安全，日军进村时，他连忙叫村民搬来三张八仙桌，摆在地坪里，桌上用瓦罐装好茶水，打着旗子迎接日军。日军进村后，竖起了大拇指：“良民大大的好。”一天，日军另外一支部队路过，进村就开始抢东西，放火烧房。有人赶紧跑去找到住在村子里的日军，问他们，好吃的都给了，做什么事都听，为什么说话不算数，还来抢东西烧房子。翻译叽里呱啦一说，日军军官随即赶过去，对路过的日军说，这个村住的都是良民，不要这样做。路过的日军停止了骚扰，又继续赶路去了。

　　日军在沿新墙河北岸的交通要地，大多修建了道路架设了桥梁，构筑了战壕和碉堡。这些架桥修路、挖战壕修碉堡的苦力活，他们通过伪维持会派遣当地的村民去做，稍有不从，说不定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每天乡民们轮流上山岭挖战壕修碉堡，日本兵端着枪，到处巡查。如果发现你做事慢了，脾气好心情好的朝你吼几声，遇到凶狠的，上去就是几枪托，打得你皮开肉绽，掉牙吐血。一份岳阳县政府残存的档案记载，麻塘乡章家大屋场一个老人被日军抓去挖战壕，身体衰弱的老人，做事笨拙缓慢，惹怒了监工的日军。正在这时，老人的锄头挖断一条四脚蛇，两截身子在泥土上翻滚扭动。日军士兵用刺刀抵住老人的胸脯，要他将断成两截的四脚蛇生吞下去。老人惊恐地摆动双手，日军一拉马步，刺刀尖扎进了老人的衣服。老人浑浊的眼睛含着泪水，捡起泥土上的四脚蛇，塞进没剩下几颗牙齿的嘴里，然后艰难痛苦地嚼动着。不一会儿，毒性发作，老人沉闷地倒下了，全身肿胀起来。日军不许别人挨近老人，看着他躺在刚成形的泥沟里急剧喘息。老人咽气的时候，四脚蛇的尾巴还没有吞进嘴里。

　　黎冯湾上去不远，山岭边上有口一亩多大的山塘，那口塘原来叫上塘，日本兵杀了七个人，丢进水里，后来就叫杀人塘了。这口山塘还在，母亲的墓地就在塘边的山岭上，山岭上有一条残存的战壕。就是挖掘这条战壕时，日本兵杀的人。

　　那天，没有留下名字挖战壕的年轻人从岭上走下来的时候，滚圆的太阳一个趔趄，跌到游港河里了，溅出一片红光。山岭上的泥土满含细碎的小石子，挖起来特别费劲，累了一天，他拖着疲惫的腿脚，瘦小的身子有些晃荡。走下山岭，他随势坐在一棵树蔸上，端起鹤嘴陶瓷茶罐，咕咚了几口。

　　日本兵只分给村民两个小饭团子，作为一天的食物。这时，准备开饭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兵站在饭桶边，一手提着刺刀晃晃的三八大盖，一手拿起了一个饭团子。他朝坐在树蔸子上的年轻村民吆喝一声：“哟西！”

　　年轻村民循着声音望过去，日本兵随手把饭团子扔过来。

　　也许是手臂有些麻木了，年轻村民的动作慢了半拍，手伸出去的时候，飞过来的饭团子已经落到了地上，摔碎了。

　　这时，日本兵心里生出了恶作剧的念头，他走过来，朝着年轻村民学着狗叫，汪汪几声，要年轻村民像狗一样去舔舐散落在尘土里的饭粒。

　　年轻村民不肯，拉拉扯扯了几个回合，日本兵恼怒了，照着他的脸，一拳砸下去，又抬起猪皮鞋，狠狠踢在他肚子上。顿时，年轻村民哎哟一声蹲在地上，眼睛红肿起来了。日本兵按着他的头，朝散落在泥尘里的饭团子上压。年轻人奋力挣脱，站立起来，朝着日本兵怒吼：“我不是狗子，我是人！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

　　

　　侵华日军占领洞庭湖后所出的宣传画报

　　年轻村民的嘴巴边上渗出了几丝血迹，红肿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和眼屎。边上一个村子来的几个村民见状，也一起过来劝这个年轻的日本兵，不要这样欺侮人。看见这么多村民围过来，日本兵杀心顿起，举起刺刀就向这些人捅去。边上几个日本兵看见这边骚动，赶紧围过来，一看见到处是血，以为村民在闹事，端起枪就猛刺。

　　山岭下一片哀号，地上的村民们横七竖八，身上流淌的血渍和残阳的光色分辨不清，纠缠在一起，慢慢凝结了。

　　那些日本兵还不解气似的，将当场杀死的七个村民，丢进了岭下的山塘里。几声扑通，一些小鱼儿惊得银光翻滚，四处逃窜。山塘清亮亮的水，瞬间被染成了红色，恍如溅落的霞霓。

　　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诗中有一个罪孽的动物园，污秽不堪，满是豺狼虎豹、蛇蝎秃鹫，这些猛兽怪物东奔西走，发出低沉的吼叫。此时，这些罪孽的动物们在日军身体内奔突，它们被魔鬼牵住了活动的绳索。

四

日军第六师团今村支队是1938年11月11日下午五点多钟，沿着七里山土堤上过来，从北门进入岳阳城的。河堤没有一扁担宽，车马难行，长满了茅草青蒿和刺蓬。初冬冷冷的太阳还在河西芦絮湾的苇秆子上顶着，将日军行进的身影倒映在堤内七家湖斑斓的水面上，被梭来梭去的刁子鱼追逐。波浪翻滚的河道里，时不时可以看见一群群墨黑的江猪子钻出来，飞身一跃，隐入了水中，又飞身一跃，又隐入了水中。优美的弧线，吸引了堤上的日军，他们发出一阵阵的惊呼，也时不时停住脚步，对着河面指指点点。日军中一个叫古岛松之助的业余画家，也许正在这支队伍中，他在1940年创作了一张军事明信片，彩色画面中，七里山上耸立着一座七层高的石塔，山前面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湖。

　　骑在大洋马上的日军军官，端起了挎在胸前的望远镜，远处的水波里，两只大江猪子一前一后、一左一右领着一只小江猪子，含着憨憨的笑意，顶着湍急的水流飞跃，这显然是温馨的一家子。马上的军官没有像士兵们那样惊呼，而是默然地放下了望远镜，朝着观看的士兵猛一挥手，重重地哼了一声。缰绳一抖，双腿往马肚子一夹，队伍又继续向着岳阳城进发。

　　日军进入岳阳城前一个时辰，中共人员才刚刚协助国民县政府把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从街河口码头送走，撤往新墙河南岸的杨林街。当一小队打头阵的日军经过岳阳楼穿过竹荫街到达国民县政府大门前时，院子内已是人去楼空，到处散落着一些纸张和小物件。日军士兵端着枪刺在县府大院里搜索一番，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三三两两随意坐在麻石板台阶上歇息闲扯起来。这往日回响湘北各种熟悉方言的院落，突然闯入了一种异常的声音，连樟树上栖息的鸟雀子都觉得错愕，停止了鸣唱，小脑袋一晃一晃，怔怔地望着这群陌生的面孔。

　　这时，随军记者敏锐的眼睛盯住了没有来得及摘下的县政府牌匾，他把散坐休息的日军官兵招呼到县府大门前站好，咔嚓一声，定格了一个历史瞬间。现在看到的照片上，虽然只有黑白两色，还泛出陈旧的黄晕，但门楣上方蓝白的青天白日和日军枪刺上红白的旭日，好像还在相互对视，一种是那么沉静，一种是那么火热。这两种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构图，也许蕴含着两个民族对天空对事物对生存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他们各自都认为，这代表了他们的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无数人愿意用生命捍卫的信仰。

　　国民县政府大院，在下观音阁，右边是茶巷子巴陵戏院，左边是商铺林立的竹荫街，一条长长的坡道上去，可见一座麻石牌楼，院子里有一栋两层的青砖瓦房，还有几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遮掩着一栋平房。湘北空气潮润，高高在上的县府大院是一个干爽而幽静的地方。1950年后这里成了新政权的县政府，后又成了司法局，再后来成了工会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1979年，我从乡下茶场去当兵时，曾在二楼办过置换身份户口什么的手续。现在这里已经成了老城区一片杂乱的院落。

五

一个朋友的祖父，原来是岳阳城里的一个富家，他家在梅溪桥有一片宅院和商铺。经历兵燹和后来的一些历史变迁，他家商铺成了这座城市的废旧物资收购站。大姨父是日杂公司的科长，20世纪70年代二表姐在废旧物资收购站工作，我还记得她戴着口罩，在微尘轻扬的库房里忙碌的情形。

　　

　　1938年，岳阳楼南门戒备的日军士兵

　　1938年11月10日傍晚，落日悬挂在福音堂尖尖的楼顶，撒满了碎碎的金银一样，很多青色的屋脊都在闪烁。他家店铺正准备打烊，伙计把一块块黝黑的木门板啪啪装上，朋友的祖父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熟人路过，看见他家还在营业，十分惊讶：“日本人就要打进城来了，我们都准备撤到新墙河南边去，你们要钱不要命啊！赶快跑吧！”

　　家徒四壁的市民，没有牵挂，带上几件衣裳就可以上路。而城里的大商户们，不是那么轻易说跑就能跑的。望着几代人积累的家财，满商铺的货物，他们心里疼啊，实在割舍不得。

　　只闻听战火日近，总想挨一下，人家是队伍上的人，肯定说的实情，再不走，全家性命只怕要丢这里了。牙一咬，脚一跺，朋友的祖父边叹气边抹眼泪，跑到洪船厂码头，租了一条十几吨的岳州铲子船，带着金银细软和衣裳棉被，一家人逃出了岳阳城。

　　当时能自己租船逃难的，多是殷实之户，或者官宦人家。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眼前浩浩汤汤的洞庭大湖，到处都是路，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大家一合计，百帆竞发，大大小小的船只扯起风篷，摇桨荡橹，驶向了洞庭湖上游鹿角南边的芦苇荡。

　　经过一天多的航行，众船家寻到了一个避风躲浪的湖湾，边上生长着繁密的芦苇，挡住了外面的视线，大家稍稍安下心来。躲在芦苇荡过了将近一个月，有时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枪炮声，偶尔还有飞机的嗡嗡声，除此之外，整天整夜就是永不歇息地拍打着船舷的波浪声。在船上每天除了吃就是睡，这种煎熬的日子还不知哪天才能结束。冬天的湖州，风儿裹着阴寒到处乱窜，一直窜到人的骨头缝里去了。有天晚上，朋友的祖父独自一人坐在船舱里喝酒，冷月的辉光从乌篷的缝隙钻了进来。也许是心绪不宁，感觉愁闷，他探出头去，大片桅杆树林一样密集，耸立在飘着残余白絮枯秆的芦苇之上。他好像第一次发现桅杆有那么高，高出了苇秆一大截，猛然心里一惊，出了身湿汗。当时洞庭湖里都是木帆船，扯帆篷的桅杆长的有二十几米高，如果日本人的飞机从这片芦苇荡飞过，这不是活靶子吗？他急忙喊醒船老板，要把船挪远一些。

　　船老板眯着惺忪睡眼，披着衣服爬起来：“半夜了还挪什么船啊！要挪天亮了也不迟。”

　　趁着酒兴，他对船老板吆喝：“给你两块光洋，现在就挪！”

　　有钱好说话好做事，船老板穿起衣服，拔起铁锚操起竹篙，沿着湖岸往上撑船。水浪滚滚，水雾缭绕，一直撑到天麻麻亮，才寻到一处深长的湖湾，船老板把船靠了进去。

　　那天的太阳特别好，洞庭湖上一片清朗，波浪泛出银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叶白帆漂过，贴着苇叶的间隙，可以看见几只栗色的麻雀正在波浪上追逐嬉戏。中午时分，像来了一群绿头苍蝇，隐隐约约的嗡嗡声，钻进人的耳根，由远而近，渐渐变成了一头巨兽的咆哮。没过多久，远处芦苇荡里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一股股烟云猛然腾起，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

　　朋友的祖父和船老板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船老板的兄弟还在那边，他赶紧拔起铁锚，顺流而下。当他们的船到达晚上离开的湖湾，一股焦煳味混杂血腥味重重扑过来，几乎堵住了人的呼吸。湖面和岸滩上到处漂浮着残缺的尸体和破烂的船板，一大片焦黑的芦苇还在冒着缕缕青烟。

　　后来朋友的祖父带着一家人胆战心惊地在湖上漂泊了大半年，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又牵挂家里和店铺里的货物，通过往来湖上的船民打听情况，得知不打仗的时候，岳阳城里还算平稳，他们一家就返回了城里。当他们背着只有几件换洗衣裳的包袱，忐忑不安地走到梅溪桥自己家门前，才知道房屋已经被伪维持会征用，满店铺的货物已经不知去向了。他们欲哭无泪，无奈，一家子只得自己到别处租房住了。

六

从北门古渡口开始，沿湖一直延伸到吕仙亭，都是繁华之处。北门到岳阳楼这一带的水岸，激流汹涌，地势峻峭，只有少许民居依岸架构，且很多是木板房屋。而上溯，过岳阳楼，湖面就变得宽阔了，水势平缓，岸坡也有几处青石板直抵码头。那时汴河街这一片，叫洗马池、吊桥，是古城南门遗下的地名。临街有许多清末民初的青砖瓦屋，都是旧时岳州城里显赫的官宦人家或殷实之户的庭院。

　　1938年，在商号密集的南正街竹荫街羊叉街，青石板街道两旁排列着谢天吉药店、戴豫康绸布店、毛华盛绸缎匹头号、永泰和布店、宝成银楼、味腴酒家、周德馨酱园数十家老店铺。岳阳位于洞庭大湖边，渔业一直兴旺蓬勃，百十家渔行大多集中在沿湖的洞庭庙、鱼巷子、油榨岭、南岳坡，大街小巷边摆放着篾垫篾盘晒鱼，空气里弥散着浓浓的腥味。除了供应本地鲜货，大多制作成了干咸鱼，发往各地。商家门店的牌匾，都是上好的楠木，或横或竖悬挂，各种字体多出自名家之手，黑底金字，甚是醒目引人。南正街竹荫街在这个城市的商业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有人说日本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大家的，凭什么别的国家地大物博，而日本就资源贫乏呢？那不行，都是上苍的子民，你得把东西分给我。给不给？不给，那就抢。侵入物产富饶的中国后，日军为了以战养战，每攻陷一个地方，疯狂洗劫，抢商铺、抢仓库、抢居民、抢过往行人，稍有反抗，即遭杀戮。1939年2月11日，国军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致蒋介石的密电称，日军进入岳阳城后，连续几天在城区大肆屠杀奸淫，抢夺财物，焚毁房屋，而且有逃出的难民说，日军下令给民众注射毒针。岳阳茶巷子有三百多年历史，号称“御贴传九代”的陈天成木行，连同交通门的宅院和乾隆皇帝亲笔御赐的牌匾，都被日军烧毁了。

　　

　　1938年11月日本出版的画册里，大量刊出当时日军侵占岳阳的照片

　　踏进国民县政府那一刻起，日军俨然这片土地的主人了，这是所有侵略者的一种侵略心理，由战争的利益本质繁衍出来的心理。日本人不仅在军事地理上，对中国的了解几乎精确到了一条细小的溪流和一座低矮的山丘，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以及国民心理也是了如指掌。他们也许比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了解这片土地上生息的人们。他们骨子里不仅想侵占这个古老的国度，还想用武力摧毁这个民族的意志，驯服这个庞大的民族。无数年来，遥望着蔚蓝的天际，具有极深忧患意识的日本人，心里过重的危机感萦绕不散，总觉得生活在一个隐隐的巨大阴影之下。但是军事技术的强盛，并不代表精神文化的自信。真正的自信是一种淡定从容，是一种更加广阔的包容。日本人内心世界像他们的版图一样狭小，缺乏交流和相融的自信，缺乏从容和包容的自信。仔细察看，日本人脸上总是布满犹疑和忧郁的神色。

　　

　　岳阳城全景

　　日军第十一旅团长池田住进县府院落后的第二天，依据岳阳历史形成的格局，在城里大街小巷贴出了告示：北边从岳阳楼洞庭湖岸的西门到枫桥湖畔的东门，南面从街河口到竹荫街，西头从洞庭北路到南路口子，东抵粤汉铁路，这一大片区域为日军军事区，其军事机关及驻军均在此内，中国居民一律迁出，不能擅自进入。当时居住在这片城区没有逃出的市民，都被日军端着枪刺强行赶出家门，自己到难民区找房子。好在逃难的市民众多，难民区里空出了许多房屋。

　　船厂的老人仍然记得，日军在北门造船的工棚里找来木匠，赶做了一批木板子岗亭，刷上桐油，黄亮亮的，摆放在军事管理区的每个入口，边上架起了长长的铁丝网，把自己圈在里面。日军岗哨边都牵着大狼狗，龇牙咧嘴的好吓人。他们还有慰安所，就在岳阳楼对面的巷子里，大多是日本和朝鲜女人，也有中国妇女。早些年一个朋友搜集史料采访时，一个老妇人话语间无意露出，曾用过日军的军用毛毯。她说，那种毛毯很柔软，又暖和。当问她怎么知道的时，老妇人眼神躲闪，赶紧把话题岔开了。老妇人儿孙绕膝，朋友没有再探问下去了。

　　从上观音阁东边下来，有一条清澈小溪流沿着粤汉铁路往南流到梅溪桥，穿过铁路涵洞，在太子庙前汇入了南津港。顺梅溪桥直上是竹荫街，左拐入乾明寺，再上去，就横着宝塔街了。宝塔是慈氏塔，斜对面是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修建的福音堂，尖顶像一把没有撑开的洋布伞。两座倾诉身体以外虚拟世界的建筑，对望着，也许在暗地里叫劲，也许在默然地交流。塔上残存的风铃偶尔会发出清亮的声音，传得很远。原来慈氏塔上每一层的佛龛里都有铜佛像，老人们说，打仗的时候，日本人盗走了不少。

　　

　　1938年11月12日，湖南岳州城外，整队准备入城的侵华日军部队

　　以宝塔街为界，乾明寺金家岭梅溪桥这一片高低错落的老城区，街巷纵横，深藏着一些三家坊一样的大宅院，但大多居住的都是底层市民。日军将这里划定为难民区，凡是没有离开岳阳的居民以及其他地方逃来的难民都被圈定在这片庞杂的地方。

　　难民区的中国人不仅行为受到各种限制，甚至品行似乎也要由日本人依据自己的利益来评定了——每人都有一张由日军统一印制发放的良民证。沦陷区的城乡民众必备良民证，日军检查时，如果没有良民证，先往眉骨上看，有没有长期戴帽子勒出的痕迹，再捏捏肩胛，摸摸手掌，看有没有扛枪摸枪结出的茧子。以此判断是不是当兵的。如果发现有当兵扛枪的特征，几个日军一拥而上，死啦死啦地叫嚷着把人拖到岗哨一边，不容分辩就地枪杀了。如果细皮嫩肉，是个读书模样，也是死啦死啦的。种田的农民一般不杀，只抓去帮他们做事。堂兄元宵哥问过一些老人，当时在新墙河两岸，只要不发生大的战事，没有关卡的地方，老百姓自由往来，遇到哨卡，凭良民证，检查一番，也可以通行。新墙河南岸的乡民，为了方便往来，给北岸伪维持会的人一些钱或物品，很多人也办理了良民证。

　　除了史料的记载和老人们的回忆，我们只能想象了，甚至有很多场景，我们是无法想象出来的。蜷缩在难民区的老百姓，为了生计，有的人在街巷边摆些摊点，或者挑着零食和蔬菜沿街叫卖。有的人上下一百多级石板台阶，到河坡底下挑水卖给大户人家。有的人在码头挑箩装卸货物，他们屙在码头边的大便都是暗黑色的，为什么？吃不好，身体差，累得屙血呢。有的人为日军、商家卖苦力做些杂事。有手艺的人，到处上门揽点活做。懂点经营之道的人，熟人多的，到商铺做伙计。

　　市民们大多自己种些蔬菜，或者养几只鸡鸭。那时岳阳城里到处都有荒地，一张日军留下的照片显示，慈氏塔边有许多扎起篱笆的菜园子。战争时期，没有大规模的捕捞，河流港汊里的鱼厚实。靠着洞庭大湖，市民们基本的生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市民们时常受到日军和伪保安团的敲诈和欺辱，稍有不从，轻则被打得遍体鳞伤，重则丢掉性命。刺刀高悬，恶棍横行，市民们满含屈辱，煎熬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好像特别漫长。

　　原来一个邻居老人，他当时在汴河园开垦了菜地，蔬菜种得水灵鲜嫩，每天挑到梅溪桥口子的集市去卖。路过盐场时，经常被住在里面的日本兵喊住，他只得跟着进去。到伙房把菜放下后，他怯怯的眼睛望望，日本人高兴时给钱，不高兴时钱不给，如果嘴里碎碎念叨，说不定还要挨拳脚了。盐场在南正街老岳阳饭店边上，20世纪70年代大姨妈家就在这个院落，里面有一排南北向的房屋，地面全是麻石头铺砌的，现在还是盐业公司仓库。

　　日军侵入后，岳阳本地人开的商铺大多关门了，槽坊也仅存两三家惨淡经营。靠近吕仙亭，有一个槽坊，店主叫任福新。住在羊叉街的日军宪兵队士兵，经常闯入槽坊，将酿的酒拿走；有时将酒倒在木桶里，然后往酒中兑水洗澡，他们笑嘻嘻地称之为“酒浴”；有时干脆将槽坊酿酒的稻谷拖去喂战马。任福新一家人瑟瑟地躲在边上，不敢声张，只得任由日军胡作非为。槽坊本来不大，小本经营，受到几次侵扰，没有多久，任福新的槽坊就关门了。

七

依地势而建的岳阳老城，街道纵横，曲巷交错，像一座繁复的迷宫。从金家岭巷道出来，是天岳山，往南不远就到了羊叉街、塔前街，原来这里都是被石匠凿出条纹的麻石板街道，被无数脚步磨出了青白的光亮。20世纪70年代，老街道改造，几天时间全被铺上了黑黑的柏油。过洪船厂，拐过韩家湾，一眼可以看到湖边山岭上茂密的树丛里翘出的飞檐，那就是吕仙亭了。传说酒量无限的吕洞宾就是从这里出发在洞庭湖上飞来飞去的。

　　这一片城区，被日军划为了日华区，主要是日本居留民和伪政权时期一些有头有脸的中国人居住生活。日军宪兵队驻在羊叉街，其属下宣抚班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所谓的宣抚班，是日军连接伪政权的一条纽带，也是他们之间磨合的润滑剂，伪政权实行的政令，实际都是宣抚班谋划制定的。我对宪兵队的印象最早来自京剧《红灯记》，抓铁路工人李玉和的就是日本宪兵队，队长是鸠山，都是一些特别凶残的人。宪兵队住的位置，在乾明寺对着上来边上那栋老房子，临街的门前有一块青石板地坪。这里地势略高，往下看梅溪桥，像一个张开口子的麻布袋，什么杂乱的物件都可以往里装一样。宣抚班经常下去到梅溪桥难民区，召集民众集会，在墙上用白石灰粉刷“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有时还搭起戏台子，点燃汽油灯，举行维持晚会，鼓动老百姓和日军同台表演节目。遇到日军重要活动，宣抚班要求每家每户的门前插上日本旗帜。小太阳旗帜僵硬地插在门墙缝里，白布上的圆红巴巴，老百姓形容，像枪子打出的一个肉眼，也像挤出的药膏子。

　　

　　侵华日军占领岳阳进城时的情形

　　随着日军一路攻城略地，日本商人也在沦陷区开设洋行，依仗日军的军事势力，垄断市场，攫夺民众的财富。岳阳的日商洋行，集中在这片区域内营业。需要到洋行购买货物的市民，可以自由出入，因与生活密切相关，这片区域的管理没有日军军事区严格。

　　现在羊叉街宝塔街一带，零零散散还有一些破败不堪的临街联排建筑，之间以马头墙相隔，一般都是两层，一楼做商铺，二楼自己居住或者贮存货物。墙面青砖皮面已经剥落，楼上雕刻精细的木窗子已经腐朽。但我每次经过，总觉得那些精明的目光还在穿透出来，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木板店门内雇请的伙计，正在木柜台上拨弄着算盘，噼啪作响。一张老照片显示了当时岳阳城内的情景，街道不宽，两边是青砖楼房，密集排列悬挂着许多竖行的招牌：华洋货号、东亚商行、三久洋行等。街面上有许多穿青布衫的行人，一队打着绑腿的日军士兵，武装带右边扣着子弹盒，手上端着三八大盖，正悠闲地朝着北面走去，留下了一堵骄横的背影。

　　岳阳第一家开业的日本洋行是混那洋行，在宝塔街福音堂的斜对面，大掌柜是日军宪兵队长福田。大家都知道混那洋行的背景，开业那天，很多日本人和本地商号来捧场，纷纷作揖寒暄，奉上份子钱。混那洋行知道岳阳的君山银针、北港毛尖，都是黄茶里的极品，它独家收购，同时还吸进光洋。不久，德岛、兴亚、三浦、永户、东亚、中村、三久、东京、来来屋等洋行，春天的笋子般，一下子在羊叉街和宝塔街冒出来了。满大街花花绿绿的招贴画，把街道的沉静古朴、平和悠然撕裂成了碎片。

　　宝塔街羊叉街日本洋行的货物实际辐射到了湘鄂赣接壤的边区，有的甚至从民间流通到了新墙河南岸。日军为了控制战略物资和控制市场，宣抚班在全城到处张贴告示，规定中国人开设的商店只能在日本洋行进货，货款必须以日钞结算。价格低廉的土产、日食品等，则可由商民出外自行采购。战争年代最为金贵的是食盐。日军控制了食盐，规定按户配销，只能以谷物、银元换取，否则概不售予。日军为了盘剥民众，食盐和粮食的比价定得极为悬殊，一百二十斤谷物只能换八两食盐。一粒盐，一分力，生活中不能缺少食盐，农民只能将一年辛苦种下的稻谷，市民们只能用微薄的收入，来换取食盐。日军采用记口售盐，贩卖部那些人，都是商界老手，洞庭湖上飞过的大雁都能拔下几根羽毛来。怕宣抚班抽查，人口不敢谎报，但日子长了，他们也摸出了门道。日军盐库出盐时，不经过秤，以每担为一百斤计算。贩卖部私下找篾匠，编织稍大一些的箩筐，雇佣一些身体强壮的劳力，挑出库的盐，每担要多出一二十斤。贩卖部的人按量配售给市民后，多余的盐再私自贩卖。

　　日本洋行和宣抚班暗中达成默契，只要一些商品滞销，洋行向宣抚班提示一下，此类商品仍不准本地商户外出采购。在宣抚班严密监控下，日本洋行的残滞商品，都可以销罄，稳挣不亏。

　　战乱时期，货币的使用混杂。宣抚班规定在日本洋行购货需要日钞，于是民间出现了一种名为“香烟摊子”的钱摊子。在梅溪桥，这些人腋下夹着一个简易的木夹子，来了，翻开盖子，橡皮筋一排排压着各种牌子的香烟；合上，又往胳肢窝下一夹，就走人。他们名义上是贩卖香烟，暗地里做着兑换货币的生意。这些人的神情和行踪，是时局和市场的晴雨表，什么风吹草动都会在“香烟摊子”上泛出波澜。

　　岳阳沦陷之初，日军没有完全控制新墙河北岸，城里的土产和蔬菜多由长江北岸洪湖的新堤人用船运来贩卖。由于经常往来贩运，一些新堤商贩打通日伪人员的关节，拿到了日军发放的通行证。岳阳城大多人害怕战火，逃出去了，近四万人的城市，只剩下不到五千人，街巷空寂，人影稀疏，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没有逃出去的人，也怕惹是生非，不敢轻易迈出家门。有的新堤商贩卖完货物后，趁机溜到空寂无人的街巷去，东瞄瞄西瞄瞄，看到房屋颇具气势的大户人家，撬开门锁，一伙人把屋里面精雕细镂的家具以及其他生活什物，抬的抬，拖的拖，运的运，弄到码头装上船。日伪军看到了，吆喝几声，塞上几包香烟，马上手一挥，就过去了。凡是逃难出去的市民，几乎家家遭受洗劫。

　　

　　1938年，湖南岳州城内的侵华日军

　　炮火连天的日子，民众生活异常困苦。1941年，国民湖南省政府规定沦陷区停止一切征集、征购、征借。堂兄元宵哥问过的乡下老人都说：“仗打得只飞咯，种田的少，自己都冒得呷，都不交谷哒。”但是湘北地区几十万中日军队官兵的吃喝拉撒睡，七年多的时间里，要消耗多少物资，可以想见百姓是怎样的一番艰难情形。

　　岳阳城里的商户，大多是本乡本土人，三亲六戚，七大姑八大姨的，根连着根，筋绊着筋，错综复杂。虽然日军枪刺林立，戒备森严，商户们仍有很多人暗中与新墙河南岸互通商贸。

　　游击队和国军便衣队经常乔装混在近郊的挑贩中一起进城，摸探日军的情报。商铺来来往往的人，消息灵通，遮掩一两个人也不是难事。新墙河南岸的县政府，经常派人过来采买辖区所需物资，城里的这些商户们竭尽全力相助。他们利用熟悉的关节，弄到盖上宣抚班印戳子的搬运证后，先把货物运到郊区农民家里，然后趁着浓黑夜色，在日军防守薄弱的地方，用木筏子偷偷运过新墙河。金属类的铁丝、元钉等物资，被日军列为军用材料，严加禁运。商户们平时零零碎碎在洋行购买回来，改换包装，压缩捆紧，囤存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游击队需要的时候，各商户把零散的货物收集拢来，或者在运货的木板货箱里做个夹层，或者用油纸包扎，放入粪车的底板，再装满大粪。由于气味难闻，郊区农民运大粪的车，一般天不亮就出城了，那正是日伪军疲惫难熬、防范松懈的时候，容易蒙混过去。偷运禁运的物资，如被日军截获，不但会遭受日军严刑拷打，有的甚至会丢掉性命。但是同宗同祖的人，你看着他们有难处，能袖手旁观吗？很多影视片中，在城市大街小巷闪进来的身影，回头机警地一望，店伙计随即吆喝一声，使眼色，做手势。当时的岳阳城里也不乏这些隐逸日常生活的经典动作，演绎过程惊险，枝节繁密的故事，充盈着一种饱满的家国情感。

　　连续几年疯狂的扩张，日军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像一支即将溅落的箭镞，已经显出摇摇欲坠的迹象。1944年，美军飞机几次轰炸岳阳县城，集聚在城市里的人们又开始躲避，疏散到近郊空旷的乡野。老弱病残者，暂且居住在乡下，市民们则早出晚归。白天城里商铺关门，家户上锁，街面到处空空荡荡，直到日落洞庭，星月初上，市民们才从郊外回来，商户们夜间掌灯营业。刚有些起色的市面，又陡然变得萧条冷落。

　　此时日军高层知道败局已定，一些悲观情绪也在日军中弥漫。我在市政协的史料中，看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为了维持岳阳的市场运转，日军采用怀柔政策，笼络人心，宣抚班在南正街一家酒家宴请工商界人士，席间，宣抚班的人员竭力宣扬“东亚共荣圈”，并派人从岳阳楼对面的慰安所，将日籍妓女招来，为酒桌上的行商坐贾们把盏陪酒，极尽殷切之意。

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直到8月下旬，岳阳城里的协盛祥商铺伙计前往新墙河南岸时，才从游击队那里带回日军投降的布告。店伙计拿着厚厚一叠布告，用大米熬了半桶糨糊，兴高采烈地满城张贴。一边贴布告，伙计一边喊：“快来看啊，快来看啊，日本人投降了！”几乎每张布告前都挤满了人。之前岳阳城乡传言不断，看到白纸黑字的布告，全城百姓才确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

　　当时铁路两边都是穿黄军服的日军，自从接到投降的命令后，日军除了采购生活必需品外，大多蜷缩在营区内，全然没有了嚣张气焰。白天他们还是照样操练，晚上就睡在山上。战俘营缺少食物，战马都被他们杀掉吃光了。他们不少人到乡民家里打短工，换口饭吃，实在饿得不行了，跑到附近地里偷红薯跑到村民的猪圈偷猪食。在鹿角，一个日军士兵跑到村民家里偷食物，被村民捉住了。这家的老父亲是被日军打死的，他儿子怒不可遏，上前要用锄头砸死日军士兵。望着那张惊恐畏缩年轻的面孔，他母亲心生怜悯：“人家伢崽也是一条命，放了他吧。”几十年后，这个已是满头华发的日军士兵来到鹿角，寻找老人，得知老人已经逝世，他特意到长满青草的坟头磕了几个响头。

　　日军在战俘营待了几个月后，有的从城陵矶乘船，有的从粤汉铁路岳州车站乘车，离开岳阳，陆陆续续返回了日本。数年惨烈的战争，那些各种邪恶的思想和行为，烟消了云散了一般，只留下被他们蹂躏得伤痛累累的人们，留下残破不堪的村庄和土地。

　　一场人类自虐的游戏，在历史记忆里留下一道厚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