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脚

　　读散文名篇,《泰山挑夫》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因为我也有着与泰山挑夫相似的经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家乡还是一个相当闭塞的小山沟。最近的镇子离我们乡还有二十来里路程,而且要翻越一座叫“南丰岭”的大山,爬过一个叫“鸣水洞”的深涧。进出一趟真的令人畏惧。

　　而乡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却只能通过这条羊肠小道挑进挑出。那时乡里唯一的供销社就是把收购来的土产品运出去,再从镇上商店里批发货物进来,运输工具就是百姓肩头的一根扁担。

　　乡亲们把挑货物的营生叫做“担脚”。

　　担脚的功夫非常辛苦,不是到了实在缺钱花的时候,是不会有人愿意干的。

　　真的是不幸,我尚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时常品尝这担脚的滋味。因为我家人多劳力少,且有个常年生病的母亲,一家人一年到头光靠生产队里几个工分是远远不够维持生计的。于是一到手头拮据的时候,父亲便带上我去担脚。

　　我年小力微,大人每次能挑一百斤,我却只能挑五十斤。父亲便为我做了一副小箩筐,削了一根秀气的小扁担。刚上肩时,担子在我肩上还算轻松,随着有节奏的小跑步,扁担一闪一闪的,绳子与箩筐的摩擦,还会唱出轻柔的歌声。可是过不了多久,我就轻松不起来了。好像有人在加码似的,担子越来越沉重,腰腿越来越吃紧,箩筐发出的已不是歌声,而是痛苦的呻吟。及至挑到一半左右路程时,肚子也提开了意见,早晨吃下的那点缺油少荤的饭菜,早不知跑到哪个爪哇国去了。而这还只是“往”的事儿,待到“返”的时候就更惨了。由于路程远,我们一般要在镇上吃顿午饭,镇上的饭馆里倒也有几种饭菜,可我们挑一回脚,来去两个一百斤才一块八毛工钱,我减半只有九毛钱,因此贵一点的根本不敢想,只能吃一碗一毛二分钱的素面。靠这碗面要支撑翻山越岭的二十里路程,且是在已经筋疲力尽的时候,其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担脚虽苦,但我也乐在其中。我每担一回脚,总会买上一毛钱的冬豆子糖,带给几个小弟妹吃。冬豆子糖大小就像一颗颗真的冬豆子,五颜六色,很漂亮的。这种糖很便宜,一分钱十颗,一毛钱可以买到一百颗。每回担脚结完账后,我便走到小店的柜台前,小心翼翼地从几毛钱的工钱中抽出一毛钱,递给那个老干脸营业员。“老干脸”便用一张旧书纸卷成小喇叭筒,用一个平掌形的上面挖了十个小圆孔的木勺子,往装了冬豆子糖的缸里边一舀,便恰好舀上十颗,连舀十次,刚好一毛钱。回到家,我那些可怜的小弟妹们便也有了个盼头,每人能分到十几颗糖,都好像过年似的,拣一颗含在口里吸吮着,慢慢地品味,其余的舍不得吃,要持续两三天才能吃完。我分完了糖,便把剩下的钱如数交给母亲。母亲总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接过钱,紧忙着为我张罗茶饭,嘴里还在念叨“这是几个苦钱啊”!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大苦大累后的愉悦,充满了短暂的成就感。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帮供销社挑副食品。我和父亲去时挑的是土产,回时挑的是兰花根——一种用油炸后又用糖拌了的又脆又香又甜的食品,小指头粗细,一寸左右长短,因此又叫寸枣。那东西分量轻,五十斤刚好满一担。从镇上出发时,父亲用报纸把我的两个箩筐盖上,以防灰尘。吃过中饭,我们便往回赶路了。

　　出镇子,过山冲,涉溪水,翻坂上,一路行来,便到了鸣水洞脚下。

　　鸣水洞的风景是绝无仅有的。高山峡谷间,一道瀑布悬空而下,溅起蔽日水雾,声震数里之外。两边绿树成荫,四季繁花似锦。时有狐兔出没,偶见锦鸡飞翔。传说中白居易、苏东坡都曾在这里吟诗作对、触景生情。要不是藏在这大山深处无人问津,没准是时下开发商的青睐之处呢!

　　不过我那时对这些景致是无暇顾及的。行至洞下,抬头望去,眼前只有那条天梯般的小道,沿着山涧蜿蜒向上,直插云天。抬头酸颈脖子,举步胀腿肚子,没走几步就浑身汗珠子。任是如画似歌,我哪有欣赏的工夫啊!

　　爬不多时,我就有点支撑不住了,眼冒金花,双腿发软,尽管不停地换肩,担子还是越来越往下沉。就在这时,我忽然闻到了一种诱人的香味,那香味来自我的两个箩筐,此刻是如此地浓烈,令我不可遏止。然而我也清楚,那既是好吃的,也是要用钱买的,是不能随便享用的。一旦到供销社对秤少了斤两,麻烦就大了。我于是咬紧了牙关,忍住饥和累,艰难地向上攀登。走了不几步,脑海里又展开了斗争,想这么一担,我就拿一根,料不会少秤的。再说这肚子里也实在是顶不住了啊!就这样几经反复,我终于颤抖地伸出了无奈的手。拿了一根,尝到了那点滋味,就一发而不可收了。自己好像没吃几根,可到供销社一称,足足少了半斤!要知道半斤兰花根就是五毛钱啊,我挑五十斤的工钱才四毛五,还得倒赔几分。这下恼了我父亲,一来挣不到钱还要贴本,二来我这是好吃,丢了他的面子,怎不气人?于是大声呵责起来。我当时眼里噙满了泪水,心里的那个悔呀,真的是无地自容。就在这时,只听供销社主任叹了口气,摸了一下我低着的头,对我父亲说,算了吧,孩子也挺可怜的,这么小怎么挑得起啊。这次我来处理,不要赔钱,工钱照付。他转身对我说,小鬼,以后可要注意,挑的货是不能随便动的啊。那会儿,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就差点没叫主任万岁呢!

　　人间的巧事往往会不期而遇。几年后,我当上了乡村老师,那位供销社主任的女儿恰好成了我的学生。可以想象,我会以怎样的报恩之心去教育他的女儿了。这是不是“好心必有好报”的因果相连?我也说不清楚。题外之话,就不赘述了。

　　■东津轶事

　　1970年,国家决定开工建设东津水电站。

　　不知道是经济紧张还是别的原因,那时国家的重点工程中途停工的特别多,人们习惯叫“上马”“下马”,工程开工了就叫上马了,建不下去了就叫下马了。比如九江长江大桥是上世纪60年代末上马的,70年代初期就下马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后期才一鼓作气重新建成。东津水电站也一样,开工不到两年,就成了个烂尾工程。现在造福于民的那个水电站,是上世纪90年代重新建起来的。

　　只是,那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却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中。

　　本来修电站是要抽调壮劳力去的,可我找到生产队长死缠硬磨,以一往无前的决心请战。队长看我态度坚决,只好答应了我的请求。

　　其实我当时的真正目的,是想吃到一碗饱饭。因为在家里要么是薯丝青菜,要么是一碗稀粥,实在是吃怕了啊。而只要参加重点工程建设,便能混到一碗饱饭吃,起码每天一斤半大米外加萝卜白菜,隔三差五地还有一顿红烧肉打打牙祭呢!

　　那一年,我刚满十五岁。

　　东津离我家有八十余里地,是一个修电站的极好地址。崇山峻岭壁立千仞,猿啼鸟鸣虎啸狼嗥;一条大河蜿蜒而过,滩险水深波涛汹涌。我们到达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扎下营寨,布好阵脚。到达坝址的路口上,一个高大的彩门横跨其间,上书一副气势非凡的魏书对联,道是:

　　拦腰斩崇河,迎击千重浪;

　　挥臂扫九岭,劈开万丈山!

　　横批是:

　　战天斗地其乐无穷!

　　九岭和崇河都是当地的山、水名称。在这里拦河筑坝,可建一座装机容量十多万千瓦的大型电站,无论对开发能源还是蓄水调洪,都有很大的益处。

　　那时的民工一律按军队建制,编为团、营、连,一般一个公社编为一个营,一个生产大队编为一个连。每天一上工地,都是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各营连都配备有宣传员,手举土广播筒,不断地高喊毛主席语录助威,或是表扬一些革命加拼命的好人好事,以激发大家的干劲。工地上“喔呼”掀天,不时掀起震天的劳动号子,煞是热闹。

　　我的运气很好。因为年纪小,虽然没上几天学,却也读了不少书,还算有点文化水平,营长就叫我当了个宣传员,省得挖土挑担太累。我于是起劲地广播,还学着电影《南征北战》,把民工中的好人好事自编成一些快板什么的,夹杂在语录中广播,为此还受了表扬呢!

　　可是好景不长。

　　眼看冬天到了。山里的冬天冷得快也冷得狠,特别是三班倒轮到晚班,工地的气氛就与白天大不相同,没有了腾腾热气,只有寒气侵肌;没有了劳动号子,只有北风呼号。挖挑土的人们还能借使力气抵抗寒冷,可我这个广播的差使就苦了,站在山坡上,风就像一根根鞭子,抽打在头上脸上,又像一根根钢针,刺透了全身。这时再播什么人们也懒得听,自己也喊得声音发抖。想去劳动又没有工具,而且这时人困马乏,也干不动了。于是我便想到了躲藏。一天深夜,我实在熬不过,便放下土广播筒,四处找躲藏之处。走到一个山根下,发现有一个土洞,洞边还有许多散乱的稻草,我便摸索着爬了进去。洞子约有五六米深,大小容下一个人还有点余,洞的最顶头还有一堆稻草。山洞是冬暖夏凉,我经外面一冻,早已寒透骨髓,猛地钻到这么个温暖的地方,不知有多舒服,没来由的瞌睡立刻铺天盖地袭来,迅即躺在稻草上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棍棒推醒,猛一爬起来,头碰到洞壁上,疼得我“哎哟”大叫。这一叫不打紧,倒把洞外的人吓了个半死。原来这个洞不是别的,正是炸山专业队挖的土炮洞。他们头天挖好洞,第二天早上前来填炸药,中午收工时点火放炮。这天装炸药包的人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他在往里推的时候,发现洞底软软的,就想昨天挖洞的人用来垫屁股的稻草留在洞里的太多,这样装的炸药就会少一些,达不到应有的炸山效果。于是他想把稻草清理出来,不料发现里面竟然睡了一个小孩!几个人大惊失色,纷纷指责我说,你真的是命大,要是就这么埋在里面,一炮炸响,你怕连灰都找不到了啊!

　　我也吓傻了眼。抬头看看天,日头早已升上山边,工地上已换上了别的连队的民工。我到处找我的土广播筒,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我才知道,是下晚班时我们连长收走了。他立刻向营长告了我的状,我的宣传员的职务也便告终结。

　　为了将功补过,我自告奋勇加入了突击队,担负大坝坝基的水下作业。那是既辛苦又危险的工作。大坝基础工程中,有几架抽水机日夜作业,抽到水浅了后,需要人工潜到水下,挖出深坑,以便于抽水机的吸水头吸得到水。我自小略知水性,所以有资格当突击队员。那些天,我们排好小组,轮流作业。轮到下水时,先喝几口烈酒,再脱掉衣服,用酒擦遍全身,待到浑身发热后,大吼一声跳进水中。由于是大冷的冬天,有时还飘着雪花,挖上半小时,上来就牙打战了。

　　我得承认,那时的领导还是讲人性的。许是见我年纪太小,还是考虑到我在突击队干得不错,反正不多久,我又被分配到一个美差。

　　其时已是初春,水电站的大涵管已开始浇灌,我的任务就是负责不停地转动涵管内刚铺的水泥地上的几十根竹筒,那是预留给埋设线路用的。这工作很轻松,但偷不得懒,因为水泥干了竹筒就转不动了,要打破竹筒清理就很麻烦。起初我还干得很好,可后来还是因为晚上贪睡误了事。一到下半夜,排头转下去,再一个个转回来,几个来回头就晕了,一坐下就犯困。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那一斤半米饭!

　　不知咋的,修电站那时,肚子特别难得满足,一餐五两米,刚吃完就饿;尤其是晚上,生活很单调,不像现在起码有台电视机看,收工后就是洗脚、吃饭、睡觉,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像肚子里长了手,直抓喉管,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说来也难怪,都是十几二十岁的黄牯后生,天天都是高强度的劳动,而吃的虽是白米饭,但菜却不敢恭维,几百人的大食堂,菜就像煮猪潲,煮熟了就成,不仅谈不上色香味,连油都没有,吃下去不饿才怪。饿怎么办?那就只能躺在通铺上瞎吹牛了。年轻人在一起,吹得最多的当然是荤段子。无非是工地上哪个姑娘长得好,哪个女的最风流之类。说得最多的是一位上海知青,电站广播站的播音员。那女的也真个出众,苗条高个,腰细臀圆,柳叶弯眉,樱桃小口,走起路来两条辫子在肩上一摇一摆,像跳舞似的,特别惹人心动。有个色鬼几乎夜夜都要提起她,幻想着只要能和她“交换血脉五分钟”,死了也值!后来大家就嘲笑地叫他“五分钟”了。我太小,只有听的份,但有时也把看过的《今古奇观》之类的一些故事讲给大伙儿听,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苏小妹三难新郎”、“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等,荤素搭配,不白不文的,也会让大伙听得如痴如醉,关键处还会长吁短叹,替古人担忧呢。

　　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个商品极为短缺的时代,那时工地上只有一个国营商店,晚上还不开门。私人是断不可做买卖的,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见着就割!再说我们兜里也没几个钱,不可能买东西吃。一般从家里来时,都会卖些稻谷薯丝换点粮票,放在身上备用,好像那时粮票倒比钱还精贵。谁知这个“商机”被一个老太太给抓住了。那是我们的房东,五十多岁,慈眉善目,非常精明。不知从哪一天起,一到夜里九十点钟,她就偷偷地一手用撮箕端上一些油炸的食品,一手晃着手电筒,轻声叫着:“油货,一两粮票三个!”我们便也做贼般地换个一二两。那东西还真不赖,是用红薯泥做的,捏成马蹄形,用油炸得金黄,再用白糖一拌,吃起来又香又甜,在饿得发昏的时候,咬上几个,味道不知有多好,至今我还难以忘怀!

　　后来我才知道,老太太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老伴得了重病无钱医治,她才冒了天大的风险做这点小生意的,好在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查处。只是后来听说她赚的这点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济事,一年多后,她那可怜的老伴就驾鹤西归了。

　　我在这里大概干了年把时间,就随着电站的下马回家了。家里人说我混大了身子,长高了许多。而我心有所悟的,却是尝尽了辛酸苦水,也收获了勇敢坚强。你想,有如此的苦难经历垫底,人生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烧炭

　　我这辈子学什么都想得到,就是没想到会学烧炭。

　　那是在东津修水电站期间,我曾幸运地被抽调到上海勘测设计院当学徒。

　　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人们羡慕和向往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军人,一种是工人。能当上兵是最光荣的,草绿色的军装一穿,人见人爱,不论城乡,姑娘找对象,军人总是抢手货。其次就是工人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那套蓝色的工作服也会令许多年轻人垂涎欲滴。至于现在的所谓大腕、大款们,那时好像也没有,即使有也不受青睐。因此,我突然一下子成了光荣的学徒工,那高兴劲儿自然就没法提了。

　　上海勘测设计院就驻扎在水库工地边上,依山傍水建了几排简易工棚。我开始是分配在机修部,学修柴油机。我的师傅叫陈育民,浙江人,瘦高个,当过兵,干事雷厉风行,性格相当爽快。既能手把手地耐心教我工艺,但也异常严格,学得慢了是会挨剋的。可他生活中却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那时还小,洗衣服什么的还很不利索,他便常常帮着我干。尤其是我们的生活费很低,吃得相当差,经常是一餐饭只能就着一分钱的辣椒丁了事。陈师傅总是要我用他的饭票买些好菜,可我知道他的工资也不高,怎么会用他的呢?他于是就经常自己多买一些,吃的时候就拨到我的饭碗里。他很喜欢钓鱼,每逢周末,他总是要我和他一起去挖蚯蚓,一到星期天,我们俩就到河边去钓鱼。他用一个大竹筒装鱼饵,竹筒上盖一块木板,用绳子穿上,还可给我当凳子坐。迎着朝霞,我们一前一后,他在前面扛着钓鱼竿,我在后面提着竹筒,沿河而行。找到河边僻静之处,一坐就是大半天。下午爷儿俩再忙乎半天,晚上就有一顿上好的鱼宴了。陈师傅爱钓鱼却不爱吃鱼,每次他都是把鱼煮好,在边上喝点酒,看我美滋滋地吃着,脸上漾着愉悦的笑容。

　　在我的记忆里,那真的是一段很美妙的时光。

　　眼看到了秋天,山里的雷阵雨隔三差五地下了起来。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盛夏酷暑的淫威还未从心中抹去,秋风就扫了过来,早晚不及时加衣,就会患感冒。设计院的领导们开始想到了冬天取暖的问题。那时的南方,别说在乡下,就是城里,也没有空调、暖气,取暖全靠木炭、煤块之类。我们虽然在山里,但因为修电站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木炭的价格也飞涨起来。院领导决定,为节省开支,自己组织进山烧炭。于是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当然地落到了我们几个学徒工身上。

　　可悲的是,我们几个只知道烤木炭火,却从未烧过炭,对这档子事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然而这个任务是铁命令,再说了,设计院的师傅们都是城里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不叫我们去叫谁去呢?有人告诉我们,山里有往年人家烧过的旧窑,可拣那些好点的再烧,不过这样做危险很大,要特别当心。我立马想到了张思德,头皮就有点发麻。没办法,赴汤蹈火也得走一遭了。我们真的有点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大义凛然地踏上了征程。

　　我们还算运气好,转了几个山头就找到了一眼较好的旧窑。这眼窑开在半山坡上,窑体较大,窑顶还算结实,虽然烧过木炭,还没有损坏多少。我们又不会挖窑,只好略作修改,将就着用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就在旁边整出一块地,支开帐篷,埋下锅灶,安营扎寨。

　　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烧炭原来的确是个极苦的功夫。我们先要满山遍野地砍树砍柴,烧炭用的一般都是小棘木,这种木柴质硬、耐烧,但难砍、难扛,砍一根要多费好多力气,还得选不大不小一般粗细的,否则烧起来粗的没到火候,细的又烧过了头。扛的时候就更费劲,一次打个七八根的捆就压得肩膀生疼。而且附近已经被人砍过几遍,我们得跑到远些的山上才能砍到,这样一天几个来回,就累得快趴下了。

　　干活太累,加上吃的油水又不多,所以肚子特别饿,一到晚上就咕咕叫。实在坚持不了,我们就趁黑摸下山,潜入民工营的菜地里偷菜,心想反正是公家的,谁吃都是吃,不偷白不偷。下到山边,留一人放哨兼保管,其他人戴上安全帽,把摘到的辣椒茄子藏在里面,即便碰到人也不易发现。可是有一次偷南瓜就被抓了,那东西抱在手上目标太大,可见偷东西也要控制欲望啊!不过他们看见我们身穿工作服,是设计院的,也就没有多纠缠,说几句放行了事。

　　那时饿极了,我们也曾谋划过到老乡家里去偷鸡;但想到那就真的是小偷了,是缺德的事,而且老百姓养只鸡多不容易啊,良心也过不去,咱工人阶级坚决不能干,终是保住了清白。

　　烧炭期间最惨的一次,是半夜遇到了暴风雨。

　　我们五六个人合住一个帐篷,帐篷里铺上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面再放棉被。那时虽已进深秋,蚊子不多了,但老蛇还在活动,不可不防。因此我们在帐篷周围压上了一圈泥土,把帐篷压得牢牢实实、稳稳当当,既能防蛇又能抗风,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大约进山七八天左右,天突然变脸了。下午的太阳就时有时无,天空的云层不断增厚,空气也显得沉闷凝滞。睡到半夜时,我们突然被一阵金属声惊醒,赶忙爬起来,一出帐篷,就被狂风夹带豆大的雨点打了回来,紧接着就见偌大的帐篷竟被连桩拔起,飞出几十米远,斜挂在杂树上,那些锅碗瓢盆们还在山坡上不停地跳舞,金属撞击石头,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山谷里回旋。我们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紧紧地抱着身边的树木不敢松开。

　　这一阵妖风足足刮了半个多小时,方才停息。等我们缓过神来,一看“营盘”,已是一片狼藉。帐篷里的稻草和衣被什物有的挂上了树梢,有的不见了踪影。风停了,雨还在下,天空仍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能抱成一团,一任凄风冷雨淋头浇身,浑身发抖无所适从。

　　天亮后,我们满山遍野找东西,还是丢了不少也坏了不少。五六个人几乎全都得了感冒。

　　木柴砍得差不多了,就要开始烧窑了。老实说,我们都是不信鬼神的,可那一天,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神秘了起来,年纪最大的老卢还特地买好了一挂鞭炮。上工的时候,鞭炮一响,我们都向天空作了三个揖,祈求老天保佑,不要把我们埋在炭窑里,毕竟我们谁都不愿意当张思德第二啊!

　　烧炭的第一道工序是架木柴。窑小而低,木柴要一根接一根传递进去。我个头最小,所以在最里面。那时我是边架边发抖,要知道这毕竟是一眼别人遗弃的破窑啊,谁知道到底牢不牢呢?没准木柴没架完,人先光荣了,那才真的不值啊。我还小,年还没过够,还想多吃几顿年饭啊!每次从窑里出来时,我都庆幸不已。后来看《三国》,每每看到孔明摇着鹅毛扇,神秘兮兮地说“我命在天”时,我就会相信天意是有的。

　　没有师傅,摸索着做的事总是不可能顺利的。我们连烧了三次,才基本掌握了火候,在恰到好处时关门封顶,泼水降温,这样烧出来的木炭质地较好,废头不多,达到了易燃、耐烧、无烟的效果。后来我们又找了几眼旧窑,同时工作,加大了产量。也真的塌过一次窑,好得那是在装完窑之后,人都撤了出来,只不过浪费了一窑的木柴。到冬天来临之前,我们已经为设计院提供了数千斤木炭,不仅解决了全院取暖过冬的问题,还节省了一笔不小的资金,受到了院领导的嘉奖。

　　直到现在,我只要一看到木炭,就会想起少年时烧炭的那一段经历,我所得到的,不仅是“劳其筋骨”的磨炼,还悟出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道理。

　　朱法元 1956年生,江西修水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散文学会发起人和创建者之一,江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蓦然回首》《寒秋一叶》《沉静的山歌》等。

　　责任编辑 许 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