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二十八年前了吧，那时我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小有名气，但还少有外地的刊物专门来上海向我约稿。一天，从南昌来了一位编辑跑到学校里找我。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这是一位清瘦文雅的编辑，年纪比我大一点，说话轻声轻气，似乎还有一点腼腆，但态度非常诚恳。我们在校园里见面，在学生宿舍的走廊里互相介绍。他自我介绍是《百花洲》的编辑，名叫洪宜宾。他说他一直关注我的诗歌和散文，希望我为《百花洲》写稿。说实话，我有点受宠若惊，没想到我的文字会这样被人注意，还这么老远地专门赶到上海来约稿。对这样的诚意和盛情，怎能轻慢应付呢？我很认真地写了文章寄给洪宜宾，他收到后马上回信，鼓励称赞我的文字，很快编排发表。后来我才知道，洪宜宾也是诗人，笔名洪亮，诗风典雅，讲究意蕴和音律，情感深挚，一如他的为人。他是上海人，“文革”前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作家和文学编辑。此后，洪宜宾经常来信约我写稿。记忆中，我为《百花洲》写过诗，也写过其他文章。每次洪宜宾都热情地回信，从不耽搁，并以最快的速度发稿。后来他又来上海找我约稿，我很想请他吃一顿饭表示感谢，但他却怎么也不肯吃我的饭。他说，你还是穷学生，吃什么饭，还是我来请客。我当然也不答应他请客。结果，是他到我家里来看我，还带了礼物送给我父母。他是那种认真奉献却不求回报甚至拒绝回报的人，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而这一切，对他来说是那么自然。一个作家和一家刊物的关系，其实就是和一位熟悉的编辑的关系，而这位编辑的风格，就成了作者心目中这家刊物的风格。在我的记忆中，《百花洲》是美好的，我发自内心地感觉到她的亲切和慷慨无私。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萌芽》的编辑，负责编辑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仍然和《百花洲》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一个事件，值得一提。那是在1983年，我看到叶永烈发表在《福建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写一位流落国外的音乐家爱国思乡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以钢琴家傅聪为原型创作的。当时傅雷的《家书抵万金》已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他和儿子傅聪的通信，感动了无数人。我想，如果写一篇傅雷和傅聪的报告文学，一定能引起无数中国人的兴趣。我找到叶永烈，请他为《萌芽》写报告文学。叶永烈一口答应，并雷厉风行，马上到处找人采访，很快就写成一篇有分量的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和傅聪》，其中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情节。我也以最快速度编发，准备在年末的刊物上头题推出。但在刊物付印之前，却横生枝节，因为主编认为内容可能犯忌，将此文送审，结果被搁置，没有了下文。我当时非常愤懑，但又无奈。情急之中，想起了《百花洲》。我和洪宜宾通电话，谈了这篇报告文学的大致情况，问他是否能发。洪宜宾给了我简短的回答：“你快寄来，我们力争发。”我把《家属抵万金》的清样寄给了洪宜宾，很快，此文就在《百花洲》以头条位置刊出。这篇报告文学，当时曾引起强烈反响，很多报刊转载，傅雷和傅聪的故事被广为流传，而叶永烈也从此开始了他的纪实文学的创作之路。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百花洲》是一个正直仗义的朋友，是一个有勇气也有智慧的朋友。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百花洲》经常在庐山举办笔会，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作者。我曾经被邀请参加《百花洲》的笔会，上过庐山，同行的还有肖复兴和罗达成。洪宜宾和《百花洲》的其他编辑们，陪着我们跋山涉水，欣赏美景，那是一些难忘的美好记忆。
我想，我的文字，在《百花洲》发表的作品中大概并不显眼，但这本刊物对我来说却非同一般，我觉得她是我的知己，是我的挚友，尽管最近几年很少为《百花洲》写稿，但情谊是不会消失的。现在，《百花洲》迎来了她的三十岁生日，我衷心地祝愿她在而立之年重振雄风，集聚更多作家，吸引更多读者，在中国文坛赢得她应有的一席之地。
赵丽宏，散文家，诗人。1952年生，上海崇明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六十余部，有四卷本《赵丽宏自选集》行世。
责任编辑 许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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