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翻看了1983—1984年的日记，看到了当初和胡辛交往的几条原始记录，觉得有些意思。作为这篇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我想就从这几条记录入手，来回放一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篇让胡辛成名、改变命运的短篇小说出炉、获奖的过程，为纪念《百花洲》创刊三十周年活动，增添一点热闹的气氛，也为胡辛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下面，就是1983—1984年我日记中的几条记录和我的说明。
一九八三年
七月一日晴（五）
上午阅稿。后接待胡清，谈短篇修改。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江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百花洲》当编辑，负责编小说稿。记得那是1983年春夏之交，出版社同事转来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署名胡辛。审阅了这篇小说后，我感觉基础相当不错，尤其是小说中四个四十岁女人之一的山村女教师柳青的事迹令我感动。当然，以编辑的挑剔眼光和对作品的精益求精，我觉得这篇小说还有可修饰和提高的地方，于是就约作者来编辑部谈修改意见。这天，胡清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有了第一次见面。交谈中，我才了解到，胡清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是老五届大学生，现在江西省商业学校任教，文学创作是她的业余爱好，胡辛是她的笔名。
七月十三日晴（三）
上午……医院回来之后，接待作者胡辛。
这天，胡清将《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修改稿送来。修改之后的作品更臻完好，可以采用。
七月二十八日晴（四）
编稿，《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当时，我正在编发《百花洲》1983年第六期的稿件。《百花洲》是双月刊，单月出刊，第六期要在11月上旬出版。当时排版是铅排，印刷周期长，要提前90天发稿。那期的《百花洲》准备发三部中篇和一个短篇。短篇来稿很多，编好的存稿也很多，每期上哪几篇，由主编汤匡时先生决定。编完《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之后，我送给主编，建议第六期刊用，原因是这篇小说确实不错，有分量。汤主编终审后，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将准备发的其他短篇小说稿继续往后摆，让胡辛的这篇上第六期。这样，1983年11月上旬，《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就与读者见面了。
十二月三日晴（六）
上午接北京《小说选刊》编辑部电话，通知我所编发的胡辛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被该刊选用，发八四年第一期。
《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当时在全国发行量大，又具权威性。作品能被它选登，是作者的幸事，也是原发刊物的幸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刚刚发表，就被选登，更是幸事。我和《百花洲》编辑部的同事们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子。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获悉，那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偶然发现”和极力推荐的结果（因为我们每期的刊物都寄给许多著名作家）。那生动情节，在王蒙先生为胡辛长篇小说《蔷薇雨》和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崔道怡先生为胡辛小说集《这里有泉水》所写的序文中，有详细的描述。王蒙写道：“大概是1983年吧——岁月匆匆，往事重叠，‘数字也变得愈来愈模糊了。那天黄昏等待晚饭的时候，我坐在一张低档次的人造革面长沙发上，顺手打开了新寄到的杂志《百花洲》，读到一篇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那种真实的生活气息，真实的艰难和痛苦，那种历尽坎坷仍然真实、仍然活跃着的一颗颗追求理想、挚爱而绝不嫌弃生活的心感动了我。也许这样一种心地被一些人认为‘过时了，而又被另一些人认为不合标准。读到那位身患绝症的教师柳青——是这个名字吗？——的故事的时候，我落泪了，我推荐了这篇小说，我记住了这篇小说的作者的名字——胡辛。”崔道怡则写道：“那天，198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王蒙接到了《百花洲》第六期，便顺手翻阅起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题目吸引了他，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鬼使神差地邂逅使他饶有兴味地读下去。‘柳青的性格和命运感动了王蒙，当晚就打电话给葛洛，向《小说选刊》推荐这篇‘新人新作。”葛洛先生当时任《小说选刊》主编。
一九八四年
元月四日晴（三）
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为《小说选刊》八四年第一期转载，并列短篇小说之首。今《人民日报》登出广告。胡下午来电话再次感谢。
元月五日晴（四）
上午胡清来访，送糖表示感谢。下午上班将糖分发给编辑室诸位。
送糖果表示喜庆之事，表示感谢之意是百姓的通行做法，胡辛也没例外。当时，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单纯。这么大的一件事，送包糖果，表示谢意，仅此而已。
元月二十日阴（五）
上午看稿。收到涂吉安从北京来信，告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经初选已列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候选名单之内（计三十篇）。将情况告诉编辑部诸同志。
……
晚与晓风一起给北京挂电话，未通。下午，汤给吴泰昌挂了电话。
元月二十一日晴（六）
上午继续与北京通电话，给缪俊杰、李国文、朱春雨挂电话，仅缪的通了。中午阿桂给国文通了电话，给蒋子龙打了电话，希望关心评选。
涂吉安先生当时是《星火》杂志副主编。《星火》刊登的湖北作家楚良的短篇小说《爆炸即将发生》也是一篇优秀之作，反响也很大，极有入选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可能，江西省文联和《星火》编辑部的领导为此到京了解评选情况。因为是本省刊物的同仁，又是朋友，所以很快将评选信息传来。
真是好事接踵而来，编辑部自然又是一阵兴奋。如前所说，那时，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影响巨大，一批新作者因获此奖项而一举成名，原发刊物因所发作品获此奖项备受上级领导、作者和读者的青睐。得到信息后，我们不敢丝毫懈怠。汤主编亲自出马给《文艺报》吴泰昌先生挂电话了解情况。后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桂晓风先生，当时与我同在《百花洲》任小说编辑，我们都叫他“阿桂”。《百花洲》通过举办“庐山笔会”，结识了一批作家朋友。我们赶紧行动起来，与北京的作家朋友们通电话，进一步了解评奖信息，争取好的结果。
元月二十四日晴（二）
下午胡清来访，带她见祝、汤。
祝，祝方明先生，时任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分管文艺编辑室和《百花洲》；汤，汤匡时先生，时任文艺编辑室主任、《百花洲》主编。这是胡辛第一次与祝、汤两位领导见面。胡辛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两位领导对胡辛表示祝贺，并勉励她继续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二月二十五日阴（六）
获悉《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已经评委投票，被评中，获奖。
粉碎“四人帮”后，文坛复兴，新人新作层出不穷，为此，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每年一届。评奖十分规范。初选、复评，最后经评委无记名投票，选出获奖作品。当年优秀作品数量多，评委们都要反复斟酌，好中选优。不是过硬的优秀作品，难以入选。崔道怡先生后来对此有一段回忆，他听了王蒙先生谈对《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评价和感慨后，“受到感染，回编辑部赶紧找来看，果然不错。读到学生们为柳老师‘送行，不禁鼻子发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会议期间，评委们也大多赞赏。经过无记名投票，《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当选了”。
三月十四日阴（三）
晨六时三十五分回到南昌。
回家稍事休息之后，即上班。领导通知我参加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因我编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获奖。
上午给《小说选刊》挂电话。办理借款事项。
1984年3月3日晚，家父因病在福建南平去世。第二天，我得知消息后，当晚，就乘火车回南平奔丧。为父亲办完丧事、做完“头七”后，我正准备和老母亲待上几天，安慰安慰她老人家时，编辑部来电话，要我赶快返回南昌。我还沉浸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之中，回昌后才知道要我陪同胡辛一起上北京领奖，心情略为开朗起来。
三月十六日阴（五）
准备赴京。上午给《小说选刊》挂电话，联系住宿。
晚，胡辛夫妇来访。准备行装。
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赴北京。
陪同胡辛上京参加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大会的，除了我，还有桂晓风先生。在火车上，我们又遇到了江西省文联副主席舒信波先生和《星火》杂志的女编辑余敏。因为《星火》刊发的湖北作家楚良的短篇小说《爆炸即将发生》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们也是赴京参加颁奖大会。所不同的是，《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是本省作者在本省刊物上发表而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第一部作品。此前，江西作者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也荣获了这个奖项，作品发表在北京的《十月》杂志上。
1984年3月19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电影厅举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授奖大会，给获奖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金。
颁奖大会结束后，我们回到南昌。不久，省里在省文联又召开了庆功座谈会。省领导万绍芬等出席了座谈会，对我省文学刊物在一年内有两篇作品荣获国家大奖，向作者和《星火》和《百花洲》编辑部表示热烈祝贺。
1984年，根据《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又荣获了第五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
录上面的这些日记，作上述的这些说明，让我仿佛又回到二十多年前。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开始，二十多年来，胡辛从一位普通中专的教师、业余作者成长为一位重点大学的教授、全国知名女作家，不仅在文学创作，而且在影视创作和教学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她是新时期千千万万业余作者中的幸运儿之一。胡辛的成名和成功，固然因了她的天分、她的勤奋、她的执著，因了时代赋予的机遇，因了像王蒙这样的文学大家的提携，然而在发现她、扶植她、成就她的过程中，《百花洲》依然功不可没。正如崔道怡先生指出的那样：“最先‘发现胡辛的是《百花洲》的编辑们。”
周榕芳，男，福州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7月起，历任《百花洲》期刊编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江西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等职，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江西省编辑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许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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