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　楫

　　1981年8、9月间，刚创办两年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百花洲》，在江西庐山举办了首届笔会，名曰“庐山笔会”。弹指一挥间，二十八年过去了。可是首届“庐山笔会”那以文会友、编创和谐的情境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

　　《百花洲》编辑部为什么要举办笔会？又为什么要选择庐山作为笔会的举办地呢？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随着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胜利召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残的我国文学园地，得以复甦，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老作家焕发青春，新作者崭露头角，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加上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使得获奖者一夜成名，蜚声文坛，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文学创作界一派繁荣景象。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大型文学双月刊应运而生。北京的《当代》《十月》、广东的《花城》、江苏的《钟山》、安徽的《清明》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加上老牌的上海的《收获》，不下十多个。更有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老的和新创办的文学月刊，遍布全国各地。进入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吸引知名作家、争夺优秀稿源、争取更多读者的竞争态势逐步形成。而竞争的手段之一，就是一些有影响、有实力的刊物纷纷举办笔会。由刊物编辑部选择一个旅游胜地，向作家发出邀请，包吃包住包差旅费，到笔会写作，来胜地游览。这样，一来加深了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了解和感情，为今后的组稿提供了基础；二来为作家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环境和条件，如有参会作家的作品在笔会期间完成，首先会考虑给举办笔会的刊物；即使在笔会上未能完稿，只要编辑盯得紧，作家也不会失信。效果着实不错。面对这种形势，作为刚创刊不久的《百花洲》自然不甘落伍。为了办好刊物，为了提高刊物的知名度，为了吸引读者，为了刊物今后的发展，编辑部决定：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也来办个笔会！

　　我们的优势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办笔会是要一大笔开支的。《百花洲》当时隶属江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没有实行单独核算，出版社领导答应出这笔钱。二是编辑室同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对作家的诚意。办笔会组织工作特别复杂、繁多，大家表示一定齐心协力，办好首届笔会，办出特色，收到最好的效果。三是选择庐山作为笔会的举办地，很有优势，对作家有极强的吸引力。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作为千古名山，庐山不仅有秀美的自然景观，更有丰富的人文景观。且不说历代有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足迹、留下佳作，令人神往，仅是近现代她成为名人别墅“博物馆”、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两次中央全会的召开地，发生过多少让人惊叹的历史故事，就足以引起作家们了解和研究的欲望和兴趣，来做一回“庐山客”。后来的事实一再证实了编辑部判断的正确。

　　这里，还有一些背景需要作交代，那就是当时正兴起一个庐山旅游热。除了上面所说的庐山自身的因素外，还得益于电影《庐山恋》的热映。这部电影由江西剧作家毕必成编剧，著名导演黄祖模执导，青年演员张瑜、郭凯敏主演，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爱情片”，１９８０年在全国上映之后，立即受到观众的好评。影片中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庐山秀丽奇特的山水风光，甚至女主角张瑜在表演过程中先后换穿了几十套服装，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而作为影片中故事发生地和外境拍摄地的庐山，更是成为不少人心目中向往的地方，成为他们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尤其是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更是把庐山当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福地，纷纷上庐山来演绎自己的“庐山恋”。到了１９８１年旅游旺季，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观光客，使庐山的宾馆、酒店家家爆满，一床难求，以至于庐山管理局不得不将电影院和公交车的座位，在夜间开放，来解决旅客住宿难的问题。这进一步说明了当时庐山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再说，时值八九月，仍是暑热难当，当时家用空调还未兴起，而庐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一个天然的大空调房。来这里，可以一边写作，一边游览，一边避暑，对作家来说，何乐而不为？因此，编辑部相信，不少被邀请的作家，会接受邀请，来参加“庐山笔会”。

　　二

　　向作家发邀请信和联络工作主要由桂晓风负责，当时他是《百花洲》的小说编辑，大家都叫他“阿桂”（90年代初，他调北京，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阿桂为联系作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快，被邀请的作家就有了回音。有的明确表示接受邀请；有的则因为或接受了别家刊物的笔会邀请或手头工作放不下等原因，不能来参加笔会，表示歉意，但都希望今后有机会再来参加“庐山笔会”。到了临近报到的时间，参会作家还有变化。有的作家原先答应来，可临时有事又来不了，只好再联系其他作家，名单不断变更。直到收到作家出发或即将出发的信息，才算彻底定下来。

　　应邀参加《百花洲》首届“庐山笔会”的作家有二十多位，他们是：李国文、张贤亮、叶文玲、莫应丰、李栋、铁凝、罗旋、叶之蓁、竹林、张步真、陈世旭、陈可雄、陆星儿、彭荆风、刘心武、王润滋、中杰英、陈村、孔捷生、母国政、林斤澜（根据当时《百花洲》报道的名单）等。大体包含四方面作家：一是上世纪50年代就发表作品，并有影响，但在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或其他政治原因，被迫辍笔，历尽坎坷；沉寂了20多年，直到“右派”改正后，才重出江湖，重振雄风，并以佳作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如李国文、张贤亮、彭荆风、林斤澜等。二是“文革”后期就发表作品，“文革”后，其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荣获大奖（当时主要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新时期优秀中青年作家的代表，如刘心武、陈世旭、叶文玲、王润滋等。三是创作潜力巨大、前景看好的文坛新秀，如铁凝等。铁凝应邀参加“庐山笔会”时才24岁，在大家的眼里，还是个小姑娘。此前并未获过全国性的大奖，在保定的一家刊物当编辑，名声也不大。无怪乎她接到应邀参加笔会的通知时，以为《百花洲》编辑部搞错了。但是编辑部认为，从她已经发表的作品，尤其是发表在著名作家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作品《灶火的故事》，引起争鸣，后被《小说月报》转载来看，表明她是一位有创作潜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值得邀请。事实证明《百花洲》是有眼光的。“庐山笔会”一年后，铁凝在《青年文学》上发表的《哦，香雪》就荣获了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如今，她不仅成为我国著名的女作家，还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四是江西本省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陈世旭外，赣南的老作家罗旋也应邀参加了笔会。此后的各届“庐山笔会”都邀请了几位本省的作家参加，成了惯例。

　　三

　　1981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上述二十多位作家分两批上庐山。之所以分批上山，主要是因为山上宾馆床位紧张，另外，还要将就一些作家的时间安排。作家们到南昌集合，然后先乘火车到九江，再从九江乘汽车上庐山。第一批作家到南昌时，虽然已过立秋，天气依然十分炎热，空气湿度又大，那些从北方来的作家，感到很不适应。到达南昌的那天晚上，他们下榻在江西宾馆。到了下半夜，宾馆的空调停了，热得他们满身大汗，早早就起床，等待出发。见到我们，一个劲地说：南昌着实是“四大火炉”之一，亏得你们能够在这里工作、生活，实在佩服。熬过了南昌到九江这段路程，直到汽车开到庐山半山腰，凉风才扫掉一路燠热，带来了清凉。作家们一阵欢呼。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因为我们担心他们中个别年老体弱的作家受不了炎热，万一中暑了该如何是好？现在总算来到了清凉世界，总算把作家们安排在庐山当时最好的宾馆之一的芦林饭店住下了。到了第二批作家上山，时过白露，天气渐凉，尽管还有个别体胖的作家如中杰英仍然叫热，但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担心了。两批作家“会师”芦林饭店，合影留念，共进午餐，然后，第一批作家顺利下山。

　　当时，文艺编辑室共有9个人，除了个别人留守南昌外，其他人都陪第一批作家上了庐山。到山上后，参加完欢迎会后，一部分人又下了山，回到编辑部工作，同时准备接送第二批作家上山。所以留在山上接待作家、组织笔会的编辑也就四五个人，工作量是很大的，既要安排作家的伙食，又要陪同作家游览，为作家们提供优质服务。那时通讯手段十分落后，别说打手机、发短信，就是打个长途电话都很不方便。再说作家们家里也没安装电话。联络的方式主要是写信、打电报。我们常常要从芦林饭店跑到牯岭（尽管出版社十分重视笔会，从仅有的两部小车中，派出一辆旧吉普，上山来作为笔会用车，但是有时由于车子周转不过来，还是要靠双腿跑路的），为作家寄信、发电报。遇到个别作家身体不适，还要为他们买药。总之，只要作家们有要求，我们都要去办，并且让他们满意。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有诚心诚意地为作家服务，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从而建立起编创之间深厚的友谊，才能组到他们的好稿子。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四

　　每批笔会的时间约半个月，相对比较充裕。笔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见面欢迎座谈会。宾主相互介绍、参会的作家互相认识，气氛相当热烈。编辑部还向作家通报了笔会的活动安排，提出了注意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并希望作家们在笔会结束时，每人交一篇短文。欢迎会仅用了不到半天时间，剩下的时间，主要是留给作家们读书、写作、交流。读书和写作自然都在各自的房间里，我们不便打扰；交流却无处不在，或聚在某个房间里，或在晚饭后的散步路上。芦林饭店住宿楼前，摆放了许多石桌、石凳，每每读书、写作之余，作家们会聚在这里，交流文坛信息，交流创作心得。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又会被一段奇文，逗得哈哈大笑。这些交流，我们积极参与，来获取信息，来参与争论，来感受作家的风趣和睿智。

　　由于这些作家大多是第一次上庐山，本来也是冲着庐山的秀丽风光来的，因此，笔会会根据天气情况，穿插着安排作家们到庐山各个景点参观游览。作家们临如琴湖，踏花径；游锦绣谷，钻仙人洞；登大小天池， 爬五老峰； 穿杉林古道， 围抱三宝树……下到山南，作家们到东林寺拜佛陀，在白鹿洞谈读书，游秀峰的龙潭水，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马尾瀑，个个兴趣盎然，笑声连连，他们陶醉于庐山的奇山异水。北京来的作家感慨：景山在北京算一座山，可要搁在你们庐山，顶多算个小土堆；庐山随便切下一块，搬到北京，都是绝对的美景！听他们的笑言，我们自然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还选择晴朗的夜晚，和作家们一道，到“月照松林”听阵阵松涛，在牯岭俯看山下的万家灯火。作家们指点江山，谈古论今，其乐融融。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作家们游三叠泉。笔者曾在当时写的一篇散文中记录了北京作家中杰英游三叠泉的情景：

　　上庐山之后，他的游兴最浓。他那肥胖的身子对于登山爬坡是个沉重的“负担”，可这并没有减少他游览庐山美景的兴致。他花了三毛钱买了一根粗糙的手杖——他用英语唤作“史的克”——作为他的“第三只脚”，帮助他攀登庐山的险峰胜景。上庐山前，在北京，他的一位曾经登过庐山的老同学叮嘱他，到庐山后一定要去三叠泉，并说“不到三叠泉，枉为庐山客”——这是庐山民谣。他当时欣然应允，并说以相片为证。上山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撺掇着要去游三叠泉。后来，在游锦绣谷、五老峰时，他尝到了登山的滋味。每当看到他气喘吁吁，拄着拐杖的样子，就有人问他：还去三叠泉么？那可比这还更难登的！他呢，勇气不减，总是果断地回答：一定去！后来，他果真去了，果真在三叠泉留了影。尽管在返回的路上，他是一步一喘地爬完一千四百多级石阶，又几乎是数步一歇地走完漫长的山道。游三叠泉，用他的话说，几乎要了他的命。可是，他终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当时，参加笔会的作家中，又岂止中杰英一位感受到游三叠泉的艰辛和乐趣呢？真可谓：痛苦并快乐着！

　　在组织作家们游览庐山秀美的自然景观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作家们参观了美庐、庐山会议会址、芦林一号等富有意义的历史建筑。除了听这些景点讲解员讲解外，好几个夜晚，我们还请了几位长期工作、生活在庐山的文学爱好者，来讲述近现代发生在庐山上的历史故事和民间掌故。作家们对他们的讲述，听得格外认真，津津有味，还不时发问，追根究底。听到动人故事，作家们会开怀大笑，前俯后仰，袒露出他们童真一般的天性；听到沉痛事件，作家们会热泪盈眶，感叹不已，表现出他们反思历史的情怀。这样的谈话，从晚饭后往往一直持续到深夜。作家们反映，这是他们参加“庐山笔会”的一大收获。

　　五

　　近一个月的时间，笔会结束。两批作家先后下山。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相约着今后再见面，自然有一番动人情景。绝大多数作家向编辑部交了他们撰写的短文（个别人后来补交），这些文章情真意切，不少可称得上美文，都发表在当年的《百花洲》第五期上。这是笔会的收获之一。更重要的收获是，编辑部与这些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方便了今后向他们组稿。而有些作家还主动地将他们的作品或书稿交《百花洲》发表或给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家中，有的后来成为中国文坛上很有威望的大腕，常常担任文学大奖的评委；有的走上了文学界的领导岗位，成为文联、作协、文学报刊的领军人物。他们经常向编辑部通报文坛的最新信息、评奖动态；协助编辑部召开各类座谈会，介绍更多的作家了解《百花洲》，扩大刊物影响。这些都是“庐山笔会”的长远收获。

　　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6、7月间，《百花洲》编辑部又举办了第二届“庐山笔会”。蒋子龙、陈国凯、张抗抗等二十多位著名作家应邀参加。这也充分印证了首届《百花洲》“庐山笔会”的成功、她的影响力和她的吸引力！

　　责任编辑 许 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