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真

　　1979年，改革开放，我国揭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历史时期的序幕，和风解冻，给文学和出版事业带来了春天。《百花洲》于这年8月份破土而出，创刊号印行五万本，由新华书店发行，有几家媒体包括一份香港报纸报道介绍，受到读者欢迎，很快销售告罄。

　　10月份，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我们送去的三百本《百花洲》由大会秘书处分赠各代表团。与会的旧雨新知多向江西的代表表示祝贺。我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时的老领导包文棣同志紧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脸说：“怎么你们也会办起这样一份刊物？”嘉许中含着言外之意：无论就经济还是文化来说，与其他省市相比，江西都居中下流，怎么可能会继《收获》《当代》和《十月》之后，也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大型文学期刊来？对此，说实话，作为这个刊物的主要创办人，我也几乎莫名其妙。我只知道，在“文革”以前，这确实没有可能，因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作为一个地方出版社，执行“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三化方针，所出图书不能跨省发行，遑论办一份面向全国的文学期刊！而今天，三十年后的今天，办这样一个刊物，得先调查、论证、成立筹备机构，再向上面报告、申请，再等待研究、批准、行文、发给刊号，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197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早已在“文革”中被砸烂，社房被其他单位占去，人员都下放各县农村，只留下两三个造反派头头和几名“罪行”较轻的“牛鬼”等共十来人，并入了江西新华书店。6月份，省委才批准江西人民出版社恢复建社。1978年在书店编辑小组的三人已在轮流编一份革命文艺丛书，分别定名为《踏遍青山》《春雨江南》《长江之歌》，每本十二万字左右，不定期出版，作品不付稿费，主要是为省内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提供一块发表创作的小园地。1979年3月间，又轮到我编辑时，惊喜地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创办的《当代》，不想北京市作家协会也竟然接踵出了大型文学期刊《十月》，所刊作品明显打破往日禁忌，创作题材扩大，贴近现实生活，让人读来感到阵阵春风扑面。由此而不由得想到，榜样就是指导，榜样就是前驱，我们何不把待编的文稿再扩充一点，也来编辑这么一份期刊呢！编辑小组开会时一提出，干工作向来不缺闯劲的编辑小组负责人喻建章当即表示同意。事情就这么简单，一下拍板而定。我也就立刻行动起来。

　　出一本好书，关键在于有一位好作者。办好一份面向全国的期刊，关键在于得到各地知名作家的支持。要不，编辑不是无米为炊，就是书刊出版了也读者寥寥，或者形同一堆废纸。当时，我首先去拜望和组稿的作者是我敬重的俞林同志。他在前不久才从秦城监狱给放出来，还没分配新的工作，住在象山南路的赣剧院宿舍。他知道我们也要办文学刊物，十分赞赏，多方鼓励。告别时，大概因为高兴，他从四楼一直把我送到临街的大门口。之后，我就出差去上海，找我过去的老同事、作家刘金同志，他当时任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处长。除了答应以后给我们寄稿之外，他还热情地给我写了几份介绍信。我持信去拜访了茹志鹃和胡万春等几位沪上著名作家。施蛰存先生是我50年代初就熟悉的文坛前辈，但“反右”后就没有联系。1958年夏天，我在上海一条小街上与他迎面相逢，他显得局促不安，唯恐连累我什么似的。我说有一本向他借的英文小说选还没有还给他，他连说不要了不要了，就匆匆摇手离去。20年后又到他府上，见他苍老了不少，不过仍然精神矍铄，谈兴十足。他楼下一层和二楼的一半被人占去，还没发还，我们是在二楼的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间里会的面。他答应一定会给《百花洲》写稿之外，还主动提出，值此各种图书在“文革”中遭到焚毁而搞得全国大闹书荒之际，他可以很快为我们代编一套小型的文学丛书，包括他从前编辑过的一些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欧美的名篇名译。这就是在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百花洲文库”，四辑共四十本，后来果然深受读者欢迎。我也专门写了一篇介绍性的短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巴金先生那里是一定要去的，我以前见过他几面，估计他已不会留有印象，因此特地拖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汤永宽兄一起去他家。没想三言两语说明来意，他就一口答应了，只是《随想录》已让另一家出版单位独家包去，但他可以另写一篇。回到南昌后迟迟没见稿子寄来，我就打电话给巴老的弟弟李济生先生，请他帮我催促一下。结果他亲自跑到巴老家中，直接取过放在书桌上的那篇刚写好的《关于〈父与子〉》，给立刻邮寄了来。另外，如孙用、戈宝权、劳荣、陈学昭和萧乾等许多老师和师友处，我都分别去了约稿信。正因为这样，匆匆上马的《百花洲》创刊号上的著译者，几乎全是我的熟人或朋友。只有其中一篇评论稿，是王志斋同志在南昌组的稿。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编辑，这些组稿活动，也是任何一个编辑都在这样做的日常工作。现在因《百花洲》创刊三十周年而要谈些感想，我也只能拿这些事例来作个说明：正是因为广大作家特别是老作家们从“四人帮”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艺术的创造力得到释放，他们都衷心拥护改革开放，支持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新的条条框框，《百花洲》和后来其他一些同类期刊能不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吗？！说到这里，还可顺便举个例子：《百花洲》创刊号的封二发表了画家章仁缘的油画《小平同志在南昌》，编辑小组一致觉得很好，但油画的政治性很强，大家认为应该送审，却又犹豫不知该送什么人审才好。待刊出后，我们才听说去年中央已有决定，今后不许宣传中央领导个人，很是忐忑不安。没想到这一来倒成了一幅我国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有关小平同志的画作。

　　《百花洲》上了马就得继续办下去，不增加编辑人员，没有一个固定的编辑部是不堪设想的。忙于为复社而在外奔走的老喻，只好在一次编辑小组会上，指定我为《百花洲》的主编，朱焕添和陈俊山为编委，从旁协助。这样，三个人就可以商量编务，分头各做一些组编工作；但是我们仍都另外各有编辑图书的任务，三个人加起来，实际上也只有一个半人，还是困难重重。幸好不久领导送来及时雨，省计委给江西人民出版社批下了一百名事业人员的编制。在1979年底，我们正着手编辑《百花洲》第三期稿子时，祝方明同志从下放农村回来，被任命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我被任命为文艺编辑室主任，《百花洲》成了编辑室所辖的一个机构；同时很快地先后调进了一些编辑同志，如洪亮、桂晓风、蓝力生、周榕芳、展锋、吴灌、许洁等，人员逐渐充足，刊物逐步正规化。聘请了专人设计，开始有了插图。并从1980年7月起，改由邮局发行。1982年起，又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原来每期300多页改为固定的260页，每期的发行量扩大到十一二万份。

　　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图书。当时我们文艺室出版的书每年共有五六十种，我作为室的负责人，除了处理《百花洲》的编务，自己又编辑翻译书稿，还要和朱焕添一起复审近二十来名编辑所交上来的全部书稿。祝方明同志分管文艺室兼《百花洲》主编，但他很忙，规定只审我们提出的认为可能有问题的疑难稿件，因此实际上的全部复审和终审工作都落到了我们肩上。而我们又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出席各种会议，要不断接待作者，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真正还能余有多少时间可从事本职工作呢？！因此，对大部分书稿，我在复审时只能翻着抽看一点儿，审阅一下前言、后记及内容简介等要害部分，作出个总体判断就签字付印，极少能从头到尾细读一遍，换言之，是完全依靠责任编辑。一个称职的编辑，总是从提出选题、组稿、对书稿作出评价、进行编辑加工、撰写内容简介到图书出版后推广介绍，都可一手包办，不需上级领导操心费神。只有不称职的“丫丫糊”编辑，从作者手中取来稿子，才会只是填个发稿单过个手。如果过手时作些自以为是的增删，结果反而给复审、终审带来麻烦，给校对等等后续工作造成困难。因此，实话实说，《百花洲》后来之能办得更有起色，发表的一些作品，有的得了奖，有的在《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报告文学选刊》等选载，主要都是各位编辑的功劳，因为《百花洲》的编辑绝大部分是称职的编辑。出版社规定书稿实行三审制，总编辑负责，出了好书，有了荣誉，有的总编就把它揽到了自己身上；反之，出了坏书、坏作品，全要社长或总编负责。若要实事求是地说，这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归根结底，在金字塔式的初审、复审和终审的结构下，总编要全部真正终审所有书稿，首先他的时间就不容许他做到这一点。

　　编辑必须多方联系作者，熟悉作者，并诚恳待人，与作者交朋友，才能开拓稿源，充足稿源。要编好一本刊物，编辑决不能像当铺的朝奉那样，整天蹲在柜台上，等待顾客自动送稿上门。这一点，在80年代初，大致已成为《百花洲》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共识。从1981年起，《百花洲》每年都举办一期或两期“庐山笔会”，由编辑推荐、联系，最后编辑部发函邀请各地的知名作家或文坛新秀参加，每期十天左右，让作家们欢聚一堂，互相交流创作经验，给《百花洲》提改进意见和建议，与编辑同志一起游山玩水。如一位作家后来撰文所说的，尽可能使笔会“十天的生活像花的原野，色彩缤纷，生气勃勃”，让大家感到不虚此行。这种笔会一连办了8年，到1989年因政治风波停办，后来到1991年又办过一期，先后与会的作家、评论家近200名，如李国文、张贤亮、刘心武、莫应丰、张弦、林斤澜、彭荆风、蒋子龙、陈国凯、中杰英、古华、谭谈、陈世旭、温小钰、戴厚英、张抗抗、叶文玲、铁凝、竹林等都来过，《百花洲》对他们的支持深为感谢。作家们后来也多给《百花洲》不绝地惠稿或介绍稿子，分别和多位编辑结下深厚友谊。

　　三十年过去，多少往事都已从记忆的屏幕上暗淡和消逝，当年庐山笔会时一些场景，却至今还会在我的脑际不时闪现。一次吃晚饭，隔壁圆桌上的作家，突然都号啕大哭起来。我赶忙过去，才知是部队作家彭荆风因为席间谈起彭德怀元帅的庐山冤案，大家由此联系到“文革”中各自的不同遭遇，不由得悲从中来，一个个都哭得眼睛红红的。大概是那个场面太令人感动和震惊，因而使我从此对荆风更添一分敬意，迄今还与他保持着万里相隔的友谊和相互问候。文章精彩、谈吐迷人的林斤澜，在庐山宾馆的一个晚上，突然提了半瓶酒和两个杯，邀我到休息室作过一次开心的长谈。1986年的秋天，我们俩竟然受同一个主人邀请，在山西太原不期而遇，彼此一见不由地惊喜得一起拍手，“他乡遇故知”，真是不知其乐几何！铁凝在座谈会上说，她上班时看到办公桌上放着《百花洲》寄去的邀请信，拆看了都还以为是搞错了人，这信怎么会寄给她这样一个无名之辈的呢？话说得谦虚又天真，因为她当时确实还是个小姑娘，是参加笔会的作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我送给她一只在山路上捡来的小螃蟹，她回去后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我曾有一只小螃蟹》，据说后来还编入了高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本。第四次作代会时，是她第一个在1985年元旦的清晨从京西宾馆的那一端到这一端，给我打来电话。也许是经常偶尔会记起这些点滴往事吧，以致我后来形成了一个想头：我国自古有以文会友的传统，大诗人李白因为应邀游览桃花潭，才写下了名篇《赠汪伦》；名句“生平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咏传千古，是因为它热情主张名人名诗还要大家广为宣传和传播。现在各个出版社属垄断企业，经济条件都较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何不多举办一些像这样的有百利而无一弊的笔会呢！

　　《百花洲》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头那十年，每期都以相当的篇幅刊登外国文学作品，1980年和1981年还都增刊出一期“外国文学专号”。这当然与编者的爱好和认识有一定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把一切外国文学作品都视为“封、资、修”，一概揭发、批判、声讨，可又说不出什么道道，翻来覆去地鼓噪和吼叫的，无非是“吃了牛肉会使我们自己也变成牛的”那一套罢了。至少，作为以前曾是一名外文编辑，又从事业余翻译的我，在这一点上始终并没有因此而被触及灵魂。我仍然相信鲁迅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要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学新思潮等一切有用的好东西，促进我国新文艺的新生和发展。改革开放就要开阔眼界，了解世界。通过外国文学作品，读者可以看到各国人民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实际，了解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外国文学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彩和创作手法的千姿百态、生动活泼，更可对照出“四人帮”的“假大空”创作教条下出笼的一些御用作品的僵化和单调。这些浅显的常识读者是都知道的，要不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人去书店排队争购新出版的外国文学书刊。

　　我担任编辑工作连续四十年，现在回眸往事，留下一些印记的，是在我的书架一角还列着为数不多的几本书。我经手编辑的书，远不止这一些，因没有什么保存价值，都没有保留下来。由此常让我不由得慨叹虚掷岁月、人生不再。因为我们的共和国以前总是不断地搞运动，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编书像编报纸似的配合当时的全民大合唱，待运动一过，那些书也就随即湮没了。但也正因为此吧，使我感到庆幸的，是还让我在工作岗位上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也就是《百花洲》创刊后的十年。在那十年里我干了些什么？也就只是那么点事，可要交代的大致已在这篇小文中交代了吧。但又似觉言犹未尽，很不全面。我说改革开放带来了春天，春天来了农民都高高兴兴地春耕播种插秧，工作很辛苦，但心里高兴，也就乐在其中。只是春天乍暖还寒，他们不免有点担忧，唯恐寒潮突然降临。这是比方，在把编辑比作迎春垦播的农民。那我们编辑的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唯恐又突然搞什么运动。后来这种运动在80年代还果然又来过或差点来过两次，一次还派来了驻社工作组。这倒不怕，因为我们自觉拥护和遵守改革开放的原则，白天不做亏心书，夜里敲门心不惊。但说不怕，心里还是怕的，怕什么？怕一搞运动就必定又会出现一批火线立功的“勇士”，有理也说不清。幸好，没几天工夫，很快雨过天晴，运动戛然停止，工作组悄悄撤走了。丽日中天，谢天谢地，真是感谢党中央啊！现在为什么还要补上这么点回忆呢，因为曾听说，90年代吧，还有什么人向上级打了报告，说80年代的《百花洲》上发表有×××等的那么几篇毒草作品。我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好一笑置之，因为年纪到了，我已在1990年退休，安度晚年了。

　　汤真，原名汤匡时，原江西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江西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马其顿纪实》《美国行》。译著有长篇小说《家庭纪实》（三部曲）、《喀尔巴阡山狂想曲》《黑钻石》《黑面罩》及《肖洛姆—阿莱汉姆幽默小说集》等近30种。其中《战国》获1981年江西省社科优秀论著甲等奖，《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合译）获中国第十一届图书奖。

　　责任编辑 许 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