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坚

　　我从东京乘10点50分的新干线前往京都。有座位号的票是13200日圆，将在下午1点10分到达。东京的朋友说，在京都停车的时间只有两分钟，我便有些忐忑。中国生活的经验，那时候车厢里全是慌忙取过行李夺路而去的人，也许就因为互不相让而挤在过道上耽误了下车。我带着一只箱子、一个提包、一个背包，如何了得啊！但上了车，发现行李架并不能放大型的箱子，而大家也不把箱子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死死守着，而是集中放在车厢口，那里有一个专门放大型行李的架子。下车的时候再去取，车停的时候也不会有人跑去看是不是有人带走自己的箱子，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放在那里的箱子并不多，两三个而已，很少有人进行我这样大辎重的旅行，乘客大多只是带着一只公文包，提一个纸盒子而已。起初我不知道那纸盒子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是便当，就是日式快餐。便当打开，几个格子里装着米饭团、生鱼片、鸡蛋羹、生菜。大部分人西装笔挺，吃便当的方式也差不多，滴水不漏，低头各自吃尽，然后将盒子收进塑料袋，送到垃圾箱去。绝没有杯盘狼藉的情况，也没有人说话。列车奔驰，只听得见列车撕开空气时产生的巨大摩擦声。我已经是第二次乘坐新干线，从来没有听到谁高谈阔论，或者躺倒歪斜彻底放松，大家最多就是彬彬有礼地小寐一下或者看书看手机短信看电脑，风景是没法欣赏的，速度太快，一闪即逝。一眼看去，车厢就像一个大公司的工作间，新干线完全是一趟工作快车，没有丝毫的旅游气氛。列车的滚动条屏里精确地告诉乘客这是开向某地的某次列车，途经哪几个站，洗手间在第几个车厢。之后就滚动简要新闻，我看得懂这些汉字：物流、億、販、技術、知、住友銀行、逮捕，以及一个调查：中学生可以在0.7秒内记住9个数字。坐在我旁边的男子已经吃完便当，看了一眼手机，很礼貌地睡去。他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秃顶，西装，黑色领带，戴眼镜，黑皮鞋擦得雪亮，就像两辆拴在脚髁上的微型丰田轿车。

　　在公元794年到1869年之间，京都是日本的首都，叫做“平安京”。持续了1110年的首都，够平安的了，这是日本历史的特征，很少曲折，不像中国历史这样巨大的动荡，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许多人给我说，京都如何地古老，如何地就是唐代中国长安的缩影。一路上我总是想着长安的样子，许多诗句涌现出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播音器里响起了日语，那是报道一个车站就要到了，已经1点钟了。从时间上看，这个要到的站应该就是京都，但我看见窗子外面只是一片原始的水泥森林，一直排开到遥远天空的尽头，哪有半点长安的影子。迟疑片刻，飞快地收拾，然后向着车厢口奔去，拖出箱子，我奇怪地以为全车人都是到京都去的，并没有其他人下车，唯我而已，我肯定已经成为这一路下车者中动静最大的一位。是不是长安先不管了，我必须在这个叫京都的站下车。

　　我立即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车间之类的地方，幻觉中这建筑还在进行电焊，弧光闪闪，其实它已经完成了十多年，依然是焕然一新，就像昨天刚刚落成。巨大的弧形台阶和银白色的金属电梯从高处像瀑布一样流下，上面站着木偶般的人类，令我头晕目眩，惊愕不已。京都车站是一个巨大的电镀过的闪着微光的钢材交错的建筑。内部有峡谷般的空间，似乎是一只恐龙的骨骼，它的肚子捅了几个大窟窿，可以看见天空。或者横着的埃菲尔铁塔，结构就像M.C.埃维舍尔画的迷宫。我立即被带进一架电梯，在钢铁的捆绑中升向高处，出来的时候穿过不锈钢编织成的隧道，推开一道道玻璃门，仿佛是在世界最高级的矿井中工作的矿工。隧道附近的玻璃门后面是百货公司、商店、美容厅、咖啡室，塑胶制造的模特儿在橱窗里微笑着。最后，一系列玻璃门在身后晃着，我被带进一个叫做拉面小路的馆子里坐下。少顷，一大碗热腾腾的日式拉面就端过来了，相当好吃。这钢铁恐龙的内部居然藏着一碗拉面。窗子外面，有座高举着一个圆球的塔，那是全日本都知道的京都塔。

　　京都车站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车站，设计者是原广司。京都被誉为通向日本历史的大门。当年，车站设计方案的招标活动非常隆重，举行了国际竞赛。1991年5月，竞赛结果发布，原广司的方案被评为最优秀方案并实施。原广司认为，今日的京都依然清晰地保留着1200年前平安京时代的城市形态，其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城市地理特征。他的方案意图表达地理上的、作为城市通向“历史之门”的聚集场所。车站的建筑设计，如果仅仅满足基本交通功能是不够的，它更应该与城市设计紧密结合，以它为载体，创造出城市公共空间，具有影响、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能量。

　　车站占地3807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7689平方米，地上16层，地下3层，除了地铁车站和火车站外还包含了百货公司、购物中心、文化中心、博物馆、旅馆、地区政府办事处以及一座大型立体停车库。用于车站的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20。此外，还有大量室外、半室外的公共活动空间。整个建筑内各类电梯就有148台，相当于京都每年申请设置电梯总数的30％。

　　车站的大厅进深27米，最高处达60米，横向宽470米，呈两端高、中间低的谷状，顶部覆以曲面的金属网架和玻璃，进入大厅，人们会看到玻璃上面京都的天空。建筑师意图表现“境界存在，同时也不存在”的日本传统美学理念。这个车站建成后的调查显示，多数京都人对车站的设计持有异议，认为车站太巨大了，尺度和形式不适合京都。日本著名的城市设计专家西村幸夫说：“我个人不喜欢这个车站，可是如果制造出一个传统的楼阁，也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在古时候，没有这么大的车站，用传统的材料不可能做这么大的一个车站。如果我们假装材料是木头的，其实还是假的。所以你如果只是想复制传统的建筑样式，这好像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车站如今成了日本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车站内坡型的楼梯成为京都年轻人聚集约会的场所。人们在车站内看不到列车，有些不知情者进来购物，吃喝玩耍一天，还不知道这是一个车站。

　　刚到京都，就撞上这样一个钢铁工厂般的庞然大物，令我晕头转向，很是失落。我本以为我将摆脱物质主义的东京，以一种古代的方式进入古老的日本。后来稍事休息，我再次参观了京都车站，它确实有强烈的震撼力，它给我的感受是空间上的勃勃野心而缺乏时间的深度，这是未来主义的建筑，与古老温和的京都格格不入。也许原广司的寓意是整体上的，但玻璃、钢材、冰冷的大理石组成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几何型结构以及密密麻麻的线条将其深刻的寓意解构了，一个不知情的日本朋友竟告诉我说车站可能是法国人设计的。京都车站给我一种被捆绑在飞向未来的宇宙飞船中的感觉，尤其是它的上半部，那些通向天空的线条、尺寸精确的大门、孤独运转着的电梯、光滑的平台、抽象呆板的塑钢雕塑，灰冷、荒凉、冷漠、杳无人迹，人类的未来。我走了一个上午，只碰到穿着工作服正在擦洗电梯的清洁工和一两个幽灵般的过客。

　　离开京都车站，才发现京都并没有那么夸张，气氛温和安静，高楼大厦之间也夹杂着古老的街道和寺院，有些地方还是成片的。古老的街道，但说不上那是日本式的还是西方式的，风格含糊。一条河自南向北穿过城市，那是著名的鸭川。看起来水是清澈的，一些鸟在洗澡。河岸上有宽阔的大堤，日本朋友告诉我，这里每年都要搞“鸭川川床”的活动。“鸭川川床”就是在鸭川河岸上的纳凉平台。夏天开始的时候，在鸭川西岸上，临川的先斗町的各家餐馆就向河面搭起纳凉床，点起古式的提灯。人们躺在岸上，眺望东山，饮酒唱歌睡觉。

　　我住在花见小道的家庭式旅馆，紫旅馆。这是半个月前在日本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帮我预定的，只有两天的空位，两天后，我得搬到另一个旅馆。这一代是老街区，歌舞伎聚集的地区，旅游热点，旅馆价格比较贵，一个房间每天9000日圆，包早餐。虽然是9000日圆，但是一个房间，你可以一个人住，也可以一家子住。顺着四条向东，这是一条两旁都是回廊的商业大街，有19世纪的氛围，只是街上的人很少有穿和服的。转进花见小路，就进入了京都传统的街区，都是深色的两层木楼房，一楼大都是酒吧、餐馆、咖啡店的门面。下午，所有的门都关着，像是休息日，其实都在营业。后来我发现，日本的街道上没有中国那种街道上的生活。在中国，生活从房屋里蔓延到街道上，人们在那里聊天、吃饭、洗衣服、养花，玩麻将，尤其是在次要的街道，街道只是家俱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过道。冷清无人关着门的街道是很不吉利的，没有人气。在日本，街道只是用来交通，生活在屋内进行，因此街道总是很安静、冷清。从第三个小巷进去，远远地就看见了挂在木阁楼上的“紫”字，写得龙飞凤舞。也是两层的楼房，按了门铃，拉门犹豫不决地被撕开了，就像日语，这种语言的一句话只在最后的时刻你才知道它的意思是要肯定还是否定。一个笑容满面的老婆婆弯腰垂手站在门口，她就是旅店的女主人吉田绫子，也是唯一的服务生。进门是一个两平米的小天井，角落里摆着一盆植物。天井边是一个铺着席子的台，客人在这里就要脱鞋，换了拖鞋再进去。一楼是浴室、厨房和主人的卧室，后面还有个稍大的天井，里面有水缸和一个神龛，一点植物，盆景般的小天井。主要的客房在二楼，三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有的房间门口放着拖鞋，这意味着里面有人。我的房间大约七八平米，床是榻榻米式的，干净的被单上放着一套和服。榻榻米的功能就是睡觉，这样的贴着地面是否意味着不安全感？榻榻米没有上床下床这样的含义。住这样的房间，你得学会整日盘腿，站着是很不方便的。有两处窗子，一处向着别家的瓦，一处向着街道。吉田绫子66岁，有两个儿子，嫁到这家后就一直跟着丈夫开旅馆，算起来也是三四十年了。她的听觉已经非常灵敏，只要听就知道客人需要什么，在做什么。她为我放好了洗澡水，请我去沐浴。浴室是公用的，总是吉田绫子放好洗澡水，再请客人去沐浴。晚上回来的时候绫子问我，早餐几点用，我犹豫了一下，说7点到8点之间吧。她说，那就折中一下，7点半吧。我后来发现，明治维新以来以德国为榜样的日本，时间观念已经非常精确，看日头估计时间，不戴手表已经无法生活了。我看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刻表，每趟车的抵达时间精确到分。奔波一天，我本来准备睡到自然醒，然后睡眼惺忪地迷糊一下再吃早餐的，现在却紧张起来，想到7点半必须吃早餐，竟有点难以入寐了。7点25，房间里已经飘起煎鱼的香味，电话响了，绫子咕噜一阵，我猜意思是吃早餐的时间到了。还来不及衣冠楚楚，她已经敲敲拉门，抬着一盘食物，跪着进来了，将一碟碟食物摆好在比榻榻米略高的矮桌子上。每样食物都是一小碟或者一小盅，刚好可以摆满一只盘子，这样的配置决不是让你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吃饱而已。食物包括，一罐米饭，一碟渍物（泡菜），一块煎鱼——旁边配了一片红叶，好看而已，不可吃的，一只冷鸡蛋，一盅豆腐汤，一壶茶。摆好，吉田绫子悄然退去。次日的早餐，只有米饭不变，其他都换了。旅馆周围很安静，街道的尽头是一个禅寺，偶尔有汽车猛烈发动，然后一切归于寂静。我打开向着小巷的窗子，从来没有看到人。有邻居来拜访绫子，是来向她借被子的，看来也是开旅店的。有一天出门时看见吉田绫子的丈夫，老人家，鞠躬，然后就不见了。拉门锁起来，房间就消失了，看起来只是没有房间的过道。知道那是房间，是因为房间的门口有时候放着拖鞋，两双的，三双的。有时候一双都不见了。拉门将房间隐匿起来，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格子中。放在门口的拖鞋是一个符号，表示里面有人，但里面是谁是不知道的，拖鞋都是一样的。而在中国，门就意味着住在里面的人的地位、尊卑。现代的兵营式建筑弱化了这一点，但只要可能，门一定会有暗示性。家庭旅舍并没有供客人交流的客厅之类的地方，在中国，家庭旅馆的话，大家可以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起聊天，并参与店主人的家庭活动，比如帮他做饭。就是大宾馆，也给人似乎知道别的房间里在做什么的感觉。有些旅客的门大开着，电视的声音传到过道上。开会的时候就更热闹了，那一段的过道上的门都开着，男女同志彼此在房间里串来串去。紫，温暖，舒适，但是很隔绝，孤独，神秘，互不相干。

　　京都从公元794年成为日本的首都，最初名为“平安京”。古代京都仿造的是长安和洛阳的模式，以朱雀大路为中心（宽度约85米）分为左京、右京两区。南北约5.2千米，东西约4.7千米。那时候曾经拥有15万人口。现在已经有1469472人（2005年的数据。如此精确的人口数据，在中国是永远统计不出来的）。天皇居住在京都的北部，那里也是政府机关。京都是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政治中心。以天皇为首，贵族、官员、武士等都生活在这里。周边地区是政府官员的官邸，宅院井然有序，形成官邸街。古代的记载说，京都“柳树与樱花交错种植，如锦如缎”。到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平安京才被称为京都。中世纪的京都，市民社会非常发达，已经作为商业都市发展成日本最大的都市。在17世纪末，东京的西阵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纺织业中心之一。明治时代由于政治原因，日本首都迁往东京，京都市民的抗议游行也没能阻止天皇的迁移。皇室贵族，有经济实力的市民，也陆续迁离了东京。

　　1944年夏天，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担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盟军司令部请他提供了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梁思成同时建议盟军对日本的两个城市——京都和奈良也加以保护。由于梁思成的嘱托，盟军没有轰炸京都和奈良。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案，将京都历史风土区和景观地区加以保护，并对建筑物高度进行限制，除市中心区域外，大部分地区都控制在20米以下。许多区域保留着传统木结构房屋，只是全部进行了防火防震的改造。京都没有机场，地下铁路也只有两条。京都的建筑混杂着历史上的各种风格，看起来已经不那么浑然统一了。从花见小道一带的木结构的传统民居到京都车站的钢结构后现代建筑，京都给人一种魔幻的感受。

　　据说京都有4000多个神社，寺院有2000家以上。在日本总共有8.2万多个神社，平均每1500个人就有一座神社。据日本文部省前些年的调查统计，日本信仰各种宗教的人近2.2亿，超过了总人口数，因为日本民众中有不少具有双重或多重的宗教信仰，其中神道教信仰者有1亿多人，佛教信仰者有9000多万人。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经盛行儒教，而日本依然是一个许多氏族和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没有文字，部落由酋长统治。神道教起源于氏族社会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崇拜的是神灵化的万物。古代日本人相信天上的神明会降落在大木、巨岩或高山上，并镇守着它们。从高山、大树、奇石、瀑布、海洋、田地、太阳、火、雷、各种动物到祖先的魂灵，都可以成为祭祀崇拜的对象，日本有“八百万神”之说。很多神社供奉的是土地神。泛神崇拜是任何地方古代社会的特征，但日本却保存到今天。公元五至八世纪日本吸收中国儒家与佛教学说后，佛教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前佛教盛行，神道教只处于依附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兴起废佛毁释运动，许多原始宗教也遭到镇压，将神道教加以体系化的改造，尊为国教，成为国家神道。神道教是日本独有的宗教。神道教成为国家工具的同时，许多原始信仰依然保存下来。但今天在日本，神灵崇拜已经有着很现实的唯物的目的，商业的，职业的，升学什么的。在清水寺的时候，我花一百日圆求了一个签，这个签是与某月某日生的人有关，上面的签语明确具体直接，而且分类，希望如何、结婚如何、健康如何、出入如何、诉讼如何、旅行如何、生孩子如何、考试如何、就业如何等等。例如生孩子，直接就说如果生的话就是男孩。在中国，签语如果很具体明确的话，是不被信任的。寺院里的签上写着的都是朦胧诗，意义晦涩，求签者就是抽到上上吉的签，也不意味着吉祥如意的事就会很明确地告诉你，个人的领悟领会是很重要的。在京都，最魔幻的感受莫过于，在用高科技产品装饰起来的现代化大公司旁边，藏着矮小寒碜的神社，里面供奉着穿古代衣服的神灵，祭祀的方法也是千年延续下来的古法。西装革履前往公司履职的职员目不斜视地匆匆走过，它们之间没有丝毫历史联系性，时间不存在，只是些并列着的空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其实已经成为迷信科学的社会，东京大学的博士佐藤告诉我，迷信鬼神的人通常会被视为怪人。虽然有那么多宗教信仰者，但大多数人都受过西方科学知识的高等教育，真正迷信鬼神的人并不多，宗教并非生活的支配性力量，只是文化和习俗而已。

　　花见小道是京都艺伎较集中的地区，街上经常可以碰到。她们引人注目，浓妆艳抹，穿着木屐，姗姗而行，看起来就像唐朝的美人，害羞似的穿过街心，消失在某扇拉门后面。日本艺伎（Geisha）产生于17世纪的东京和大阪。最初的艺妓都是男子，他们在妓院和娱乐场所以表演舞蹈和乐器为生。18世纪中叶，艺伎职业渐渐被女性取代。艺伎的服务并没有什么色情内容，服侍客人餐饮，陪客人聊天，也在宴席上以舞蹈、乐曲、乐器等表演助兴。她们并非公然的妓女，但角色暧昧也是难免的，这种暧昧是男权社会造成的，卖唱卖笑卖艺被男子们想当然地认为也卖身。在江户时代，花见小路一带有艺伎服务的茶室多达700间，艺伎有3000人。现在没那么多了，只有100名左右。日本全国现有的艺伎也不过数百人，相当稀奇，一出现在街头就有许多旅游者指指点点，像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稀有动物。在京都，找一名艺妓陪一个小时的费用是每名客人500美元。有个叫岩崎峰子的艺伎曾在花见小路上生活过二十多年，2002年，她在美国出版了《艺伎：一种生活》，此书现已畅销17个国家。她说，写这本书是想告诉人们：艺伎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女性自立的职业，而不是外界有人误解的“娼妇”。

　　花见小道不远就是东山。那山上有神社、寺院和古老的街区，是京都的旅游热点之一。时值深秋，日本南方正是万山红遍的时候，许多人专程赶到京都来看红叶。远远望去，红色的山冈确实很美，但不太自然，树种好像是搭配过的，颜色美丽的树木被有选择地成片种植，形成了强烈的效果。日本历史上曾经大量砍伐森林，后来又重新种植，生态恢复得很好，但在恢复的时候，也许就有了许多人为的因素，根据审美和利用对植物进行了选择。从前看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画，感觉日本的风景很整齐，也许就是自然被人为地设计过的原因吧。

　　八坂神社非常醒目，山门是橘红色的，有一种卡通的效果。里面的庙宇密集地挂着许多白色的灯笼。祈愿的时候拉动一根连接着神龛的绳子。这是日本著名的神社之一，已经不知道它是哪一年建起来的，只知道在公元877年的时候，这个神社因为显灵驱除了京都流行的瘟疫而名声大振。从那时起，八坂神社就被奉为能除瘟祛病的宝地。许多人来到京都，都要参拜八坂神社，环绕着八坂神社，附近形成一个热闹的商业区。八坂神社最著名的，是每年一度的祇园节，当年瘟疫流行的时候，人们举行祈求驱逐瘟疫的仪式，从八坂神社抬出66座神轿送往神泉苑。一千多年过去了，人们仍保留了这个古老的仪式。每年7月祭神仪式开始，要持续一个月左右才结束，是京都一大节日。作家川端康成小说《古都》中，描写过祇园节的活动。

　　在京都，许多古老的节日持续到今天，每个月都有节日。1月4日，在下鸭神社举办初蹴鞠，表演者互踢鹿皮制作的球使其不落地。蹴鞠在中国唐宋之际十分流行，就是杜甫诗中说过的：“十年瞰鞠将雏远，万里秋千风俗同。”1月8日至12日，在惠美须神社祭祀惠美须，惠美须被日本人奉为商神。2月25日，在北野天满宫举办梅花节。4月，春舞，以歌舞来庆祝春天。5月3日，流镝马神事，是祈求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祭神活动。5月15日，葵节，葵叶装饰衣服，游行，祈祷农作物的好收成。5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三船节，追忆古时王朝公卿以诗、歌、管弦等三船游乐的雅兴。6月1日至2日，京都薪能，薪能就是在篝火映照之下，表演日本传统能剧、狂言剧。7月1日至31日，祗园节。8月7日至10日，陶器节，节日期间，有陶器展销会，在五条大街上摆满了全国各地500多家陶器商店的摊位。8月16日，五山送火节，纪念阿弥陀如来佛。9月在大觉寺举办“观月黄昏”，在大觉寺的大泽池上，乘船饮茶、吹笛、赏月，游吟俳句。10月22日，在平安神宫举办时代节。大约两千人身穿着京都1100年中各时代的服装，从京都御所出发，行走3小时抵达平安神宫。10月22日，鞍马火节，意味着送走了秋天，迎来了冬天。1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岚山红叶节。12月1日，献茶节。等等。

　　各神社与居民区是相通的，穿过八坂神社，就是古老的街区，青石板的道路，高矮参差的两层木屋，被洗得干干净净。日本是个有洁癖的国家。我曾经看到有人搞自家门前的卫生，那不只是扫地而已，而是把大门两边墙上的每一条砖缝都抹得干干净净。这种情况，我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到处都是非常干净，散发着消毒液的气味，体现出对物的爱惜崇拜，偶尔看到衣着可疑的人，那必是流浪汉。我在东京上野公园曾经经过一个流浪者的露天营地，他们也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现代化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对人性的改造、对生活方式的规范。日本已经见不到中国普遍的那种自由随便鲜活的脏乱差的现象，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就是卫生化。但还是看得出来，过去的时代是不规范的，与四方盒子的现代房屋不同，过去的房屋盖得歪歪斜斜，高高低低，顺从着地势，如同书法。底层大都是铺子，上着门板，卸下来就是铺面，很像云南丽江的大研镇，或者拆迁以前的昆明。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笼，铺子出售的都是旅游商品，店员热情地向行人招徕着，请你品尝他店里做的点心。旅游工艺品做得相当精致，色彩艳丽。有许多可以信任的百年老店，那就是一直都在从事某一行的老店。当然，许多店都是全国连锁了。这令人有点失望，如果任何地方都有连锁店，也就不那么珍贵了。游客摩肩接踵。蓦然回首，歌舞伎们浓如樱花，旋即逝去，坐着人力车走了。主道上游客摩肩接踵，但一拐进旁边的支路，就即刻杳无人迹，风在吹。这种热闹有一种刻意的放松，似乎是集体的没有灵魂的假面舞会。一离开旅游区，日本就回复到西装笔挺，彼此彬彬有礼的氛围中。

　　在古老街区的尽头，是依山而建的清水寺。清水寺是公元798年由将军坂上田村麻吕和延镇和尚主持建造的。现存的大部分建筑始建于公元1633年。深黑色的圆木，将庙宇支撑在一处悬崖的边上，被红叶密集的树林簇拥着。正殿前面是一个由139根木柱支撑的平台，离地面有五十米，京都人将它叫做“清水之舞台”。传说如果从这个舞台上跳下，没有受伤，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死去，亦能成佛。因此来这里跳崖的情人络绎不绝。为此，京都政府在1872年就颁布了跳崖禁令。本堂正殿供奉着十一面千手观音立像，每隔33年才开放参观一次，最近一次开放是在2000年。悬崖下有泉水流出，被人为地分为三股。饮泉水是游览清水寺的重要项目，随时都有人排着队在饮水。据说这三股泉水分别代表爱情、生命、财富，想求什么就喝对应的一股。饮水是用带长柄的金属瓢，伸到岩石下去接来饮。每个人饮毕，就将瓢放到旁边的金属消毒柜里，这机器一两秒钟就可以将细菌消灭了。在这样神圣的泉水边上，使用高科技设备，看起来很是怪异，不自然，人们是信任那神圣泉水的力量呢，还是信任那科技产品的魔力？大殿里立着巨大的圆柱，看上去它们要生长几百年才能长到这么粗。佛像被放置在房间的深处，都是小型的造像，看不太清楚。工作人员在不断地抹拭着神龛、地板，使圣地产生了很高的光洁度，令人几乎不敢投足。正殿门边立着小牌子，写着：土足禁入。土足就是赤脚。在日本，进入寺院一般都要脱鞋，脱鞋不是小事，它令进入寺院这件事情在身体上体验着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和神圣感。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的人，现在就很自卑，要么不敢进去，为自己气味浓烈的脚而深怀内疚，也许回去后就下了决心，养成每天认真洗脚的习惯了。多年前在《外国文艺》上看过一篇日本小说，详细地描写秽物的排泄，当时很是不能理解，现在想起来，大约是被普遍的洁癖压抑所致吧。站在清水舞台上，可以看见京都，白花花的一片，就像正在熔解的银子。

　　京都已经相当旅游化，似乎一切方面都很在乎旅游者的感受。在著名的商业大街四条通的东段，有著名的先斗町，就是饮食一条街，相当长，恐怕有一公里。叫做街，其实只是一条小巷，两边全是酒吧、饭馆、咖啡店……一家挨着一家，每一家都精心设计橱窗、门帘、招牌，美学风格看得出都是来自古代的诗歌、书法、绘画的灵感。这条街在晚上看起来就像一个接一个的灯笼。精致而别出心裁的设计给人相当昂贵的印象，并没有中国饮食排档那样的混乱热闹，便宜而不讲卫生，铺面会沿街涣漫出来，伙计们吆五喝六食客成群结队。在这里，一切都在拉门后面静谧地进行；街上看起来很冷清，其实正是生意红火的街道，食客到了这里，立即被装到各式各样的格子里去。与中国饮食的热闹渲染、大吃大喝比起来，日本的饮食给人低语的感觉，饮食好像很不好意思，含着羞耻似的。日本有无数的格子，这是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份普通的便当，也是分为几格。

　　先斗町过去不远是京都著名的新京极市场，一个城市最能看出它的真相的地方，莫过于菜市场。日常生活的许多部分都可以包装起来，但菜市场太日常了，与大地的关系太直接了，是很难包装的。令我惊讶的是，我看不出新京极市场有菜市场这样的地方，一切都被包装好了，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泥巴，这是完全与大地断绝了关系的市场，什么都被透明的塑料包裹着，就像无数的避孕套。像昆明那样，许多蔬菜还带着泥巴，在这里简直不可思议。很多摊子都在卖渍物（泡菜）。泡菜在中国，大多数来自外祖母的瓦罐，这是私人家庭的秘方，但这里的渍物，统一包装、有商标，我估计是大批量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我想，这样的菜市场恐怕已经没有“新鲜菜”。在昆明，人们并不信任包裹在塑料袋里的食品，人们喜欢活着的鱼、带着露水的白菜、糊着泥巴的葱和藕。如果你把泥巴完全去掉洗得干干净净的话，人们反而会怀疑你的藕是否已经死去多日，质量出现问题。在新京极市场的后面，是日本的农业，那是一条自动的流水作业线，大地的产物与私人的种植无关，一切都是工业化的，没有什么直接来自自然，一切都经过工业的设计、洗礼。新京极市场的蔬菜水产部给我一种隔膜感。但你不必担心小偷，人们可以把钱包放在外衣兜里。新京极市场最精彩的商店是卖刀具的店，各式各样的刀具，发出灰暗的光，打制得非常精美，令人产生购买的欲望。但冷静一想，买了干什么呢？在中国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专业的刀具店。

　　旅游是全球化的良药，对治疗旧世界的脏乱差，自然随便，不讲卫生相当有效。旅游被当做了标准，永不撤销的检查团，居民普遍自觉地讨好游客，这其中当然有商业的动机，年积月累，是否会令城市完全丧失自己黑暗的私人生活？一切都很光明，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干净卫生，整个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旅游纪念品，一览无遗，一切都为旅游而设计，节日、工艺品、宗教活动、饮食、旅馆、交通、艺术，也许还包括做爱……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东京比较自然，好像并不怎么在乎旅游者，有许多黑暗、不适合观光的地方，爱看不看，就这么的。

　　南禅寺建于1289年。门楼很大气，浑厚，据说那就是唐的风格。但顶很沉，像是重量过度的帽子，我发现这是因为建筑的下部没有中国建筑那种隐约的楔型。土木结构和楔型使建筑稳如泰山。南禅寺的门楼给我头重脚轻、摇摇欲坠的感觉，其实它已经挺立了几百年。黑乌鸦在古老的屋顶上盘旋，很像宋徽宗的一幅画。它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个顶。黯淡的建筑，被时间磨出细腻的光。购票，每个人发一个塑料袋，脱了鞋装进去，各人自己拎着，像是兜着自己的不良纪录似的。登楼远眺，正是日落时分。大地苍茫。苍茫是没有国界的，这就是诗歌可以随便越境的原因，颇有回到长安的感觉，就想起那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不会是脱掉鞋写出来的吧。我对进门就要脱鞋很不适应，这个行为使生活忽然中断，进入了一个正式场合似的，随便自然的生活忽然结束，它们很不卫生。古代中国的建筑被日本学习模仿，学习总是容易将对象升华、拔高、模式化、楷模化。原来的东西就离开了它的日常氛围和基础，较为神圣了。在日本，古代的建筑物总是给人拔地而出的感觉，缺乏那种日常亲和扎根于大地的东西，也许因为当时就是在顶礼膜拜的心态下建造的。但日本学习西洋的建筑并没有这种感觉，西洋建筑的基本功能是实用，美只是装饰性的。而中国建筑的基本结构不仅仅在于实用，也暗示着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具有象征性的含义。例如飞檐、斗拱、柱子，不仅仅是建筑结构的需要，有许多精神性的“多余”，暗示着世界观。什么事情都是天人合一的，既要有实用的天，也要有文化的人。中国建筑到了日本，也许其文化的部分被夸张做作了，所以在日本，那些学自中国古代的建筑，更有坛的感觉。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瓦，烧制得厚大、坚固，泛着青光，用瓦钉铆接起来，就像是德国人的钢盔。盖在屋顶，不会长一根草。已经不是汉语中所谓的“片瓦”，而是工艺品。瓦其实有着大地的含义，依赖、扒着大地。栖身其下的感觉被取消了，瓦成为升起来的，成为向上的东西。有的瓦重达13公斤。在高处看，日本的顶相当荒凉，太光滑了，没有灰尘，不生苔藓，更没有墙头草。中国的瓦表面很粗糙，接缝用的是泥巴，所以几个雨季过去，屋顶就长出草来。尤其是在南方，屋顶四季开着花，蝴蝶飞出飞进。当然，这个景象已经是长河落日了，中国现在连瓦都不要，水泥平顶，那就更荒凉了。

　　南禅寺旁边有著名的哲学小路，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曾经住在这一带，散步，思考东方式的存在主义。他是日本著名的哲学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影响日本。普通的散步小路像马克思的那条地毯一样被升华了，成为热闹的旅游点。到京都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去参观这条哲学小路。被枫树簇拥的碎石路，顺着一条溪流。路上的某一段出现了一个小寺，这个寺是构思的结果。寺中间围着一棵枫树，看上去这个小寺的主持或许所供奉的就是这棵树。这是一个创意，也许暗示着枫树就是已经得道的高僧吧。树冠已经撑得比小天井更大，红叶在墙外面落了一摊，美丽凄凉。很是动了脑筋的设计。日本的园林一般都是这样，设计的痕迹很明显，似乎并不在意“道法自然”，而是升华于自然。而在中国，园林中不自然的痕迹一定是要想办法遮掩掉的。一切都要看起来自然天成的样子，所谓师法造化，鬼斧神工。游客不敢碰那些神圣的落叶，这场景就像枫树被培养成了模特儿，正在走台呢，大家只是哗哗地拍照，叹息。

　　我在紫旅馆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搬到另一旅馆去住。这个旅馆在热闹的四条通大街北端的一条小街上，日本普通的街区，没有旅游色彩，冷漠，行人目标明确匆匆而过，走路也像是坐在汽车里，握着方向盘似的。慢吞吞、东张西望的人没有，有，那就是我独一个，中国来的野蛮人。旅馆是一栋水泥和玻璃组合的大楼，我想描述它的样子，很难啊，已经想不起来了，也许会亮灯的集装箱比较形象吧。住店的大多是西装革履者。在日本，西装主要是工作服，没有中国那么当回事情，许多会议通知上写着，这是正式场合，要求一律穿西装。旅馆每晚6000日圆，包括早餐。房间基本上是一个模压的白色塑料便当盒。分成几格，床、桌子、电视机、冰箱、卫生间和过道兼更衣处。几个电器说明上醒目地写着“警告”字样。日本人在设计利用空间上真是一流的，如果你习惯分类而不是自由散漫，那么这个睡觉的小盒子依据设想的身体健康，非侏儒、非巨人的理想人及其工作后休息的需要设计得相当合理，小卫生间甚至可以坐在浴缸里泡澡。把门关好，一滴水都漏不到房间里去。床很宽，一米八的大床，不是榻榻米。如此弹丸之地，竟有三个镜子，可见仪表对于工作是多么重要。但这样的房间对于我实在太小了，几乎无法打开箱子。住这种房间，你最好只带了公文包。科技含量很高，全面消毒，雪白，一尘不染的卫生间，一尘不染的床单，干净得你就像是爬在镜子上的一只苍蝇。这房间就像一些配件，人是这些配件的主体，住在里面，人就像安装好的机器，严丝合缝，进入了一个人类车间的巨型传输带。早餐非常简单，羊角面包，生菜，咖啡，冰水，完全的西式，排队去取，住这个店都是奔那杯咖啡来的，是作为旅店的广告的名牌咖啡。用早餐的人都像是正在工作，有人头顶墙壁埋头吞咽。每个人都是西装笔挺，里面的浅色衬衣浆洗得很硬，把柔韧的人体衬托出精神百倍的样子。西装是为工作设计的，在中国，人们其实以为它与工作无关，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吃罢，大家自觉收拾干净，把杯碟放回去。这样的吃法，你不能吃得太狼藉，否则很难收拾，很难看，就像进了寺庙的大堂而没有脱鞋。集体的讲究、卫生使自由散漫的行为看起来就是一双臭脚。

　　早晨9点准备离开京都，前往大阪机场回中国。京都到大阪机场，得从京都车站乘高速列车，行程约一个小时。朋友说好10点来接我，过了10点一刻还没有来，很焦虑，担心乘不上车，还有一堆行李。后来知道他病了，不能来了。我只好自己去机场，比手势，写繁体的汉字，很容易就打的士到了京都车站，很容易就买到一张前往大阪机场的直达票，很容易就上了车，很容易就到了飞机场。现代化其实就是让生活越来越方便、容易，最后只要嵌个按钮就万事大吉。我原来以为这样重大的事故，在外国，时间有限，语言不通，越过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线路在某次航班的机舱中找到座位，其细节够我写个中篇小说，却无话可说，很快搞定。唯一的记忆是，在买票的时候，售票小姐写个字条给我看，两组词，自由席，指定席。意思是问我要买哪个，我想都不想，就指着自由席。自由席，在中国不就是随便乱坐么？指定席是领导和要人坐的。自由席！OK！2300日圆。拿到票一想不对啊，朋友说到机场只需要1830日圆啊，怎么贵了那么多？进到车站，才发现自由席只有一节车厢，里面空空如也，连我就两个乘客。其他车厢都满了。指定席就是必须对号入座，一人一格，自由席你可以想坐哪里坐哪里。自由其实是很贵的东西。

　　于坚：1954年生。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获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长诗《0档案》《飞行》；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于坚的诗》《便条集》《诗集与图像》《只有大海苍茫如幕》《在漫长的旅途中》；散文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棕皮手记·活页夹》《丽江后面》《云南这边》《老昆明》《暗盒笔记》《火车记》《相遇了几分钟》等。

　　责任编辑 王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