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培

　　杨键：

　　我首先想请你谈谈你对五四时期散文作家的看法。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好的散文传统，以后又再次中断。你认为，通过近五十年努力，我们的散文与此衔接上了吗？

　　庞培：

　　回答可以连篇累牍。首先，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学变革身处一个人类文明的大变革时期，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身逢乱世”，在西方，工业革命，两次大战，民族国家，自由、民主、生态、科技……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在1919年的中国，胡适、梁启超他们倡导的“少年中国”从一开始就处在“内外交困”的时代风暴中，不仅文学本身，其他各行各业，尤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都在根本上受到二十世纪典型的命运变革，汉语说话的声音完全变了。仔细再看，动作和表情也完全变了，这就是你在一篇采访记中曾经谈到的“中国人脸上的表情变少了……”我对你当时说这句话时那种悲痛的声音记忆犹新。我们仍旧沉浸在此一悲痛中。因此，你谈到的中断很难说有什么确切的年份，这种中断也许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局部悄悄地存在了，发生在诸如陈子龙、夏完淳；或者更靠后一点的沈复、曹雪芹这一辈文人志士的身上。从大的范畴讲，这是现代和古代之间的“中断”；从局部来讲，是新与旧、文言与白话、美与丑之间的分野。那么，我理解中“较好的散文传统”是指较好的写作者的涵养和境界，较好的文人生活、作品和命运，从这一点上说，我比较喜欢那个时期的废名、梁遇春、沈从文。优秀的文学家当然不止这几个。但我以为这三个名字代表了我心目中那一个时期传统的美好形象，最多加上一名《南行记》作者艾芜。某种程度上，他们几个当年的努力和寻觅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无可挽回地夭折了。他们不仅朝向古代中国，尤其钟情传统的乡土中国，这四名作家里面只有梁遇春的文字稍稍西方或欧化一点。但在梁的时代英国小品文的帷幕还没完全落下来，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可这名早逝的大师用中文写得竟然丝毫也不比普里斯特利或卢卡斯们差，这真是让人非常地吃惊！从这一点上来说，当代散文之“衔接”大概远远不及废名、梁遇春他们那一代写作者的“衔接”……

　　杨键：

　　对古代散文你怎么看？我们这一代在这一方面是最薄弱的。从古代散文那里我们能够得到一种什么样的营养？

　　庞培：

　　时间的营养。深睡眠。这些读不懂或只能部分读懂的古籍甚至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梦境深处，它们不仅出现在梦境中并且引发和生发出一系列新的梦境来。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象形文字，我们通过阅读一些古代散文，能够体味到它们内在奥秘甚至字形的演化，它们一点点啃噬着人类的时间，其牙齿就是记忆、修辞、美……读一本《梦溪笔谈》或者《尚书》，你总是能够听见那些时间深处的声音，因此，属于汉语的时间和声音是其中最珍贵美好的营养。

　　我意犹未尽……

　　杨键：

　　我私下里认为，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种种巨变之后，在中国，会写一篇像样文章的，不会超过二十个人，你认为中国散文的前景如何？写一篇文章的奥秘在哪里？

　　庞培：

　　这二十人里会不会有我（一笑）？

　　话说回来，散文确实担当着比其他文体更普遍意义上的“文章”概念。也因此，散文的前景就是“人”的前景。我不仅明白你提问的重点，并且同意这其中对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尖锐批评。“粗鄙”一词也许可以涵盖你所追问并担忧的现象。曾几何时，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铺天盖地的粗鄙文字，从散文这一方面看，中国人不仅远离崇高很多年，也与美好、美妙的情感体验久违了。我敢说这是一种美好的文学的两面或两极，崇高，是其内在的心性、理性，而美好是外在的感性形式。全部五十年来的文学，在我们谈论的这一层面都愧对哪怕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的感情。文字不仅苍白失神，反而反过来地甚嚣尘上，助桀为虐！还是换个话题，写一篇文章的奥秘何在？我以为正在这些普通的常识间。我理解中的“新散文”之“新”也就在恢复普通和日常的“新”上面。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五四”胡、梁他们的时间坐标系上了，但他们当年所振臂一呼的“少年中国”仍旧是过去一百年里最伟大的人文口号。这种精神，这一份复兴中华的光辉憧憬仍旧激励着我们更具实验性质的创作。文章的奥秘，在于你心之所系，心灵归属的地方……

　　杨键：

　　1996年，当你的《低语》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在南方，有好几位散文作家，比如黑陶、邹汉明等，都曾受到你散文的影响。产生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仍旧是因为你写出了“江南的魅力”。我有时甚至认为，没有你的出现，“江南”一词看上去都是一个死去的字眼。尤其你最近的《小城童年》，看完这本书我才感到，我们小时候的江南已经死去，但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保存。你的出现使得“江南”一词，得以再生，而“北方”目前还是一个死去的字眼，似乎还没有人能够把“北方”救活，我想，请你谈谈目前南方和北方的散文状况？

　　庞培：

　　至少我们前面提到的“五四”年代，几名散文大家都是南方人。北方的停滞、苍凉已经数百年。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个例外，这是唯一堪与北方大地的命运和风景相匹配的小册子。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似乎中国版图上的北方比南方更早进入了文学的“风化或钙化”期。在当代，人们可能会说周涛、史铁生、张承志、张锐锋……散文界有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这些名字与我无关。他们当然也有优秀之作，但却既跟现在谈论的“北方”无关，也跟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文学视野相错开。这些作家的情形确实很奇怪，有点像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之后该地区的生物变种。作家在中国，多么容易成为孤独的生灵的变种啊！我不能保证这种情况有一天不会出现在我身上！“核泄漏”无处不在啊！讲了这些话，我都再没兴致跟你聊你提问的“江南魅力”了。

　　《小城童年》里有我们小时候的江南，这是实话，但我却惭愧。我自感并没有把这无限辽阔的儿时的江南说完全、哪怕局部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那样的童年相比较以后的“70后”、“80后”实在是我们一代人的幸运。虽然古典中国已人去楼空，但我们确实以我们童稚的眼睛看到了它们即将颓圮的戏院、门楼，雕花的厅堂、天井、弄堂以及几乎全部的旧江南的空间元素。我说过很多次，古典中国最后的身影，江南最后的背影被存留在了我们20世纪60年代人眼睛里，这是一个辛酸的话题。有一次我去古镇同里，在一家临河的茶馆吃茶，我下楼梯时突然停下来，因为自己在楼梯上走路的声音吓着了我自己，那个声音仿佛是我的前世！我们平常很少有机会经过那种年代久远的旧式木楼梯，这一次，我豁然开朗：我仿佛在那家旧茶馆的楼梯一角，听到了远去江南的脚步声，恍惚中，一个凄美水乡的背影正在转身，下楼……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把那一天的感觉写进一首诗里。那脚步声还在我内心深处回荡……

　　杨键：

　　你的作品里有强烈抒写自然与女性的倾向，而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最突出的灾难就发生在这两个领域，其中的破坏性巨变是前所未有的，请你谈谈这两个问题。

　　庞培：

　　自然与女性，几乎是我的另一个童年。相比较尘世童年，它们来得持久而永恒，这正是我在其中流连忘返的原因。

　　除了书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妈妈。她只是贫穷年代一名普通的纺织厂女工。但在她身上，我却几乎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全部，或命运的全过程。她的美一直在震撼我，引领着我。她就像是一部我日夜在心里放映的电影巨制，她的模样，说话、走路……足以让——不一定让我，让世上的另一个人——也许更加聪慧的一个——让我们去独力发明一种比电影的发明更了不起的记忆术。我相信，对于诗人和作家而言，普鲁斯特的发明就远远超过了后来多用于商业范畴的电影。我内心有一个宽银幕，影院观众席上自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人。而在岁月的黑暗观众席上，我一定是最痴迷、最废寝忘食的那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童年》仍旧只是一个开始，是一次私底下怯生生的对母亲或儿时江南形象的单纯复制。我还没有真正写出我自己——

　　2008年9月4日

　　组稿编辑姚雪雪

　　实习编辑韩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