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爽

　　从上一站到下一站

　　从我家所在的楼口出来，往东五十米，到达十字路口；转而往南，七八十米外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点。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我站在公交站牌下面，每隔十分钟左右，自南往北，会有一辆公交车不紧不慢地开过来。第014路，在很长时间之后，我才联想到这个数字不祥的一面。“13”表现西方忌讳，“14”的不详语音则隶属汉语范围。会不会有人因此宁愿步行或改乘其他路车?我想不会。从生活本身出发，效率将修正一切。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有无数次，当我匆忙走近十字路口，眼睁睁地目睹014路公交车从我的眼前驶过去；或者，它刚刚在站点上启动，与我踏上它只相差几秒钟距离。有一瞬间，我几乎想转身回家，或者游荡到另外的地方去，让一个不走运的破罐子碎裂到底。三十多年，诸如此类的破罐子在我的生命中反复出现，以致我一回过身来，就看得见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满地碎片。成年之后，理智这一时间造就的强力胶水，要求我把自己紧紧粘牢，在任何条件下保持表面上的平整和完好。即使史蒂芬·霍金告诉我们，事物总是倾向于增加它的无序度；也就是说，事情总是越变越糟——时间箭头永远从一个完整的罐子指向满地的碎片，而不是相反。我下意识夹紧双臂，眼望前方，努力调整好表情和步履。如果前一天晚上临睡前记得把钥匙收进背包里就好了；或者出门前毫不迟疑地把门口的垃圾袋留给家人处置——不管怎么说，眼下你必须为无意间拖延的几秒钟，付出约等于它一百倍的等候。这被迫进行的非等价交换让人心生愤懑，对生活无端地满怀怨言。崭新的一天由这个不幸运的起点开始，一个人难免对斜对面楼群上方冉冉升起的好天气视而不见。一辆擦肩错过的公交车，提醒你记起：你今生曾经无数次与唾手可得的好运失之交臂。

　　好运气总是有的，比如说，当你刚刚拐过十字路口，远远地看到014路车开过来了，你紧赶几步，恰好在车刚刚停稳的时候跳上去；而有的时候，遇上一个充满爱心的司机，看着你一路迎面奔跑过来，会耐心地停在路边等你。你上车，刷卡，气喘吁吁地道一声谢谢。百年修得同船渡，为了你一个人节省下来的十分钟，满车的乘客无偿付出了他们的时间捐款，毫无怨言，不留名姓。

　　而幸福感总是短暂。有一天，你正与人说着话，忽然走神。对方刚刚说起，假设你曾为某人做过一百件好事，但不小心伤害到此人一次，前面的一百次努力大抵就此作废。因为人类的记忆机能更倾向于牢记坏的一面。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中驶进了一辆公共汽车。按照数学概率，你花整整10分钟等待它的次数，与花0分钟等待的次数应该大体相等，其余的情形则保持中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综合统计，你既非幸运，也非不幸。——但是你记住的更多的是运气偏差时的情形。一辆在记忆图景中总是错失交臂的公交车，恰好对应了你刚刚听到的人际关系哲学。

　　在反复权衡之后，你决定实施另一个设想。虽然014路的下一个站点与十字路口之间的距离，相当于十字路口与上一站距离的二倍，但你的考虑是这样的：在上一个站点，车与你之间属于相向而行，因此错过的机率更高一些；而下一个站点虽然距离较远，但由于你和公交车前进方向相同，你将赢得几十秒用以追赶的宝贵时间。尽管公交车的速度实际上比你估算的更快一点。有几次你追到车站，而车刚好绝尘而去；更多的时候你走在路上，频频回首，随时准备加快步履。这个举动为你欠缺幽默的外观增添了喜剧因素。而014路迟迟不来，似乎有意拒绝与你的预算和假设合拍。而且，你很快察觉，从上一站到下一站，虽然只是相差了一分钟左右，你占领最佳座位的机会和可能性，还是无可奈何地降低了几个百分点。

　　现在，你重新返回上一个站点等车。身前身后，仍然不时浮动着熟悉的身影和面容。你恍然大悟，原来，许多人与你不谋而合，为了求得生活中收获和付出的最高比值，在上一站和下一站的权衡之间，幸福又苦恼地，反复摆渡。

　　奔跑的房子

　　一个人在城市里住得久了，想象力直线下跌。比如说，想到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像什么呢?公共汽车只像公共汽车。或者像房子。像一幢楼的底座。像稿纸上的方格和它下面的一小段空白。方格里面填上小小的模糊的人影。人在公共汽车里，像文字在稿纸上奔波。鲍尔吉·原野把毛毛虫比喻成火车，有二十多节辉煌闪亮的车厢。但没有人把公共汽车比喻成毛毛虫，那么多五颜六色的毛毛虫在大街上往返穿梭，人变成了它体内青草的汁液，这太离谱了，也让人不知所措。

　　但是在任何一座城市，公共汽车，这被诗人忽略的一节，都值得歌颂和传唱。这是城市交通的基础建筑，一如它沉稳扎实的外形。有人画出了想象中理想的未来居所：房屋下面安装了轮子，可以随心所欲，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或者躲避阳光。这样的想象一点也不未来。真正的房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被生产出来，再早些的雏形要一直追溯到吉普赛人的大篷车时代。人类建造了房屋，本意是想在某个地方安居下来。但是人类克服不了天性中的迁徙欲望，生命中总有一段时期，人要像候鸟一样在大地上跑来跑去。

　　也有人把公共汽车比作会奔跑的广告牌。广告上的人造巨星头像或硕大无比的饮料瓶向上方突起，占据了车窗的一角或二分之一。坐在这头像后面的人，对这遮挡视线的黑色剪影，无动于衷。这是房间窗玻璃向外界展示的风景画面，为房间内部的人留下的背影漆黑而清冷。许多年前，在缺乏隐私的平房时代，你也曾为悬挂一幅窗帘犹豫不决：正面的图案应该向里，还是向外?这真是一个问题。你十几岁的虚荣心和自私自利在一幅窗帘上反复交战。现在，你不过变成了这间奔跑的房子里短暂的房客，这商业窗帘的里外问题被你排除在关心范围之外。

　　作为草根，你与公共汽车有血缘般的亲近。这属于平民的房子，以奔走的方式把城市版图上或远或近的地点亲密地衔接在一起。因为某某路公交车的开通，你的家与你的办公室，与某大型购物中心、政府部门、平价超市、学校、医院……产生了直线的联系。作为一个囊中羞涩又吝啬体能的草根，善于牢记一张张迷宫般复杂的公交线路图表，在大脑中迅速计算从始发地到目的地的经济路线，以及两个事件之间的最短距离，是成功混迹于城市的主要技能之一。搭乘这列司空见惯又不可或缺的血液细胞，你这粒微不足道的小小分子，才得以穿行在城市的血管和内脏。这暂时的安居之所，代替你劳碌和奔波。从窗口望出去，那些步行者或骑脚踏车的人，面带风雨之色。他们无暇顾及你的审视。相对置身隐蔽之地，你悠闲、从容，优越感自暗处升起。对栉风沐雨者而言，你是一个有房子的人，即使它并不真正地属于你。

　　在一座小城市，公交车体现了游刃有余的轻盈和自得。即使上下班高峰期，它也不会像在大城市那样，挤成满满一罐子沙丁鱼。你上车，常常有空的座位在静静地等你，像一个机遇，或者无言的情人。如果你迟到一步，它就有可能属于别人。所以，纵使是偏僻的窝腿的座位，你也喜欢坐下来，表达微小的珍惜与感恩。

　　而且，只有在公交车里，你才更清晰地发现，一个人只有坐下来，身心松弛，眼睛和思想才会真正向世界打开。因此奥古斯迪·罗丹的《思想者》是坐着的。紧张地站立着的人，暗怀警惕和拒绝。这是同一间房子里并不平等的小世界，看不见的车轮带着这个世界，向四面八方游历。房间里的每个人携带着不一样的心，看见了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长街。你的眼睛里闯入了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你的想象变得这样任性而随意，它悬挂在路边广告牌的一个字上打几下秋千，又和一枚树梢上的叶子纠缠成一团。直到你的思想里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目的地，你知道你正奔着它而去。但是仍有可能，它忽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看起来仿佛奔往一个相反的地方。你并不因此着急、焦虑。这是在城市，你已经溶入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它达成了和解与默契。包括城市的街道和公共汽车，它们有着你熟知于心的表现方式和游戏规则。

　　一辆车，一座你投入一元硬币就可以租用至少半个小时的活动房子，一个可靠而静默的引领者，带着你，一点点认识城市、流行、老人、孩子、季节，以及广场上空缓缓升起的，半透明的夜色……

　　五栋楼

　　按照电话里约好的，我打车到雁楠中学。这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因为搞错了方位，我先坐的是003路公交车。估计目的地快到了，我问旁边的人：“到雁楠中学应该在下一站下吧?”对方吃了一惊，把脸完全转过来对着我，再拉远一点，才说：“这条线路上没有叫雁楠中学的呀!”我仍不死心，问：“——那二院呢?”“——二院过了啊。”二院——大名鼎鼎的营口市第二人民医院，大约一两年前倒闭了。真奇怪，医院怎么会倒闭呢?我想不明白。当我听说这个新闻的时候，它早已变成了旧闻，风止浪歇，去留无痕。现在，连那个像一艘巨轮一样停泊在那里的医院旧址也不见了。我因此无法弄清楚，原来那个叫“二院”的站点，现在改叫成了什么。大约每隔一个月，我才有机会坐两三次003路车，从家直接到印刷厂，定稿，校对胶片。如果是从单位出发到印刷厂，需要乘坐另一路车。家，单位，印刷厂，把这三个点连上线，就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它勾勒出我日常活动的基本范围。而二院或印象里的雁楠中学，正好在其中一条“腰”的延长线上，并且与它起始的那个点足有几站远。至于我对这一带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几年前，在骑一辆自行车到处漫游的学生时代。一旦成年，并且改乘公交车，我的探索范围就大大缩水，这让我在一个陌生人的且惊且疑中无法维持足够的自信。好像我忽然变成了一个外地人，对自己已经居住了近三十年的城市，从熟稔忽然降至一知半解，降至潜在的迷路境地。这时候，坐在我后排的一对青年男女插进来说：“没听说有这个中学呀?你要找的是十六中吧?”我一听，无言以对。几个月前儿子小学毕业，为了能够顺理成章地升入一所好一点的中学，全家人经过紧急商议，火速把他的户口转到了我公婆那里，这样儿子就得以避开成为第十六中学学生的命运，而进入了第七中学。虽然公婆就住在我家楼下，但他们的户口还在一百米外的原住地。换言之，我家的这栋楼就是学区的分水岭，被划分给了成绩平平的十六中。至于雁楠中学，在市内任何一个有中小学生的家庭里，这所私立贵族中学声名赫赫——难道我后排的这对青年男女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赶紧下车，拦住一个穿校服的学生。她望着我手指的方向，告诉我：“那是实验中学。”

　　我正式气馁，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上了点年纪的男人，好脾气地指点我：雁楠中学早在几年前就迁到了五台子附近。按照他说的路线，拐了两个弯，我渐渐定下心来。路过一家水果店，我下车买了两袋水果。到了雁楠中学，再往西十几米，沿十字路口北拐，于姐已经站在路边等我了。这让我多少有点意外。在我的印象里，于姐是个冷淡的人，即使热情，也客气而短暂。据我多年来的观察，几乎每个单位的会计都有着这样一种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气质，冷淡，矜持，神色中有一点点居高临下的蔑视。这种蔑视的对象，说不清是针对惯于阿谀逢迎的人，还是人群一样淌来淌去的人民币。或者，一个人不得不在不属于自己的巨大财富面前，培养起无动于衷的冷漠外壳。我当然不能浅薄地猜想，这层外壳会因为两袋普通的水果融解。但是于姐的笑容显然比往日明亮了一些，这笑容与她浅色调的两居室非常和谐。于姐把近几个月来厂里给我开的工资交代完毕，又额外告诉我许多新闻。当然，也已经是若干日子以前的旧闻了。让我吃惊的是，章厂长居然已经“不干了”，由原来的王副厂长接任。至于“不干了”是什么意思，我不太好意思问。上级罢免?主动辞职?看于姐的表情，似乎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我和章厂长接触不多，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的坏印象。而我们技术科原来的科长、后来的分厂刘副厂长也“回家了”，这就更加不可思议。当初刘科长和王副厂长一起，毅然另起炉灶，在市区租房建起分厂，两个人看起来合作得相当默契。我的工资也一直和其他几个人一样，由刘科长代替签字领取，省去了月月渡河去厂里领工资的麻烦。刘科长是这个时代里难得的老实人，工资放在他那里几个月都不用担心。上次因为分厂厂址动迁，他还特意跑到我单位给我送了去。难道有什么我未能察觉的隐衷和内幕?于姐又说，王厂长已经把我的编制调到他的分厂去了，所以从十月份开始，我的工资由分厂发放，不从她这里开了。不过，她也可以帮我从王厂长那儿领出来，我隔两三个月来她家取就行。我赶紧道了谢。眼下已经到了初冬，转眼就是封河期，虽然近年来全球变暖，辽河封冻的时间越来越短，但一过十一月，轮渡照常停摆。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能够预测得到的，大约只有明年春天轮渡的笛声重新开始鸣响的时间。

　　我告别离开的时候，于姐指给我看她家窗外的那个公共汽车站点，从那儿乘坐025路车，就可以直接到达我家。来到站牌下面，我吃惊地看到，这个站名居然叫：五栋楼。今年春天或者去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在中亚购物中心门前等车，无意中发现有一条线路的终点站居然叫做：五栋楼。春天或秋天的光影温和地落在这三个宋体字上面，让我有了一些想法。我想，有时间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五栋楼，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所在?在一个城市里，一栋楼如同一棵树，这五棵与那五棵，该怎样划出界线和区别?我问旁边胖胖的年轻男孩：这五栋楼指的是哪几栋?他抬手向西南方向空旷地一指，我什么都来不及看见，更来不及深究。——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