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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斯:爱、诗与死

时间:2023/11/9 作者: 百花洲 热度: 16745
萧 耳

  一个炎热的下午,普拉斯唯一的长篇小说《钟形罩》安静地在一个屋宇很高的书店里守候她的阅读者。因为天气炎热,这家书店在下午时仅有两三个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的书和海明威的书恰巧放在一起,都独守着寂寞。当时想再找来普拉斯母亲奥莉耶·普拉斯编成的普拉斯家书集看看,在这家书店却遍寻不得。那个闷闷的午后,书店的门外市声喧哗,高大的门里边,她的名字,西尔维亚·普拉斯,在屋宇下像一朵寂寞的玫瑰。也许在中国,女诗人普拉斯对很多阅读者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名字?

  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自杀已超过41周年,公认的美女诗人自杀,这起死亡事件的分量在当时也足以引起社会轰动,甚至使女权主义者情绪激烈。至今,人们依然在各种场合提到这位美利坚的天才诗人。不知道她自杀的那一天,是否听了匈牙利人作曲的那首著名自杀曲《忧郁的星期天》。在伦敦最冷、最寂寞的冬天,屋子里的音乐带来的浓郁感伤,使脆弱的女诗人坚信死亡才是她最舒适的梦乡?纳兰性德词云“隔花才歇帘纤雨,一声弹指浑无语”。普拉斯唇上忧伤的煤气味道,带着散不去的悲剧意味和樱花零落的粉质花香,伤花怒放。

  直到2002年,英国著名杂志《红》的封面还出现过类似这样暧昧的文章标题:“家务劳动是新的性生活?”欧美主流媒体们对“厨房女神”不吝赞美之辞。甚至在部分男人眼里,厨房里戴着围裙的女人才是真正性感的天使。普拉斯生活的年代,是保守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的美国,从她的诗和小说中可以看到,她厌恶这个时代的闭锁和虚情假意。如果你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那么你的生活就是如此的重复:“七点起床,给他做鸡蛋、火腿、烤面包加咖啡,在他离家上班之后穿着睡衣、戴着卷发器洗洗脏盘子、整理整理床铺,一天的时光就这么磨蹭过去了。等他过完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一天回到家里,自然期望好好美餐一顿。而我呢,晚上有更多的脏盘子要洗,直弄得精疲力竭,瘫倒在床上。”于是骄傲的普拉斯说,“对于一个十五年来门门功课拿优的女孩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凄凉的,荒废的人生。”

  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光是沉默保守的,后来终于爆发了艾伦·金斯堡那样震惊四座的吼叫。在旧金山六号画廊,同性恋诗人金斯堡当众脱光衣服,跳上桌子,裸体朗诵他那首意象疯狂的长诗《嚎叫》。而后,由西尔维亚·普拉斯等诗人紧随,掀起了美国文坛喧嚣一时的“自白派”诗歌运动,打破了一个时代的沉闷之气。令人心惊的是,当时“自白派”的5位代表诗人,竟不同层次有精神疾患,另两位诗人约翰·贝里曼和安妮·塞克斯顿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曾是普拉斯非常激赏的诗人同道,两个女诗人曾在一起讨论过有关死亡与自杀的话题。安妮说:“我们讨论死亡就像这是我们注定的生活。”普拉斯则称安妮是一个极具情感的敏感女人,以诗抒写她作为一个经历过精神崩溃的母亲的经历。没想到,两位女诗人竟是殊途同归地在生命的旺盛期选择与这个世界了断。

  在普拉斯的精神世界隧道里,生命如在茫茫黑夜漫行,而诗歌就如暗夜中开出的野花。普拉斯在诗中多次提到了死亡意象。“死去,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其善于此道。”在《边缘》一诗中,她又说:“这女子已臻于完美。/她死去的/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

  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为什么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如此迷恋死亡?她说:“我合上眼睛,世界倒地死去。”在诗人这个族群的词典里,无论男女总是多愁善感的,中国女诗人如朱淑真,几乎每首诗里都是愁情与寂寞,最终也是在英年郁郁而终。普拉斯的多愁、极端、自恋,更在给她的人生境遇增添了危险不安的躁动。她死后被誉为美国自白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她的诗歌里的种种意象,也埋下了她人生的伏笔。

  在一些清静的晚上可以在灯下读读普拉斯:

  “它们认为值得为之一死,而我还想着恢复一个自我,一只蜂后她死了吗?她是否在沉睡?她一直在何处躲藏,那狮红的身体、玻璃的双翼?”

  西尔维亚·普拉斯曾在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就读的医学院见到过一种钟形的玻璃罐子,罐子里盛放的是死于母腹的胎儿标本,在她印象中,“钟形罩里的酸腐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四周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叫我动弹不得。”这个钟形罩的幽暗意象在此后几年一直刺激着她,让她想到不正常生长、压抑、窒息与死亡。在与丈夫特德·休斯生了孩子后,普拉斯开始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回忆自己在大学期间一度精神崩溃的经历,竟想到了用《钟形罩》这个阴郁古怪的名字,难怪在她自杀后被人认为是一种不详的,死亡气质的预兆。

  普拉斯既爱又恨他的丈夫,是被称为“世间唯一能够与我匹配的男子”的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她曾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休斯为“一个男性的我”,何等体已的评价。可是休斯在出版普拉斯日记时却写道:“虽然六年中我每天和她在一起,每次离开她很少超过两三个钟头,但我从不知道她对任何人显露过她真正的自我。”连普拉斯自己也承认她是一个有着许多面具的女人。在这个世界里她渴望着心灵相通的爱人,但是连爱人眼里的她都是难以沟通的天外行星。孤独,成了普拉斯难以挣脱的宿命。

  1998年,休斯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出版了记录他与普拉斯情感历程的《生日信札》,这是诗人对着普拉斯的在天之灵的呢喃和倾诉。这些诗是生死两重天的休斯与普拉斯的心灵对话,记录了才子佳人的六年时光中的点点滴滴,相爱、怨恨、分离、相思。休斯一生与女人的关系,与其说是“才子与佳人”的颠鸾倒凤,倒不如说是美女与野兽的关系。休斯每年在普拉斯生日的时候写上几首诗,对她倾诉,写了25年,一共写了88首诗歌。他对她说:“我抬眼望去,仿佛听到你的声音。”他写这些诗是为了去除胸中难以消除的积郁,这已成为他的需要,他意欲对在天堂的妻子的倾诉中卸下自己心灵的重负。《生日信札》的封面是由他们的女儿弗丽达·休斯设计的,封面素朴淡雅,画面上有一片茫茫的丛林,光与阴影在丛林中无限深意地交织着,仿佛要使人迷失。自小失母的弗丽达·休斯在长大后成了一名画家。此书出版后,一周内就销出了5万册。两个月后的10月28日,垂垂老矣的特德·休斯去天堂见普拉斯去了,他死于癌症。

  金童玉女的爱情序曲开始时像一场狂欢。有着敏锐感性双唇的特德·休斯是战后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出生于英国西约克郡的一个偏僻小镇,家境一般,他曾在皇家空军部队服役两年,随后以优异成绩得到奖学金,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深造。1954年毕业后,休斯来到伦敦,开始在大学刊物上发表诗歌。1956年,休斯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圣·波托夫评论》,那天是2月25日,杂志的首发式,地点在剑桥大学女生联合会的大厅,派对上总共来了100多个客人。那天有爵士乐,有诗歌和散文,白兰地,还有酒后的探戈舞。更重要的是那

  天休斯邂逅了女大学生西尔维亚·普拉斯,她打扮得很浓艳,脚上是红色高跟鞋,口红涂得很厚,笑起来艳光四射,是休斯心中标准的美国女孩。当时普拉斯正在剑桥大学纽哈姆学院就读,两人在派对上彼此惊为天人,一见钟情。一小时后就偷偷地溜到一个没人的房间里接吻,吻的动作很激烈,休斯解下了普拉斯的耳环,而普拉斯爆发的激情不可遏制,竟在休斯的脸上咬出了血。——这一口咬下去,是否正好咬出了普拉斯和休斯的未来的先兆直觉——她对他,真的注定将又爱又恨,直抵生死?

  据说西尔维亚·普拉斯未经删节的日记也在2000年出版了,足见女诗人死后绵绵不绝的影响力。普拉斯曾在日记中记录她眼中的白马王子休斯:“他是高大的肤色黝黑的男孩”,他当然知道他是个令女人们痴迷的美男。这段爱情给普拉斯带去的忽喜忽忧令她感到不安:“我已极端地坠入爱情里,这只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最硕大最健康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的声音。”

  她梦想中的白马王子闪电般出现后,两人于1956年6月16日注册结婚,婚后在剑桥住了一年,不久即定居于普拉斯的祖国美国,住在贝肯山上的一间小公寓里。休斯在马萨诸塞大学找到教书工作,教授英语与写作。普拉斯一开始也曾在大学任教,但不久因想更集中地专心写作而辞去了教职。当年成全金童玉女邂逅的文学杂志只办了一期便夭折了,而英国金童美国玉女的组合,只度过了6年婚姻生活就以悲剧收场。

  普拉斯的诗:“那位妇人,静静地忙于编织/在西班牙胡桃木的摇篮旁。”可见一个温柔贤良,母性充盈的女人普拉斯也曾经存在过。她曾狠下决心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作为女性的她时常是矛盾的。婚后普拉斯的感慨透着一针见血的不平:“不管男人在娶到女人之前送她多少玫瑰,给她多少亲吻,带她到餐馆享用过多少美味佳肴,他私下里只盼望婚礼一结束她就像威拉德太太的厨房地毡一样平展在他脚下,服服帖帖。”人性都是差不多的,休斯总不可能将普拉斯二十四小时都当作女诗人捧在手心,在他眼里,自然她首先是他的妻子,然后才是诗人。婚后特别是有了孩子后,这个诗人之家的生活就不再是吟花弄月那么浪漫了。他把大部分家务活留给了她,在美国上世纪50年代,男人们都是如此,相比之下,休斯已经照顾到普拉斯的作家身份了,但蜘蛛网一样缠绕着普拉斯的家务活,却让她心情沮丧,脾气越来越坏。

  在20世纪初期,妻子这一身份对女性而言包涵着诅咒和拯救、沉迷和觉醒、囚禁和解放等多重含义。究竟是何种含义,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美国女作家安妮·金斯顿的丽性文化著作《妻子是什么》中提到:1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演讲中对年轻的职业女性表示,有一个幻影在对她的写作起到威胁作用。她把这个幻影称作“完全无私的家庭天使”,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考文特瑞·帕特摩尔《家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中描绘的一种理想化的维多利亚式女性气质。这是他献给他的妻子艾米莉的一首诗。伍尔夫说,如果女人们真想在工作中有所建树,这样一种顺从的个性“必须被杀死”。而诗人普拉斯在成为妻子和母亲双重角色之后的感觉,那个“家里的天使”已不是伍尔芙所说的心之“幻影”,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压力。

  再看看普拉斯的家信:她写道“我们一定是这世上最忠贞不渝的伴侣,我们对彼此的忠诚绝对不打折扣;要求对方付出全部,自己也付出全部;一心只要挖掘对方全部的潜能,唤起对方全部的创造性。”——局外人便知道她臆想的婚姻童话背面,埋藏着多么危险的地雷,而她的性格又是那样极端激烈,不留余地。

  她才情横溢,内心孤僻,在进入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学习后,普拉斯已经开始写诗,她是学校里人人注目的美才女。大学期间,美国著名的《哈泼斯杂志》就已发表了三首普拉斯的诗歌,她因为这三首诗得到了“第一笔职业收入”,表面上看起来她春风得意,但内心依然忧心忡忡,生怕自己平庸,这样要强孤高的性格,在读大学时就发生精神崩溃也并非偶然。

  “我睡不着,也读不了书”,大学时斯的女诗人尝试坐在浴缸里用“吉列”牌刀片自杀失败,继而又玩起了失踪,并且上了当地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内容是“奖学金女生失踪,母亲焦虑万分”。史密斯学院高才生普拉斯失踪之事,报纸还做了连续报道,直到报道了“发现少女,仍然活着”,普拉斯遂被送往精神病医院作电击治疗,康复后重新入学。她以一次草率的性行为和事后的大出血代价终结了自己的处女身份,以为从此就可以做个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了。普拉斯以全优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由一个基金会资助赴剑桥大学纽哈姆学院进修一年英语。这些少女时代的经历都通过文学的手法,化身为一个名叫埃斯特的少女,被她写入了她唯一的长篇小说《钟形罩》中。她说,“这是一段黑暗、绝望、幻灭的时日——其黑暗只有人类思想的炼狱可比——象征性的死亡、令人麻木的休克治疗——然后是缓慢而痛苦的身体和心理的重生。”

  从精神病院康复后,普拉斯自言“我曾经希望在我出院的时候,能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信心和了解——毕竟我是被‘分析过了。然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连串的问号。”她就是这样带着一串问号上路的。

  也许真正能懂她的也不是休斯。作为她的爱人,他感到很累,他曾痛苦地在诗里写过对普拉斯的无奈:“我会做任何你想要的事情,但哪些是你想要的?下周一起去北方,或者让我从地球上蒸发?”也不是她的母亲(普拉斯曾在1958年末因与母亲关系恶化,再次住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她的知己或许是她的前辈,美国爵士时代的“劈啪女郎”泽尔达。两个女人,各自的美国梦都经历过破碎,她们是同病相怜的女子,漂亮而又才华横溢(泽尔达是爵士时代的时尚领袖,而普拉斯身着泳装的照片也妩媚地上过报纸),她们都知道成为别人“偶像”的代价。她们的丈夫都太光彩照人(一个是大作家菲茨杰拉德,一个是大诗人休斯)。并且她们都与恐怖的精神崩溃纠缠上了,都成了色调顽艳又哀伤无比的悲情女主角。许多年后,她们的传奇人生成就了好莱坞电影里光彩照人的女明星——无论是《魂断巴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还是《西尔维亚·普拉斯》里的格温妮丝·帕特洛,都演绎过绝代佳人令人唏嘘伤感的流金时光。格温妮丝在电影中扮演完普拉斯后,由衷地感慨道:“当你心情压抑的时候读她的诗,你会感到更加压抑。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经常听一些比较消沉的音乐来使自己保持那样的状态。”

  影片《西尔维亚》就是根据休斯所写的《生日信札》改编的。这类传奇女人的电影,一般来说由女导演表现起来会比较贴近,毕竟没有比女人更懂得女人的内心了。好莱坞女导演克莉斯汀·杰弗斯与普拉斯仿佛有心电感应,她试图打破密不透风的钟形罩,去解读,再现一个心灵挣扎中的普拉斯。此片有幸成为第47届伦

  敦电影节的闭幕电影。也难怪,伦敦之于普拉斯,见证了她生命的高峰也见证的她的低谷。伦敦是爱比死更冷的冬天,伦敦是闪电一般猛烈的甜蜜记忆,也是毒药一般致命的痛。

  特德·休斯,这个英俊潇洒的英国小生,多少文学女孩的梦中情人,也的确扮演了负心郎角色,但他身上的悲剧色彩并不比普拉斯轻些。休斯作为诗人的一生虽然极为成功,但作为男人和诗人,才子多情的秉性总会使爱他的女人受伤。在普拉斯死后,休斯一直背着“花花公子”,甚至“杀人犯”的恶名,他虽保持着男人的沉默,但内心还有比外界压力更大的痛苦:他生命中曾深深爱过的两个女人,都撕破了所有的温情,以同样用煤气自杀的方式向他决绝地告别。此外他后来又有一任女友曾纵火焚烧过他在伦敦北部的住房。这个男人的身上肯定是天使与野兽的双面体,才会拥有那样大的能量,像一股有摧毁力的巨大气流,让每一个爱上他的女人心理失衡,冲动不安。

  1963年,休斯丢下普拉斯和一对年幼的儿女弗丽达和尼古拉斯,与加拿大诗人魏韦尔的妻子阿西亚热恋并同居。阿西亚是位“朱古力美人”,皮肤黑黑的,非常漂亮。当时魏韦尔夫妇正好是普拉斯家的房客,他们为了节省开支,将伦敦的公寓租给了魏韦尔夫妇。结果致命的情事发生了,男房东与女房客在两家人的小聚中眉来眼去,之后终于暗渡陈仓。骄傲的普拉斯怎能忍受男人这样的背叛,在发现休斯的婚外情后,失控的普拉斯一怒之下把休斯写的作品和自己一部小说的手稿付之一炬——她已经不止一次拿这种激烈的手段对付休斯了。但这一次,休斯却不顾普拉斯的感受,铁了心要将婚外情走得更远,夫妇关系降到了冰点。伤心之下,普拉斯带着一双年幼的孩子与休斯分居。对普拉斯来说,那是个生命中阴郁无比的夏天,她能做的只是自哀自伤,加之流感和高烧,那只压在她心口上的钟形罩已让她不能畅快呼吸。

  困扰诗人夫妇婚姻的因素,除了休斯的外遇,还有普拉斯自身强烈的焦虑感。虽然休斯坚信妻子的才华绝非点缀风景的二三流角色,但结婚一年后,休斯的诗名曰隆,连连获奖,成为大名人和无数女人的梦中情人,而普拉斯与夫君相比星光暗淡。虽辞去教职埋头写作,却未得到社会承认。当时的她还只是在《十七岁》杂志上发过小说和诗歌,在纽约的一家时尚杂志《女士》当过实习编辑,没什么名气。两人名声的不平衡给要强的普拉斯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

  即便是在《钟形罩》成书之后,她仍然不自信。该书于1963年1月在伦敦出版,普拉斯用了一个“维多利亚·卢卡斯”的笔名发表此书,表明她内心对自己作品价值抱怀疑态度。有时候,普通人容易沾沾自喜,而天才却在妄自菲薄。困扰普拉斯的,还有某种狂躁压抑的精神疾病征候,以及严重的经前不快症的折磨。雪上加霜的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普拉斯又陷入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

  普拉斯本人有很强烈的女性意识,其要强又脆弱的性格很可能跟她从小失父、在单亲家庭环境中长大有关。失去父爱在小女孩敏感的心灵中留下的创伤,贯穿了她短短30年的人生。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童年在一个海滨小镇上度过,母亲是奥地利裔,父亲是波兰移民。但是她8岁时父亲离去,她的童年就有了不快乐的阴影,她认为自己是被父亲狠心抛弃的女孩。父亲生前是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小有名气的昆虫学家,著有《大黄蜂以及生存方式》一书。她对童年与养蜂家父亲一起的时光印象深刻,日后许多诗歌都与蜂的意象有关。在这些诗歌中,她注入了一个女人强烈的女性性别体验,她审视着“蜂世界”的处境,她的诗写养蜂人、处女蜂和蜂后的关系。她将自己看成正在衰老的“蜂后”,虽是统治者,更年轻的女蜂却随时可能威胁到“蜂后”的地位。她敏感地想到了自身——对于女性而言,才华并不是保持“蜂后”地位的法宝。她心比天高,却又脱不出以貌取人的男性中心社会。而丈夫休斯也在自己的诗中称普拉斯为“蜜蜂神”,但他的情感背叛不幸印证了“蜜蜂神”的焦虑。普拉斯危机地意识到作为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她的身体和美貌的魅力正在消退,她形容自己为“衰老的蜂后”,而又自怜自伤那段被休斯背叛的爱情:“他与我/之间/一千只干净的蜂巢相隔。”

  由于自身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且担心休斯不再爱她,普拉斯的“妒妇”行径也让休斯很受伤。普拉斯曾在BBC记者对她的一次访谈中说,她更喜欢与医生、接生婆、律师们来往,只要不是作家就行。她认为作家和艺术家都是些最自恋的人。偏偏命运让她与一名诗人狭路相逢。由于休斯的那双惑人的电眼,只要休斯和别的女孩多说一句话,多看一眼,普拉斯都会神经质地担心暧昧已经发生。有一次,普拉斯在接到休斯的一个女性朋友的电话后,在愤恨中烧毁了休斯新作的手稿,当时她已怀孕,结果因为两人痛苦的关系,她流产了。

  当她正想努力去治愈那些陈旧的伤口之时,不想旧伤未愈,新伤又添。婚姻触礁后,普拉斯对休斯的感情已经从挣扎变为绝望。从休斯后来追忆两人婚姻生活点点滴滴的《生日信札》中可以看出,正是普拉斯坚决要休斯离开她。她一手抱着一个孩子,激怒的眼神里有一种冷峻的光。不忠事件被发现后,虽然那年秋天,普拉斯和休斯还一同去爱尔兰旅行想为缓和关系再作一次努力,但裂痕已无计消除,她在自己的诗中悲哀地写道:“爱情已逝,婚姻走到了尽头。”

  此后普拉斯移居伦敦。在心碎的日子里,要强的性格使她不断地需要向周围人证明:她过得很好,没有了爱情,她照样可以时髦漂亮。为了在他人眼里成为不折不扣的“漂亮单身妈妈”,普拉斯还到商店血拼,环佩叮哨地华服出行,甚至在去伦敦前,将发式也革了新,剪了时兴的留海(女人改换发型常常隐含着告别过去、重新做人的自我励志),只是表面的兴致勃勃难掩失爱后空洞的内心。心里的豁口不可救药地越裂越大,一代才女终于没能熬过伦敦这年冬天孤苦的公寓生活。

  她在一封家信中纪录了在伦敦居住的那间特殊公寓——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在爱尔兰时我曾去过巴利利的叶芝塔,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安祥的地方。后来,在伦敦,我正在我最钟爱的报春花山附近独个儿边走边想,我不知何时才能找到一套公寓,正觉得凄凉郁闷呢,我经过了叶芝的寓所,蓝色匾额上写着‘叶芝曾在此居住。我经常经过这个地方,一直盼望能在此居住。门上挂了一块告示牌——公寓出租,……我签了五年的租约,这儿简直就是天堂……这是叶芝曾经居住的地方,眼下对我来说这一点意义重大。”

  雾都伦敦的冬天向来是寒冷的,况且那年的普拉斯又碰上了伦敦几十年不遇的严寒。总是突然就停电,停暖气,水管冻结。没有钱,身边没有爱人,独自与两个那么小的孩子过活,这阴冷更像是缺少人情味的冰霜。白天她当家庭妇女,为了两个孩子,还得干她痛恨却不得不做的事——从早做到晚的烹饪、洗涤和打扫,像一个标准的主妇那样。在最冷的凌晨五点她就已起床,坚持着伏案写诗,直到黎明时

  分孩子们醒来,将她重新拉入漫长而黑暗的庸常生活。在生命的最后七个星期,普拉斯以疯狂的速度,冲刺一般写出了后来使她真正成名的诗集《爱丽儿》中的大部分作品。此外还为自己糟糕的精神状态和鼻窦炎不时地去看医生。在那个冬天,她诗如泉涌,但诗人的精神却常常在紧张抑郁中陷入黑暗与沮丧。她有时喝杯白兰地,于是有了绝处逢生的神清气爽,有时又沮丧到无法支撑下去。她时时需要面对的还有不远处丈夫和新欢的家。当时抢走休斯的阿西亚的公寓就在离普拉斯不远的地方,休斯时常从那个家过来看看孩子们。

  就这样,普拉斯的心一天天地凋零,终于没有熬过1962年最寒冷冬天的清晨。

  令人唏嘘的是,普拉斯自杀之时,她和休斯的离婚手续并没有办完,剪不断理还乱,她到死还是特德·休斯法律上的妻子。不知在天堂的她心底是否愿意保留这种剪不断的关系。

  7年之后,悲剧重演了。1969年,休斯的同居女友阿西亚竟以普拉斯的方式开煤气自杀,并杀死了她和休斯年仅4岁的女儿。她消灭了与休斯有关的一切。阿西亚的死,是一个女人出于对爱情的绝望,还是对死去的普拉斯与日俱增的负疚?阿西亚虽是第三者,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痛苦又是令人同情的。可以想见她在和休斯的同居生活里,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影子无处不在,因为普拉斯的自杀带来的那些阴郁和痛苦成了休斯和阿西亚的心病,敏感的阿西亚终于没能挺过去,而是以普拉斯的方式去了天堂。又一个女人唇上伤逝的煤气味道——不管怎么说,两个爱过休斯的女人都以自我毁灭离他而去,对当事的男人来说,生活不啻是一个可怕的黑梦。

  或许是诗人浪漫的天性使然,经历了种种情感挫折的特德·休斯并未从此看破红尘。一年后,休斯又与另一女子卡罗尔·奥尔加德结婚。只是曾经的妻子普拉斯依然活在他的心灵深处,他不是女人普拉斯的佳偶,却堪称诗人普拉斯的知音。他对普拉斯的诗才曾有如此中肯的评价:她(普拉斯)每写成一首短诗,都要经历一次“抽筋式的努力”,不是她的才华不够,而是她疯狂地追求完美。她是一个可怕的完美主义者。其实除了浪漫诗人的本性使休斯难以做到对女人专一之外,他对普拉斯应该算是不错的。她的死给了休斯很深的创伤。在普拉斯自杀两年后,休斯回首往事,又一次潜入了诗人普拉斯的世界。他先后整理出版了普拉斯的诗集《爱丽儿》、《穿越河流》、《冬天的树》。1981年,休斯整理出版了普拉斯的《诗选》,该书为普拉斯在身后获得当年度美国普利策诗歌奖。在她死后,正是休斯为她实现了诗人的未尽事业,一个荣耀之梦。此时的休斯也许会遥想当年,新婚后意气风发的普拉斯曾对他说:“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会叫大家刮目相看。”普拉斯要是先知先觉地知道自己能够获普利策奖,她的人生还会在30岁就匆匆结束吗?

  休斯对普拉斯的情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情爱的激流里过尽千帆之后,休斯在与他的一个情人、女作家埃玛·泰南特幽会后说到过一种名叫灰雁的鸟的习性。他自言自语道,灰雁忠实于自己的第一个配偶——“说到底,我也许还是一只灰雁。”——也许夺人之爱的阿西亚的痛苦并不比普拉斯少,她最终明白了休斯的最爱是普拉斯,既然她和休斯的日子里拂不去普拉斯,她才宁可消灭了她和休斯的所有关联,冷酷地去死。

  这是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在上个世纪的黑色独自:

  “我迷失了,在整个夜晚的罩衣里。”

  责任编辑刘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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