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莎

　　玉种蓝田。古人相信，美玉不是从山里开采出来的，而是种下玉的种子，然后在田地里长出来的。所以，新疆产玉的地方叫和田，而陕西产玉的地方就叫蓝田。这样，中国人所欣赏的美玉和西方人所喜爱的珍宝就有了哲学理念上的区别：他们是寻宝，我们是种玉。

　　玉，不是奇异的存在，而是生命的循环，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

　　黄帝的蓝田玉铲？

　　1931年，北平街头， 萨尔蒙尼，一个美籍德国人与一群从陕北来的农民相遇了。

　　萨尔蒙尼以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北平，而这些农民来自陕北高家堡石峁村。他们衣衫不整，其中一个还扎着羊肚子手巾，说话土里土气，声震路人。但他们手里的物器却不一般：羊毛褡裢里装着30多件墨玉器，6件绿玉器，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萨尔蒙尼预感到，眼前的“宝贝”绝不是一般玉器。他挑买了其中最大的刀形端刃器（后藏于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这件53.4厘米之长的墨玉质玉器后来成为考古界和收藏界关注的焦点。

　　很快，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在内的众多海外机构都开始千方百计收藏这些来自陕北石峁的玉器。现存共计有四千多件。

　　很不巧，石峁遗址被发现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原板荡，民穷国困。出于谋生等各种各样的目的，形形色色的人到石峁挖宝。民国时期的荒年，这里的玉器被“笼垛驮卖”，大量珍贵文物从此不知去向。当地村民在耕种、修造梯田、开坡筑路时，也不断发现古玉。这些古玉，有的被农民带回家里做镇宅之宝，有的被文物贩子廉价收走，有的则通过农副产品收购站等渠道流入市场。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125件神木石峁遗址玉器中，其中有一件用蓝田玉制作的菜玉铲。铲呈青绿色，刃端并夹有浅褐色，长梯形，体扁薄，平直背残一角，刃微斜，圆穿偏于一边，长16.8厘米，宽7.5厘米，极薄锐，厚仅0.2厘米。青绿的颜色，透出幽幽的光泽，似乎是穿越时空的讲述。

　　其他还有牙璋、圭、斧、钺、戚、戈、刀、壁、牙壁、人头像、虎头、鹰等造型，这些黄土高原上出土的玉器丰富而独特，其中牙璋为各地同类器物中年代最古者。古老的玉器透露着隐秘的信息：是什么人制作了这些玉器？又为什么制作这些玉器？陕北出土的玉器与关中的玉石有什么样的联系？

　　从西安沿着包茂高速一路向北，景色会迅速的变换，从关中一望无际的平原进入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绿色逐渐消失，天地间的壮阔以一种苍凉的方式存在。进入榆林，辽阔的毛乌素沙漠中沙石交错，连柳树都不是原来依依柔柔的样子，而是直挺挺的伸向天空，当地人叫它们“砍头柳”。

　　石峁村，就在这黄土高原的最北端。这里的人们曾经将当地旧石墙上的石头拆下来垒成猪圈、厕所、饭桌、院墙；没用的也存放起来，家家院子里码放着一个个囤子形状的石塔。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垒院墙的石头是四千多年前的古人用过的。

　　村民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看惯了的石墙、石峁，在2012年引起了史学界最大的震动。在这荒凉的黄土地上，竟然矗立着一座完整的城池，皇城台、内城、外城，甚至还有城墙马面（马面，也称为敌台，墩台）。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主编的《中国城墙》一书记载：“马面之名称，首见于《墨子》中……表明至少在战国时，已被普遍用于城市防御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马面实物，见于甘肃夏和县北的汉代边城八角城。”

　　然而石峁遗址不属战国，更不是汉代，而是4300年前的遗迹。考古学家把它归入史前龙山时代晚期。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个故宫。人们惊喜地称它为“中国文明的前夜。”

　　玉，就藏在石峁的墙缝之中，根据分析，这里玉的成份有一部分为蛇纹石岩，这与蓝田玉恰恰相似。到目前为止，陕北地区并未发现玉矿，那么这些玉是从蓝田而来吗？是谁把它们带到这里？

　　黄帝，这位上古的传说人物，这位中华的“人文初祖”，或许是这座神奇城池的缔造者？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沈长云这样假设。

　　沈长云引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提出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黄土高原“史有明言”。《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陽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曾在这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此外，沈长云认为，黄帝后裔白狄族人居住在这一带，是更直接的证据。他指黄帝与其他几位古帝属同时代人物，大致生活在夏代稍早的时候。“过去史书把他置于其他几位古帝之前，实是出于后人的安排。”

　　不过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学界对此还是争论不休。然而石峁的蓝田玉铲，让我们看到了史前文明不可思议的大交流。也告诉我们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而蓝田玉所承担的中华文明的精神质性，已在那时雕琢成型。

　　秦始皇的传国玉玺

　　蓝田玉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使命感的。它不娇嫩，也不纯粹，它的图纹之中讲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尊严、自信和传奇。

　　所以，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选择了蓝田玉作为传国玉玺的材料，他应该是相信在蓝田玉的灵魂中是有着九州气韵的。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当年李斯按照始皇帝的命令选了一块蓝田玉，并在其上用鸟篆书写成这八个字时，一定相信这块玉玺将千秋万代的流传下去。

　　此后近2000年间，这枚传国玉玺时隐时现，成为无数帝王争夺的宝物，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视如国之重器。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

　　传国玉玺，第一次遗失是被秦始皇扔到湖里的。据说秦始皇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传国玉玺复归秦。

　　始皇帝不会想到短短十几年后，他的子孙子婴就跪在咸阳道旁，将传国玉玺献给了刘邦。也许这块玉玺真的是能代表国运，后来刘邦退出咸阳，什么也没拿却带走了传国玉玺。项羽虽说是兴冲冲、气昂昂进入咸阳，烧了秦宫，“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好东西是拿了不少，可惜偏偏缺了玉玺。也许这真是气数。

　　后来刘邦建汉，玉玺代代相传，直到王莽篡政。

　　元寿二年，汉哀帝去世，无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当天起驾至未央，收回传国玉玺，并下诏，让王莽出任大司马。

　　七年后，王莽不再满足一个权倾朝野的大臣，他要称帝。他称帝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传国玉玺。当时传国玉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虽然王莽是太后王政君一手扶持，但是她万万想不到王莽会要刘家的江山。王莽遣其弟王舜來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后来令工匠以黄金补之，但是玉玺终究是残缺了。

　　这块传国玉玺不仅残破过，而且还被修改过。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当时世人都认为曹家是“篡汉”，为了证明身份，曹丕颇为有意思的让人在玉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也。这个曹丕想来也挺可爱，他认为刻上几个字就说明问题了，这可谓是真实版的掩耳盗铃了。

　　传国玉玺也曾经是唐太宗李世民最耿耿于怀的事情。隋灭之后，萧后携隋炀帝孙杨政道还有传国玉玺到漠北突厥当了皇后。玉玺也落入突厥人手中。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玺，聊以自慰。

　　后来，他几次命李靖讨伐突厥，不难联想应与这块传国玉玺的关系也很大。后来大破突厥，李世民不仅接回了美艳的萧后，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第三次失踪是在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其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玉玺就此失踪。

　　传国玉玺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被宋徽宗搞了一次Copy。

　　北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玉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

　　宋徽宗是有名的风雅皇帝，他喜欢传国玉玺，竟然命令人又刻了十个一样的。宋徽宗这样一Copy，传国玉玺就变得更加真假难辨。明清两代也时有假玺出现。明孝宗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玉玺，孝宗皇帝当时就认为是假的；清初时，宫内藏有三十九方各色玉玺，其中一方被认为是秦制传国玉玺，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为仿刻赝品。

　　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张壁、鹿钟麟等人仍在追索着传国玉玺。

　　李商隐有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蓝田玉生而传奇，能升起烟气的玉本应是带着仙气的。如今，始皇帝的传国玉玺已不知踪迹，是否是黄帝的蓝田玉铲还在考证，但在蓝田的玉川之上，蓝田玉还沉默着、鲜活着，触摸它，也是在触摸如烟般遥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