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云鹏

　　崔永元和方舟子的口水大战是2016年最为壮观的农业事件。科学的精神是可实验、可重复，二人谁也没有做过科学实验，却大打出口，一直打到了海淀区法院。这件事对于帮助大众了解转基因也起到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10月，崔永元宣布开食品公司，专卖非转基因食品。

　　其实，每天吃的食用油中，有许多品牌都是以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为原料制成的。每天吃的各种肉类、禽类甚至鱼类，都是吃饲料长大的，饲料中就有不可或缺的豆粕。当然，2010年开始，每年超过150万吨美国转基因玉米进入中国之后，是否被加入这些饲料当中也是未可知的事。但总之，当读者朋友感觉离转基因很遥远的时候，你恰恰在每天食用着转基因食品。

　　这一切都与孟山都有关。

孟山都小史

　　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成立于1901年，其总部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公司和化学除草剂“草甘膦”的生产商，占据了世界90%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中国所需的大豆80%依赖于进口，而这些进口大豆的90%以上都是利用孟山都的技术种植的转基因大豆。

　　孟山都发家于制造硫酸等工业化学药品，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多氯化联二苯（PCB）的公司。后来经证实，这种物质会使大脑组织受到严重损害，导致人类产生生理缺陷或者癌症。

　　1981年，孟山都开始涉足生物技术领域，经过多年的研究后，研制出一个经过人工修改的植物细胞，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

　　1990年，孟山都将所有化学制品方面的业务转手交给了一个新成立的公司首诺（Solutia），同时，这个公司也接受了孟山都曾经涉及的化学污染诉讼。从此，孟山都彻底告别了不光彩的历史，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同时也成为世界上主要粮食作物的转基因种子专利的持有者和控制者。1983年，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培植成功。这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的诞生。当时曾有人感叹，人类终于有了一双创造新物种的“上帝之手”。

　　1988年，老布什当选为总统后，开始迅速落实生物技术计划，并给孟山都和其他主要的转基因公司大开绿灯，使这些公司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92年5月26日，美国副总统丹·奎尔宣布了政府对生物工程中食品部分的新政策。新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完全放开对生物技术产品的监管，对于食品部分不进行特别管制。该措施的出台直接加速了生物技术向粮食加工者、农民及消费者扩散。

　　对此，恩道尔在其著作中分析道，美国政府正在为孟山都等公司的转基因推广铺路。尽管美国的议员们忧心忡忡，并认为必须有一部法律规范转基因产品，以避免对人类未知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

　　但所有这些呼吁最终都不了了之，因此，不管是在当时还是此后的几年中，美国政府没有颁布任何法律法规，以管制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

　　根据老布什政府的新政，此后美国政府的监管部门对待转基因产品就和对待其他产品一样，判断食品新产品是否合适的根据，只是生产转基因产品的公司提供的数据，而不再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这对于孟山都等公司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支持。

　　目前，孟山都、杜邦、道化学和先正达四家公司控制了全球绝大多数转基因种植专利。其中三家与美国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家公司曾经用长达数十年时间，在五角大楼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研究。

进军中国路线图

　　孟山都来了。这是迟早的事。

　　20世纪20年代初，那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国人连吃糖都是一件奢侈的事。1923年，孟山都首先用糖精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糖精为一磅一罐，包装设计也非常好，即使放在水中，其中的糖精也不会变质。这使孟山都的糖精在中国大受欢迎。80年代后，孟山都开始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并希望与中国的企业合作，成立合资公司。

　　孟山都首次将转基因种子—保铃棉种引入中国是在1996年。其与河北省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美国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此次合作成为孟山都在中国的起跑点，仅仅用了两年时间，整个河北省的棉花地里就种满了保铃棉。这种棉花让中国的棉农大开眼界，因为棉田里几乎再也找不到棉农恐惧的棉花杀手—棉铃虫了。保铃棉让孟山都在中国名声大振。1998年7月，孟山都又在安徽成立了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的产品由孟山都直接从总部带到中国进行应用。虽然孟山都对这两家公司的持股比例为49%，中方为51%，但双方实力并不匹配。

　　因此，公司实际的管理经营权是在外资手中。另外，孟山都要求占有两家公司70%—80%的利润，这是违反政策规定的。对此，中国的农业部也提出了质疑，并明确表示不赞成。但出于促进地方农业发展的目的，最后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棉农种植转基因棉花后，种植成本降低了约20%，棉花质量也明显提高。但合资的两家中方企业的自有产品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少。

　　随着保铃棉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相关的负面报道也开始出现，例如烂根、烂芽、出苗率不高等问题。到了2008年，一位孟山都的管理人员无意中透露，孟山都在中国建立的首家合资公司冀岱棉公司已经停产，原有业务已移交给安岱棉公司处理，孟山都正准备向中国引进新的转基因品种。在中国市场已经混了几十年的孟山都似乎已经摸清了中国市场的命门，因此这个管理人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现得十分自信。

　　此间，孟山都又與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兴办了一家合资公司—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外合资公司。

　　更多的业内人士认为，该合资公司的建立，无疑为孟山都进一步占领中国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而最终占领中国除棉花之外的其他大田作物种子市场也是孟山都的最终目的。

　　其实，早在1997年，由五部委联合签署的文件就规定，外资种业公司在中国不能独资研发、控股，参股不能超过50%。孟山都对此曾提出异议，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因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无奈之下，孟山都只好选择与中方的公司合作。再加上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限制，孟山都也暂时没有把转基因触角伸及中国的大田作物。

　　

被无视的实验结果

　　2016年1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从国际上来看，虽然还存在一些争论，但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规模可以说是不断扩大，所有转基因产品在商业化种植之前都经过了大量的安全性研究和严格的评估审查，国际上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是有权威性结论的，任何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可以说与传统的食品一样，它是安全的。”

　　韩俊先生所谓“国际上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是有权威性结论的”的说法令人生疑。难道他不知道英国普兹泰博士的实验结果吗？他为何漠视那些不利于转基因的实验呢？

　　其实，除了普兹泰博士的实验，世界上还有多个被漠视的著名实验：

　　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将巴西坚果中编码2S albumin蛋白的基因转入大豆中，提高了转基因大豆中的含硫氨基酸。1994年，该公司对该转基因大豆进行食用安全评价时，发现对巴西坚果过敏的人同样会对这种大豆过敏。因此认为，蛋白质2S albumin可能正是主要过敏源，于是立即终止了这项研究计划。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教授洛希撰文称，他用拌有转Bt基因抗虫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杂草叶片饲喂帝王蝶幼虫，发现这些幼虫生长缓慢，并且死亡率高达44%。洛希认为这一结果表明抗虫转基因作物同样对非目标昆虫产生威胁。

　　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微生物生态学家David Chapela和David Quist发表文章，指出在墨西哥南部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品种样本中，发现了一段可启动基因转录的DNA序列—花椰菜花叶病毒（CaMV）“35S启动子”，同时发现与诺华种子公司代号为“Bt11”的转基因抗虫玉米所含“adh1基因”相似的基因序列。他们认为墨西哥玉米受到基因污染。

　　2005年，俄罗斯著名生物学家伊丽娜·叶尔马科娃主持了转基因大豆喂养小白鼠的试验：在小白鼠交配前两周以及在它怀孕期间，喂食经过遗传基因改良的大豆，一半以上的小白鼠刚出生后就很快死亡，幸存的40%生长发育也很迟缓，它们的身体都比那些没有吃转基因大豆的小白鼠所生下来的幼崽小。而且，食用转基因大豆的雄性小鼠睾丸（GAOWAN）颜色变深，一些小鼠肠胃中出现异常增生细胞，肝部细胞发生异变。

　　2012年9月，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文章称，使用抗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喂养的试验鼠出现高致癌率，试验老鼠身上乒乓球大小的肿瘤很快传遍世界，也登上了中国各大媒体网站的显著位置。这项实验突破了90天的期限，以两年时间对200只小白鼠实验而定结果是，50只鼠的34个器官都增大了，差不多90%都是乳腺方面的肿瘤，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肿瘤。

　　一篇来自某科研单位的文章《剖析国际十大“转基因安全事例”》对以上这些国际上的实验进行了否定和批驳。

　　但是，作为一家全国权威的科研机构，该机构并没有抱着科学工作者的精神，同样以实验结果来说服人，而是“依据发生的先后顺序，将这10个事例一一列出，并尽可能找全这些事件的原始出处和权威机构的最终论断”。

　　笔者不解的是，该文所依托的“权威机构的最终论断”令人疑惑。科学工作者应该拥有起码的科学精神，从科学实验中求真知，而不是依从“权威机构”，盲从根本产生不了真正的权威。从科学的角度看，从来就没有最终论断，只有相对的和暂时的真理。

　　比如，该文指出：“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对该研究的最终评估中，彻底否定了转基因玉米有毒甚至致癌的研究结论。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这个研究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而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

　　不过，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通过翻译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评估报告的原文指出，欧洲食品安全局并没有对该risk assessment（风险评估）进行否定，反而肯定了其做法。国内有些专家对事实做了篡改：一是把欧盟官方文献中的“安全评估”和“风险评估”的内容砍掉，从而篡改了原文的结论目标和内容；二是把欧盟机构的责任放到法国学者头上、搞责任篡改；三是故意不提欧盟官方实际上是接受了法国学者实验报告提出的建议，完全篡改了事件本来面目。

崔永元之战

　　为弄清转基因的真实情况，笔者2013年曾联系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他是国内第一个做转基因小白鼠实验的科研人员，结果证明，BT蛋白对人体细胞是有害的；而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常务副主任黃昆仑，曾做转基因大米七天老鼠灌肠实验，证明转基因无害。

　　王月丹在位于学院路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栋办公楼里与我会面，昏暗的光线下，他显得比较平静，并不像媒体描述得那样遭受打击后的样子。他建议，无论是挺转派还是反转派，都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科学实验上来，做完小白鼠实验，还需要做流行性病理实验，可通过自愿征募的方法进行实验，可能要做好几年，需要国家重视起来，拨付资金去做。

　　联系黄昆仑老师就没有这么容易，电话打到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办公室，两三天没有人接，第三天终于有一位女同志接了电话，听完我采访的请求，她表示记下来了。我问什么时候给答复，她让我下周再打，他们也不常见黄老师。一周之后，我按期打电话，还是那位女同志，说已经把我的请求转告了黄老师。我强调，一定要获得黄老师的回复。对方说那我试试吧。但是从那以后，我再打那个电话，就再也没有人接听过了。

　　我不死心，又从《科学时报》一位记者手中获得了黄昆仑的邮箱地址，给黄发了一封请求采访的邮件，特别强调我就是想了解灌肠实验的过程，因为反转派认为黄的实验时间太短，只是普兹泰实验的前奏。结果石沉大海；再发，依然如故。

　　后来我又通过邮件联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启发，他是联合多名院士两次给总理上书的著名人士，也是力挺转基因的学者。但是结果和黄昆仑一样，以不回复的方式让我吃了闭门羹。

　　正是这个时候，崔永元和方舟子的微博大战开始了。我注意到，二人的论战关乎科学的部分甚少，方舟子是生物化学专业博士，比崔永元占了便宜，可惜方舟子并不认真去做实验，而是挖苦崔永元没有资格和他辩论，失去了进一步验证自己判断和推广转基因的机会。崔永元则占了大众的先机，因为像他一样不懂转基因科学研究的人是大多数，他争取的是一种知情权和选择权。

　　相对来讲，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更倾向于支持崔永元。消费者可以要求吃得放心，如果不能放心，也可以拥有选择权。国家政策应当尊重民众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