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侍卫官揭去珍贵文物上的保护罩并掸去灰尘，我挨个询问有关它们的细节：“向朕谈谈这个吧！”

　　“这是在东魏时代由兖州刺史李塑造的孔子的塑像。”

　　“这些供牺牲用的器皿是哪个时代的？”

　　“汉章帝在这里礼拜时留下的。”

　　“这些画中，哪一幅画是最真实的？”

　　“那幅据说是孔子的徒弟子贡画的，又经顾恺之临摹过的，最真实。”

　　“这书法呢？”

　　“是宋徽宗皇帝的。”

　　我问孔尚任道：“你多大年纪？”

　　“三十七岁。”

　　“是圣人的第几代后裔？”

　　“第六十七代。”

　　“你这三十多岁年纪的人有几个儿子？”

　　“两个。”

　　“你不止三十七岁？”

　　“不，只有三十七岁。”

　　“你能作诗吗？”

　　“略微知道一点。”

　　有一棵是孔子亲手种的树。我问道：

　　“这棵树没有腐烂，为什么没有一根枝丫？”

　　“因为树叶和树枝在明代被火烧掉了（在1499年），只有光秃秃的树干还存留了下来；两百多年来，既未腐烂，亦未开花，它坚硬如铁，故以‘铁树闻名于世。”

　　我让我的侍卫去摸摸它，因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上面照抄的一段文字摘自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一书（远东出版社2001版）。描述的是康熙皇帝南巡过程中拜访曲阜孔庙，孔子后人孔尚任接驾时与他问答对话的情景。其中的“我”就是康熙皇帝。这段对话现场感实在太强，仿佛让人觉得康熙帝身后正紧跟着一架摄像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史景迁也由此犯了当代历史写作的大忌。那就是书写者应永远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冷静观察，不得随意闯入现场胡乱搅局，让历史人物自动开口发话，更是完全破坏了客观公正的科学戒条。

　　在康熙遗诏中发现皇帝心理变化的蛛丝马迹，记录他的饮食起居，本身不是什么新鲜的写作技巧。关键是，谁要胆敢把这些史迹说成是当事人的内心活动却需要太大的胆量，通篇都用自传体口吻娓娓叙说历史更是大逆不道的做法，弄不好会身败名裂。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太受科学主义毒害，写史被要求克制自身的情绪判断，反过来却要把各类人物统统绑架到“规律”“计划”“因果”的战车上去，如牵线木偶般为政客们的口味喜好翩翩起舞。从中学开始，我们翻看一页页历史中的人物事迹，仿佛是在看一部部僵尸片，个个面孔僵硬茫然，永远曲拐着四肢眼光无神四散挪步，活人却在机警地到处奔逃躲避。

　　最近读到一本名为《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的小书，此书一直在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到底应不应该投入观察者的感情？如果允许动情，那分寸究竟如何把握？我们发现，这也是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的话题。

　　《动情的观察者》中有一段记录哈佛比较文学课程的规则，中心思想是：好的学术文章，最终目标应该达到去个人化和客观性。回答问题的第一条规则就是，一个人永远都不能说“我”。当然也不能做一些幽默评论，玩弄辞藻，谋求文学和诗歌般的效应，或是以其他方式把自我感受明显地带入批评中。按照这个标准，康熙爷化身为“我”，发表大段大段的自述显然是违规的。如果把康熙南巡比喻为一台戏，其中的“我”不仅仅是旁观者的化身，而且已突破底线，让历史人物粉墨登场贸然闯到前台，直接念起了台词。如果严格划定界限，从“我”的角度表达任何意思，已是纯粹的文学表达。因为心态起伏往往虚无缥缈最难把握，以往的历史书写唯恐避之不及，现在康熙爷却站在前台自说自话，用倒叙、补叙、超时空回忆勾连场景，大有穿越古今的味道，着实让习惯虚化“自我”的老派读者感到不适。实际证明，隐藏真实的那个“我”，可能会使研究者变得很虚伪，比如人类学界就发生过某个大腕的日记中有侮辱其考察部落民众的内容，与他先前标榜的体验式研究准则背道而驰，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如今时代不同了，个人情绪的表达越来越堂而皇之地进入论文，据说一些评论读起来就像诗歌和小说，文学与批评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一种骇人听闻的极端说法随之产生，写历史一样可以进行情节设置，内容甚至可以虚构，就像写小说一样。人们担心，这个口子一开就全没底线了！历史和文学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就会变得众说纷纭，吵得一塌糊涂。其实要想划清史学和文学的边界并不困难，史学家如同戴着脚镣跳舞的舞者，必须守住依凭史料说话的底线；小说却可以随意恣肆狂想，不必在意这放飞出去的思绪风筝到底会不会受真实牵制漫游无度。在我看来，如果想让历史写作不显刻板和面目可憎，在叙述某段历史场景时，只要确认某个史事一定发生过，或被基本确认存在，那么，某个史事由谁叙述大体没有根本性差异。也就是说，这个事实是由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说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聚焦的是同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对象。史学如果真把文学当情人对待，他们谈恋爱时的默认规则恰源于此。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里有一段康熙第一人称的自述，说自我儿时拿枪挎弓时算起，共杀死了一百三十五只猛虎，二十头狗熊，二十五头豹子，二十只大山猫，十四尾麋鹿，九十六条狼，几百只普通的母鹿、公鹿和一百三十五头野猪。当我们围猎或设陷捕猎时，有多少动物被我所杀，我简直无法计算。最普通的人们一生所杀过的动物还不及我一天所杀的数目。在史景迁的笔下，这一长串数字仿佛是康熙帝一口气不间断地说下来，就像表演一段评书。实际上这段文字是一种史料“拼贴术”，它把不同地方发现的史料，故意集中在一起，然后由康熙帝用第一人称说出，以增加权威性。这些分散史料所呈现出的原生态，如果不加重新组合，未必可以使我们得出同样的印象。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文学描写，大可大肆渲染一下康熙帝对狩猎过程的迷狂，甚至猜想他的狩猎心理与后来平定噶尔丹叛乱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历史学的严谨却要审定记载的狩猎时间和数目是否属实。一旦验证完毕，这个历史描写即可成立，至于是由康熙帝说出，还是出自一段史官的记述，或者是今人的复述已经变得不太重要。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推测，严格来说，事实由谁叙述仍有个如何认定的问题，只是史学面对文学有意放宽自身边界，那么叙述者身份的模糊就是小说和历史书写之间最为交叠互融的地带。

　　做史之难，难在能“同情性地理解”，这个口号前几年喊得轰响，做起来还真没那么简单。这是因为人们厌烦了今人每见史实就要预先戴上副现代眼镜细密审查，他们对前人的脊梁指指戳戳，见识却大多矮于先贤不知几许，即如那些把梁任公和革命党人比，说他是阻挡历史前进的“跳梁小丑”云云的妄说断语，全是不堪之论，却在以往的史册中俯拾皆是。所以“同情性理解”强调要贴近古人心境，细致揣摩，慎发谬辞。

　　“同情性理解”这个说法虽出自史家之口，却与人类学的做法相通，民国初年的文人学者浸淫科学方法已久，对此却多有自觉。如费孝通就说，一批现代文人带着文字下乡，拼命向乡民灌输西方文明观，反而忽视了乡间常识的威力，遭遇尴尬那是必须的。费孝通被人夸赞是因为他不是那类专门跑到“野蛮人”部落猎奇的洋派人类学家，他工作的田野是姐姐的家乡。如此一来，面对传统人类学视野外的“文明”乡村，“在地化”成了中国人类学家的宿命，他们操着家乡方言进入村舍民居，玩起“同情性理解”的游戏自然比洋人容易得多。不过，无论进入现场的难度是大是小，都会遭遇一个同样问题：如何避免只同情不理解，或只理解不同情的两极窘态。头一个状态中的“自我”容易被田野融化，落入后一个状态的学者又多有先入为主的毛病，如何拿捏两者的平衡，不仅是人类学家的课题，也是一切人文学的难题。

　　近读沈从文旧文《凤凰》，文章详细描述他家湘西凤凰的古风侠影，以及那些放蛊、行巫、落洞的蛮野习俗，让今日读者恍如身临其境，看上去又像一篇历史观察或人类学笔记。且看沈从文如何拿捏分寸，他详说凤凰女性与洞神结缘的习俗和侠客田三怒的风仪，动情动意，却又不免点缀些许貌似学术的评判，如断言落洞女性与性压抑有关，根源可追究到具体的生存环境云云。他聪明的地方在于拒绝把落洞风俗戴上迷信的帽子。他说：“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它的产生同它在社会上的意义，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一知半解的读书人，想破除迷信，要打倒它，否认这种‘先知，正说明另一种人的‘无知。”这和费孝通的态度是一样的，在充分体验乡情乡音之后发出一个审慎的判断，保持住自我对历史观察的敏感度，可见人文学之间的感覺是相通的。

　　历史书写是否真应该动情动意，肯定是个见仁见智的选择，不过在学科专门化日见霸道的今天，多读到一些见出真性情的历史作品，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