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六君子”被杀，康有为和一班弟子出逃，光绪皇帝被囚禁于中南海中的瀛台。但是，建立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体制上的顽固派的权力是十分不稳固的。慈禧太后毕竟已经64岁，而皇上刚满30岁，“一旦山陵崩”皇上马上可以重揽大权。面对这样一张时间表，难免使参与或鼓噪太后垂帘听政的大小官吏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命运忧心忡忡。慈禧太后于光绪皇帝成年之后重新垂帘听政，不符合大清的“家法”，必须寻找新的理由以巩固她垂帘听政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1898年9月的政变只是开启了一个政治格局。专制政权最大的危机就是继承危机，继文宗（咸丰）驾崩、穆宗（同治）驾崩之后，大清再次面临继承危机。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围绕着皇上的存废，那些狂妄无耻之徒面临重新再分配最高权力的态势。

　　废立阴谋在“戊戌变法”期间即已风传，所以有所谓天津阅兵即行废立之说。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废立说在戊戌政变之后的甚嚣尘上，则并非空穴来风。政变的第三天即9月23日，慈禧暗中派太监等人传出消息，“皇上病势日渐沉重，恐怕会致不起”。“不起”则不需废立，径选后嗣承继大统就行了。因此，国内外最担心的是谋害当今圣上。于是，“驻京各国使臣听说皇上身体不舒服，都到总理衙门问安，并询问致病之由”，并有封疆大吏上奏表示反对。显然，废立之意出自慈禧。她最信赖的荣禄谏阻无效，害怕背负恶名于天下后世，所以献策道：“朝廷现在不能独立，赖众力来维持。封疆大吏心服，则全国各界人士莫敢议论。臣请以私意先试探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慈禧答应了。于是用密电分询各省督抚，称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皇帝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电后回复荣禄：“君臣之义最重，中外之口难防。我刘坤一用来报国的在于这点，用来报答您的也在于这点。”荣禄以刘坤一的回电入奏，慈禧害怕各路诸侯借口造反以及外国干涉而不得不停止。

　　列强中阻挠废立的，当属最注重君主合法性的英国态度最为积极。戊戌政變之后，英国兵舰就开到大沽口外，《字林西报》发布种种消息，怀疑光绪帝已经被谋害，表示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10月16日，在慈禧的授意下，庆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正式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光绪皇帝还健在。窦纳乐当场表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朝廷立即照办，于18日请法国使馆医生多德福给皇上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但慈禧并没有放弃这个企图，只是无奈地承认要实现“废立”，必须排除列强的干扰。

　　在废立光绪以后，入嗣大统的人选几乎非端郡王载漪之子傅儁莫属。光绪皇帝并无子嗣，废立之后，必须在近支王公即宣宗（道光）皇帝直系子孙溥字辈中物色后嗣。当时，在宣宗后代中有嗣皇帝资格的有宣宗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溥侗；五子奕誴之孙溥僎、溥儁、溥修；六子奕訢之孙溥伟；九子奕譓之孙溥伒。在此七人之中，溥伦、溥侗的父亲载治爵位至郡王，早于光绪六年去世；溥伒的父亲载沛爵位仅至贝勒，早于光绪四年卒，而且三人均已成年，无论谁即位，太后都不能再临朝听政。因此，实际上只能在道光五子奕誴、六子奕訢孙辈中选择后嗣。奕誴一系中，载津已于光绪二十年去世，爵位仅至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溥修自然不可能入选。溥伟年届十八，已届婚龄，如入嗣大统，慈禧太后也不能长期听政。溥儁的母亲是慈禧的弟弟承恩公桂祥的女儿，15岁的溥儁是慈禧的侄孙兼内侄孙，犹如光绪皇帝是慈禧的侄子兼姨侄。因此，在慈禧看来，溥儁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溥儁这种明显的政治地位，吸引了“一班熏心富贵之徒”，使得大清宦海的某个孤岛上出现了一个以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中心的“大阿哥党”。

　　光绪十六年、二十四年叔辈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相继去世，载漪的地位仍然无法与光绪帝之弟、袭醇亲王衔的载沣相比，因此在政治上很少有所建言或行动。载漪这时候表面上还会带兵，其实就是一个醉心于声色犬马，擅长吹拉弹唱的花花公子。戊戌政变之后的“废立”，把他推到了前台，而他为了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便疯狂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为把儿子载儁扶上宝座，自己成为“天子父”。而外国的阻挠“废立”，成了他的心头之恨。

　　“大阿哥党”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刚毅。戊戌政变以后，荣禄以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并掌武卫军，入军机处，权倾一时。协办大学士刚毅在朝中地位仅次于荣禄，与荣禄一直合不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均投靠刚毅，此外，还有庄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庆亲王奕劻虽不属“大阿哥党”，但也一度依附载漪。庆亲王控制京师神机营，为荣禄所猜防，颇受压制，遂投靠端郡王，大力主张“废立”。“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

　　在“大阿哥党”的积极活动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废立”皇帝之议在压制了一年之后又冒出来了。而在此前，朝廷突然颁布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

　　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

　　这里所谓的“万不得已之事”，显然与“废立”有着直接关系，暴露了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们不惜与列强开战来实行“废立”的决心。但“废立”临到出笼，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光绪皇帝29岁，可连一男半女都没有。当时穆宗（同治）皇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长期待在家里，大学士徐桐觊觎宰相位置的心思十分迫切，尚书启秀在军机处与徐桐特融洽，他们都想建立“帮助皇上即位”的不世功勋。而大学士荣禄位居次辅，虽在庆亲王下，但最为慈禧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际上在他手里。三个老先生，朝夕密谋，相约造访荣府，建议采取伊尹、霍光废旧君立新君的措施。崇、徐早就准备好了奏折，待荣署名，以便一起上奏太后。十一月二十八日，启秀下朝后，先来拜访荣禄，传达另外两位的意思。荣禄大惊，含含糊糊地敷衍了一阵，打发了启秀。荣禄立即命门人不准放任何客人进来。

　　次日上朝结束后，荣禄请求单独和太后谈谈。荣禄问太后：“传闻将有废立的事，是真的吗？”太后说：“哪有这事儿。不过，这件事真的可行吗？”荣禄说：“由太后来推行，谁敢说不可以？只是当今皇上罪过不明，外国将起而干涉，这不能不提防啊。”太后说：“事儿都快宣布了，怎么办呢？”荣禄说：“这个无妨。当今圣上早已成年，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王子，立为大阿哥，作为今上的继承人，兼继承穆宗皇帝。然后养育在宫中，不慌不忙地继承大统，这一举措就是名正言顺的了。”太后想了很久，不得不承认：“你说得对。”

　　慈禧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朝野上下都在惊慌地传说将要实行“废立”，内廷的苏拉（低级杂役，不是太监）半公开地说：“今儿个换皇上了。”诏书一宣读，才知道是立溥儁为“大阿哥（皇太子）”。

　　在喧嚣的背后，人们忘记了一位老人。原来，在徐、崇、启三人造访荣禄和荣禄与慈禧单独谈话之前，荣禄拜访了跟他私交很好的李鸿章。

　　李鸿章这时正以文华殿大学士身份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者，就是不办事。李鸿章闲居贤良寺，门可罗雀。突然一天，门外人马喧闹，有宾客过访，原来是荣禄。先深谈后一起用晚餐。最后，荣禄屏退左右，不慌不忙地问道：“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就要更易，只是那些不要性命的人肆意鼓吹，真让人担心列强为其所迷惑。朝野上下都知李公熟知列强的情况，麻烦看一下他们的意向。”李鸿章答道：“我办理外交数十年，按惯例都是别人先来拜谒我，况且此系内政，先咨询外国人等于丧失了国家的体面。如果必须咨询，可任命我为两广总督。我先在著名的《泰晤士报》透露消息，届时外国公使必来祝贺我，询问我国大事，我可顺便试探。”荣禄大喜，禀报太后，于是就有了命总督两广的圣旨颁布。外国公使果然来祝贺李鸿章到外省任职，且询问报纸上的传言。李鸿章借机旁敲侧击。外国公使委婉中暗藏锋芒地说，中国更换君主外国当然没有理由干涉，只是国书上已经写明是致当今皇帝的；现在更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当时朝廷中掌大权的多是旧官僚，不懂外交，加上与洋人关系比较僵，无法沟通，这样李鸿章就用变通的言辞保住了光绪皇帝的大位。所以，顽固派只敢立大阿哥，“庚子年正月初一当今皇上在宫内禅位”的论调就暂时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