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逊帝溥仪仍“暂居宫禁”，皇宫里大量堆积的文物珍宝仍然由皇室和内务府占有。但是，“这些财宝每一分钟都在被赠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窃”。据学者研究，当年仅典卖出宫的珍宝即达4 000余件，其中有2 000余件流失出国或不知所终。
逊帝溥仪经常拿出一些名贵字画珍籍赏人，主要是他身边的师傅们。除了赏赐以外，师傅们还经常以“借”为名，公然将宫中之物据为己有。
1925年3月1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查点毓庆宫时，发现一份《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古玩等糙帐》，是庚申年（1920年）记的。其中的“诸位大人”包括陈宝琛、朱益藩，下面或注有“收回”，未注“收回”字样的则是已经被占为己有了。
对于北京城里掌握实权的人物，溥仪遇到他们的生日或新年，都免不了送古玩字画等作为贺礼，以为巴结、笼络。如1923年曹锟当了大总统后，溥仪送给他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包括“哥窑天盘口大瓶2件、嘉靖青花果盘2件、玉雕云龙大洗1件、白玉双管甲扁瓶1件、白玉诗意山子1件、碧玉仙人山子1件、古铜三足朝天耳炉1件、古铜鼎1件、古铜鎏金双鹿耳尊1件、古铜提梁卣1对、珐琅胡瓶1对、珐琅宫薰1对、红雕漆格1对、红雕漆双耳尊1对”。吴佩孚、徐世昌、张作霖等人的生日或新正度岁，溥仪都曾以古玩充作贺礼。1923年9月，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溥仪也选了一批当时估价30万元的古物、字画、珍宝，送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代现金作为赈灾之用，向日本示好。
此外，溥仪还以“赏赐”溥杰为名，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伴其读书之机，将珍贵的宋、元版善本书偷运出宫。盗窃活动一直持续到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才得以终止。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了“赏溥杰单”和“收到单”。根据两单的数字统计，从1922年7月至12月12日，溥仪总共盗出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而事实上，尚有大批隋、唐、宋、元的珍品被盗出而没有登记到清单上。在这两张清单和《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古玩等糙帐》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曾专门编印出版了《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以下简称《佚目》），以便后世索寻。
除了赏赐和赠送外，溥仪暂居内廷期间，为了满足宫内开支、维持小朝廷的局面，也曾对外典押和拍卖宫内文物。1922至1924年，清室曾多次典当、抵押、拍卖宫中珍宝、金银器。例如，内务府曾经和北京盐业银行订立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字人是内务府绍英、耆龄、荣源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抵押品是金编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80万元，期限1年，月息1分。合同内规定：40万元由16个金钟（共重11.1439万两）做押品，另40万元的押品则是：8个皇太后和5个皇后的金宝10两、金册13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1.0969万两7钱9分6厘，不足十成的金器36件，计重883.8两，另加上镶嵌珍珠1 952颗、宝石184枚、玛瑙碗等珍品45件。只这后一笔的40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当作黄金折价，其余的则完全白送。这样的抵押和变卖，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是逢年过节需要开销的时候。一到这时候，报上就会出现新闻消息，也必有内务府辟谣或解释的声明。“比如这一次抵押事先就有传闻，内务府和荣源本人也有声明，说所卖的都是作废的东西，其中绝没有慈禧的册宝云云。”
溥仪对此，一是不满盐业银行仅将贵重的金质文物艺术品作为普通黄金估价抵押，二是通过这样一个向银行融资的例子批判当时内务府的高官利用职务之便从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中饱私囊”行为。
根据明清档案专家秦国经的研究记录，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民国政府对清室的实际支出额总计是2 465万元，假设按照当初许诺的每年400万元计算，12年就是4 800万元，差额达2 335万元。如果将双方达成的每年400万元标准视为前清皇室维持奢华生活的必要开支，那差额只能通过变卖清室掌握的财宝来弥补，而巨大的差额数字也反映了变卖文物的整体规模。这种自行弥补的方式可能曾得到当局的默许。
从清室流出来的古董古玩，实际上除了典当、抵押，或是由皇族、高官、太监以不正当方式携带出宫外，还有过去鲜为人知的渠道，就是内务府自己拍卖。
由内务府举办的清室所藏古董古玩拍卖会的细则以及拍卖的全过程一般是：内务府收取保证金1万元，然后商家取得收据和物品一览表，商家在规定的日期持物品一览表等来到神武门外的内务府，进行拍卖品的预先检查，获得保证金交付后的截止日期通知书。再对拍卖品一一标的，并对标的完的物品一览表封印后按照日期提交，然后等待内务府的通知，在特定的时间听候发标结果。中标者在一周之内交钱领货，将保证金折合成一部分货款；没有中标者，拿收据和物品一览表返还保证金。
二
除上述“正常”渠道外，紫禁城内的偷盗活动也十分猖獗，太监、侍卫、大臣都在参与珍宝的偷盗活动。溥仪说，就他所知，宫内太监们的盗窃几乎从未间断。他大婚的时候，刚刚行过大婚礼，皇后凤冠上镶嵌的珍珠、宝石、玉翠竟然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溥仪的师傅庄士敦曾告诉溥仪，在他居住的地安门大街两旁，有许多古董铺陆續开张。据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出售的珍宝大都是出自宫内。鉴于此，溥仪接受师傅的建议，决定加以清点。不料这样一来反而适得其反，盗案更多也更猖獗了。溥仪为了追查盗案，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重金悬赏，都未奏效。紫禁城西北部的建福宫花园是乾隆时期建造的一处大型宫殿花园式院落。清室在此存放着大量的珍贵文物，据溥仪说，是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之一。1923年，溥仪决定整顿内务府，详细清点库房。孰料建福宫花园的清点刚刚开始，6月27日夜，一场蹊跷而惨烈的大火就将建福宫花园所属建筑全部焚毁，收藏于其中的大量珍贵文物均在大火中失去踪迹。据内务府统计，在大火中烧毁金佛2 665尊，字画1 157件，古玩435件，古籍数万册。而事实上，究竟烧毁了多少东西，至今仍是个谜。溥佳说：“当时的内务府非常腐败，常与太监互相勾结，盗卖里边的古物，这次火灾，很可能是宫内太监看守自盗，为了消灭证据而故意纵火的。”时任《北京日报》记者神一等报道：“清宫失火原因，事后经清宫方面调查，系太监盗运宝器……太监串通放火，销灭证据。”太监孙耀庭当时在火灾现场听卫戍司令王怀庆不置可否地说：“听说太监偷了宫里珍宝，为了销赃才放的火。”
1924年11月5日，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此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着手对故宫文物进行系统查点。
虽然“清室善后委员会”及时清点、整理故宫文物的行动制止了清宫文物进一步大量流失，但是此前被溥仪等偷运转移出宫的文物数量已十分惊人。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日租界的张园，1929年又举家迁入同属日租界的乾园并改名为静园。据当时在津专门负责管理这批珍宝的严振文在1952年初回忆：由张园迁入静园的书法名画手卷约30箱，内装1 300件；书法名画册页4箱，内装计40件；书画挂轴1箱，内装21件；宋元版书31箱，内装200部；殿版书3箱，内装部册不详；大金库2个，内装皮匣2个、手提小金库30余个（运往长春19个，余留津）。溥仪在天津期间，为了生活和对外交往的需要，也曾将带来的清宫文物出售或送人，据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张伯驹考定，在此期间流散遗失的文物达1 198件，陆续收回800余件，仍有300余件或损毁或流落海外。
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溥仪即偷渡白河，潜往东北，1932年3月在长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当上傀儡皇帝。其后不久，由“帝室御用挂”日本人吉冈安直从天津押运回存放在静园的法书名画等文物。据溥仪的贴身随侍严桐江回忆：携带的文物装满了三尺多长、高和宽各一尺多的松木箱子，约100箱，其中有法书名画300件，约30箱；法书名画册页40件，约4箱；书画挂轴21件，约1箱。还有宋元版书、殿版书、古玩玉器、皮裆等40多箱，大小金库十几个。
这些伪满宫廷文物，大约分为三部分：内廷收藏，为溥仪私有；宫内府收藏，为数很多；尚书府收藏，数量较少。溥仪内廷收藏有藏书《书籍簿》4册，有字画类《御笔手卷册页挂轴簿》1册，《新旧手卷册页挂轴簿》1册，等等。书目所列古书共计820余种，34 500余册。
被溥仪偷盗出宫而后带到东北最终不幸散失的书画件件堪称国宝，这就是文物界赫赫有名的“东北货”。
抗战期间，溥仪在长春曾收购了一些书画，也有各方“进奉”的作品，其中佳作几无，甚至还有诸如《老祖绘皇极五福图》等乩坛上的作品。1945年8月日本溃败后，伪满垮台，溥仪一行逃往大栗子沟。逃跑前因古书太多无法携带，就挑选了手卷中的精品，将最珍贵的装成57箱，交给了随行侍从全部运往大栗子沟，寄放于该处矿山株式会社矿长住宅内。其余没来得及携带的书画古籍，在混乱的局势中遭受到严重损失。没过几天，苏联红军大兵压境，溥仪匆忙中只带了120多件书画和一些珠宝准备逃亡日本，结果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除个别文物散失，其余都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目前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其余留在长春伪皇宫内未开封的黄条封箱，则成了留守士兵的哄抢对象。他们偷的偷，抢的抢，先抢金玉，再抢字画，古籍善本则肆意践踏，分不均匀的就撕成几段。其中北宋李公麟的《三马图》在哄抢中被扯为三截，另一件《宫中游乐图》也被撕成数块，毁坏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没过几天伪皇宫小白楼被洗劫一空。
曾在伪满洲国禁卫军就职的魏述职回忆道：“8月14日，一部分士兵就进宫抢东西了。”这些昔日守卫伪皇宫的禁卫军士兵蜂拥进小白楼，将所有珍宝一掠而空。哄抢中部分法书名画被撕得绢丝分离，纸片纷飞，更有因得不到完整书画而泄私愤者，将手中残片付之一炬。伪满洲国士兵王恩庆在小白楼国宝流失过程中表现猖狂，他不但参与了哄抢，还多次从其他士兵手中收购，再随意变卖给古董商。仅从他手中秘密卖给古董店的国宝就多达44件，其中许多珍品最后流失到了国外。其后数十年中，这些法书名画或被藏家购买，散佚国内外；或被政府收缴，纳入博物馆。此二者，尚为幸事。而一些持有历代书法绘画于手的原伪满“国兵”及家属因惧怕追究，或将书法绘画埋于地下，化为腐泥；或将法书名画投入炉灶，充作烧饭煮茶的薪柴。有研究者怀疑，包括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二谢帖》、唐明皇李隆基的《恤獄诏》、南宋朱熹的《奉同张敬父城南二十咏》、南宋《岳飞·文天祥合卷》、明初戴进的《达摩六世祖图》等一批绝世珍品均在此次事件中遭毁，不复存在。
抗战胜利后，在琉璃厂陆续出现不少带有皇宫标志、来源于东北的古籍书画，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那批书画开始在这里出售，这些书画件件是价值连城的稀见珍宝，古董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
同时，在溥仪逃往东北的一路上途经之地的旧货铺、废品堆里也都有国宝出现。一时间，从长春、大栗子沟到沈阳，从北平、天津到上海，“东北货”成了书画界的热门话题。溥仪从故宫里盗运出的清王室遗藏，被他带到长春后惨遭流失，也属于我国文物流失史上影响较大、损失较为惨重的一次。
这批“东北货”的下落，正如文物专家谢辰生先生所说，有一些我们找到了，有一些我们知道了下落，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也就永远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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