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宁

　　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随后各省闻风响应，武装反清成燎原之势。10月11日中午，孙中山在美国丹佛市用餐时从报纸上获悉“武昌为革命军占领”，一时喜出望外。

　　武昌起义取得了连锁反应，到11月底，短短两个月不到，全国就有14省宣布独立，清政府统治分崩离析，组建革命政权迫在眉睫。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义军面前，举谁为首？换言之，该由谁来暂时领导和指挥大局。

　　是时，革命领导或病，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则远在国外或港、沪，一时可谓“群龙无首”。

　　仓促之下，革命党人来不及遴选新的领导者，亦无时间三思而后行，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就这样成了不二人选，出任湖北省都督，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10月11日晚，宣布中国为“共和的中华民国”，废除清王朝年号。稍后，湖北军政府发出《布告全国电》，呼吁全国18省父老兄弟“永久建立共和政体”。

　　随着各省各地区军政府的相继建立，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组建全国统一的共和临时政府。这期间，各派政治力量频繁活动，以武昌与上海二地为最。

　　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首先致电各省起义后独立的军政府，提出建立中央政权的问题，以“义军四应，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为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9日，又署衔通电各省，请派全权委员赴鄂筹商组建临时政府事宜，迅即得到响应。

　　11日，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合致电沪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召开各省代表大会，商谈筹组中央政府，陈其美于13日通电各省派代表来沪，以筹备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由于武昌所发电报在不同地区时间先后不一，各省又多遴选本已在沪的名流为代表，至15日，已有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湖南、上海及镇江七地代表在沪集会，组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转瞬之间，就出现了武昌、上海两处同在筹备成立中央政权的情势，双方一时相持不下。

　　上海方面承认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军政府政务，但筹建临时政府的会议地点应在上海。并以各省都督府代表名义，致电黎元洪和黄兴，要求会议在沪举行。

　　武昌方面对开会地点表示异议，“既以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院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随即派居正等赶赴上海，力争各省代表会在湖北举行。黎元洪亦致书程、汤二人，坚请沪方出席，“以归一致”。之后，沪方做出让步，不再坚持，同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要求各省须留一人在沪，以“联络声气，为通讯机关”。

　　当各省代表陆续赴汉之际，清军攻陷汉口、汉阳，武昌告急。黄兴、黎元洪有意“让城别走”，遭到本地区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30日，共有11省代表23人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第一次会议，湖南人谭人凤被公推为议长，决议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12月2日，议决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于次日正式通过。又议决，如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就在这要紧关头，江浙联军一举攻克南京，革命党人控制了富庶的长江三角洲，使得长江中下游“光复”各省连成一片，扭转了汉口、汉阳失守后的危局。这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对革命党人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南京“光复”的意义，绝不亚于武昌起义，“是役也，牺牲少，成全大，后之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退位议和，都是由武昌起义独立开花于前，南京光复结实于后”。

　　二

　　南京“光复”，使上海和武昌两地革命党人结束了中央临时政府驻地的爭论。既然汉、沪双方在筹组政府问题上各执一词，双方代表遂于4日一致决议，移师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规定各省代表7日内到达，俟有10省以上代表到会，即选举临时大总统。

　　你方唱罢我登场，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对于移会湖北以及新政权迟迟不得成立深为不满，于是在南京“光复”3日后由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领衔，邀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公推黄兴为大元帅，即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同时举黎元洪为副元帅兼任鄂军政府都督，仍驻武昌。

　　上海方面先入为主，令武汉方面好生不快，黎元洪于8日立即通电各省都督予以指责，要求取消声明。不过，汉阳失守和南京“光复”，为在筹建政权竞争中的上海方面，增加了有力的砝码。

　　12月12日，各省代表先后到达南京，2日后举行会议，选出浙江代表汤尔和为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并议定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正当各省酝酿筹组南京临时政府之时，章太炎公开发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激烈言辞，反对“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开会组织政府。他的这番话，对当时的革命情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使本已错杂的局面又平添了几多不安因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湖北赶到的浙江代表陈毅转达黎元洪之意，要求暂缓选举总统。袁世凯所派议和代表唐绍仪已赴鄂，谓之“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言下之意，袁世凯已同意“反正”，只是时间问题，故大总统一席应“虚位以待”。

　　革命之目的意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如果清廷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实乃大快人心之事。代表会临时做出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由黄兴暂行临时政府之职。

　　见革命党人勃兴，而清廷已无喘息之气，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果断采取了骑墙之策，“以南压北，以北压南”，一时占得先机和主动，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是临时大总统之人选。

　　是时，革命党人还不足以强大到迅即推翻清廷统治，抑或希望加快成功的步伐，当务之急，唯此为重。这就促使他们审时度势，亟须统治阶级内部有人能站出来。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以达殊途同归之功，那就选他为大总统。

　　关键时刻，孙中山于12月25日归国，整个形势骤变。他的回归，使难产的大总统选举，一下子出现了转机。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立即在寓所召集同盟会高层会议商讨筹组临时政府事宜。他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则倡导内阁制，设总统。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的支持。随后，同盟会要员决定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主报》上披露。

　　次日上午，孙中山接见由南京各省代表会议派来的欢迎代表，相谈甚欢。在谈到关于武汉代表曾许诺袁世凯如能反正，当举他为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非常大度地回答：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位给他。

　　28日上午10时，各省代表继续开会，议定：（1）对于保留总统位子给袁世凯一议予以否定，“认为不必要”。（2）关于“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因全国还未平定，“正式宪法尚未制定，正式总统亦无产生，故仍须冠以‘临时字样”。（3）关于中华民国纪元改用阳历问题，最初多数代表不同意，后马君武强调“中山先生于此事持之甚坚”，始获通过。当晚举行预备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

　　29日上午10时，17省共45名代表聚集江苏省咨议局，开始就选举临时大总统进行表决。汤尔和议长主持会议，规定每省一票，候选者为孙中山、黎元洪和黄兴三人。唱票结果，孙中山以16票当选。各省代表随后致电孙中山，请他来宁组织临时政府。

　　三

　　1912年1月1日11时，列车载着孙中山一行，也带着亿万民众的期待，向南京疾驶，下午5时许到达下关车站。随后，换乘市内小火车至清两江总督署车站，再登上一辆马车入内。

　　冬日的南京，寒风刺骨，夜幕降临，在阵阵细雨下，更显凄冷。然而，已在此等候多时的各省代表和将领们，则是极为亢奋，心里充满暖意。随着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孙中山走下马车，他一手握帽，一面微笑着与大家握手寒暄。

　　欢迎仪式结束后，孙中山在黄兴、徐绍桢一左一右的陪同下，信步走进了两江总督署的大门，那一刻，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晚11时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各省代表、各军将领、各界人士及各国领事和外宾200多人参加。当司仪宣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莅位典礼开始”后，军乐队奏起雄壮的军乐。山西代表景耀月向与会者报告了大总统的选举经过，然后高呼：请大总统宣誓就职。

　　在充满信任的目光下，孙中山朗读了大总统誓词。景耀月代表各省致颂词，议长汤尔和代表各省致欢迎词，同时向孙中山授大总统印，随后在《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上第一次用印。

　　孙中山致答词，表示“当竭尽心力，勉副国民公意”之时，全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和口号。孙中山异常激动，他举起双手向大家表示感谢，那一刻是百感交集，“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终于得以实现。

　　接着，胡汉民向大会代读《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表示：“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会上还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皇帝纪年为中华民国纪年。依阳历纪日月，当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次日通告全国。至此，中华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诞生，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1月2日，由大总统主持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选定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瑛，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總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

　　接着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增设“副总统”一职，于1月3日选举通过黎元洪为副总统。至此，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国第一个以选举形式产生的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28日，随着各省参议员陆续到达，参议院成立，中华民国的政权体制和组织机构基本确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财政问题。财尽援绝，“家徒四壁”的它，一时茫然无措。

　　四

　　让我们把时间稍稍再往前推一些，话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被清廷重新起用挥戈南下。他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亦看清了当时的形势，一方面力保清廷，一方面又不轻易攻击革命党人，以一种“瞻前顾后”“进退有余”的姿态，待价而沽，以图谋利益的最大化。

　　袁世凯获悉，只要逼迫清帝退位，南京就可以选他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采取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大大强化了革命党人期望他反正，并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心理准备，加速了付诸实施的进程，眼见瓜熟蒂落，就要大功告成。孰料，孙中山突然从海外归来，捷足先登，于1912年元旦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组织政府。瞬间的形势变化，打乱了袁世凯的部署，暂时击碎了他的好梦。

　　袁世凯忙活了好一阵，结果“竹篮打水”空欢喜一场，他大为不满，准备撇开南方，单独在北京筹组临时政府。但思量再三，他还是决定要沉住气，不能轻举妄动。“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他认为这些古训很有道理，继续保持议和通道的顺畅，将有助于他冠冕堂皇地获取权位。

　　1月14日，唐绍仪奉令致电南方和议首席代表伍廷芳，说明清廷正在筹商有关退位事宜，询问孙中山举袁为总统之事“有何把握”。孙中山得知后立即表态：“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放心不下，又数次试探，再度得到孙中山、黄兴的保证。至此，他认为时机成熟，该是动手的时候了。但袁世凯受主子隆恩多年，他不想背负逼宫的骂名，于是来了个“温柔一刀”，设计了一个圈套，让隆裕太后自己往里钻，他再顺水推舟，这样就名正言顺！只是由于“皇族内阁”的反对，隆裕太后一时犹豫不决，退位之事暂告搁浅。

　　1月22日，袁世凯接到了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提出的议和五条办法，其中第二条言称南方“接到清帝退位通知后，孙中山即行辞职”，“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袁若不能实行”，则无议和可言，这等于是下了最后的通牒。

　　2月5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将领，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名通电，满纸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充满了责备和威胁，要求清廷“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再也坐不住了，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退位。

　　消息一经公布，反应颇巨，列强欢迎，立宪派窃喜，革命党内部则意见不一，领导人更是五味杂陈。孙中山、黄兴的心情尤为复杂，一方面承认既成事实，寄袁予厚望；一方面又忧心忡忡，“方今帝政虽倒，民国未固，本党尚多遗憾，必期克竟全功”。

　　为了将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不任由其权力无限膨胀，孙中山在向参议院提交辞职的咨文中一再坚持“三条件”，即定都南京不能更改，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并要遵守《临时约法》，给袁世凯套上了地域和法律的紧箍咒。这“画地为牢”的双保险看似无懈可击，足以让袁世凯不得越雷池半步，老实为人，规范做事。

　　随后，临时政府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率团于2月21日北上，于27日到达北京“专迎大驾”。

　　袁世凯从北方起家，一旦离开经营多年的老巢而南下，必将陷入革命党人重围，即便自己是一只猛虎，亦无异于“虎落平阳”，威风不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深知这一点，故他当面表示愿意赴宁就职，私下里却动用军队，上演了一出诈计。

　　29日晚，北洋陆军第三镇纵火抢掠，城内多处遭劫，商民遇害数以千计。“哗变”的士兵竟然持枪闯入迎袁使团住所，“殴门而入”，“将行李文件等物掳掠一空”。蔡元培等人不明真相，以为发生兵变，仓皇避走。

　　次日，“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成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之语，一时甚嚣尘上。言外之意，老袁不能走，只有他在，北洋军才不敢造次。而袁世凯本人则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

　　这一招果然奏效，惊恐之余的蔡元培受此蒙蔽，迭电南京政府，说明大总统走不得，必须“改变临时政府地点”，“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要求参议院在袁南下问题上做出让步，又电告孙中山说明情势。

　　3月6日，经参议院议决：允袁世凯在北京受职、宣誓、拟定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电达参议院批准，然后接管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卸职，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在弹冠相庆中，袁世凯轻易实现了他据守北京的目的。

　　13日，孙中山即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送上辞呈及举荐袁世凯的咨文，践行其诺言。15日，南京临時参议院举行大总统选举，袁世凯以全票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