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王羲之的书法，人称“王书”。今天所见“王书”，墨迹有三十余帖，包括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的几件唐人临本；刻本有二百六十帖上下。刻本与墨迹相重者，有十余帖，再剔除刻帖中的伪作，“王书”犹有二百余帖。

　　今天世所楷模的“王书”，没有一件是王羲之的亲笔真迹。早在宋朝，北宋“靖康之乱”以后，“王书”真迹已难见到，宋高宗赵构曾说：“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襟轴字法亦显然可验。”（《翰墨志》）宋高宗所谓“襟轴”，指徽宗宣和内府的装裱形制。南宋以来，书家只能向前代的临摹本、刻帖之类的复制品学“王书”。

　　“王书”的显赫名迹有四种：行书《兰亭序》是书写自己的文章，小楷《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是抄写前人的文章，皆长篇。其余都是尺牍，一帖数行数十字，有行书，有草书，就像寸锦片玉。

　　“尺牍”之名起于西汉。那时书函写于一尺之长的简上，汉代一尺约为公制23厘米，短于今尺的33厘米。尺牍书疏属于据事直言的“应用文”，有一套体现“礼仪”的程式用语。汉朝以来，“以书代辞，因辞见意”的尺牍交往渐盛。东汉后期，公私尺牍讲究辞令优美，尺牍成为一种“词有专工”的文学形式。《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灵）帝好学，自造《羲皇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因为尺牍文翰的兴盛出现了《月仪》这样的文范。史学家周一良考证，此类书仪文范可以上溯至晋大书家索靖的《月仪帖》。这篇现存最早的尺牍文范，专叙节候、明友之情，按十二个月编排，每月一首。例如一月的那首：

　　正月具书君白：大蔟布气，景风微发，顺变绥宁，无恙幸甚！隔限遐堡（途），莫因良话，引领托怀，情过采葛。企伫难将，故及表问，信李麃麃，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无由皓之隐，朝有二八之盛。折诚明珠耀光之高会，鸾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怀英伟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飞，奋翼紫闼，使亲者有迩赖也。君白。

　　《月仪》每首分上下两通，为复书形式；上一通每句四言，下一通为四六骈偶句，文词工丽，易于记诵。索靖是著名的草书家，用章草写《月仪》，后人作为章草书法的典范，故称《月仪帖》。

　　西汉已有收藏名人书迹的风气，所藏者即是私人间的尺牍书。《汉书·游侠传》记载，陈遵以豪侠闻名，封侯居长安。那时犹存尚侠之风，列侯、近臣、贵戚都成了陈遵的“粉丝”。《汉书》特别提到陈遵“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说明“文辞”和“善书”是世人所藏尺牍之书的两个观赏点。

　　东汉皇帝也喜好收藏名人尺牍。汉明帝时，北海王刘睦能文辞，擅书法，他病重的消息传来，明帝遣人赶往刘睦的封国，令其“作草书尺牍十首”，了却收藏的心愿。

　　魏晋时期，“工尺牍”和“善书”是世所称道的才能，士人“言尺牍而专重书法”，“言书法则不离尺牍”（吴丽娱《唐礼摭遗—— 中古书议研究》）。魏晋是书家辈出的时代，士族书家都擅长尺牍之学，而尺牍之迹因书法见重于世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汉入魏的胡昭隐居不仕，其书法与在朝为官的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齐名，“尺牍之迹，动见楷模”（《三国志》卷十一）。汉末已有行书，汉魏之际，胡昭、钟繇两家为行书立法度（卫恒《四体书势·隶书序》）。西晋时，行书盛行起来，秘书监“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晋书·荀勖传》）。行书主要用于尺牍，又称为“相闻书”，钟繇是最早用行书写尺牍的书家之一。

　　王羲之平日作字多是尺牍之书，他也擅长尺牍之书。《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以及他与伯父王导的书信联系，本传中录有王羲之《与殷浩书》《与会稽王书》《与谢尚书》《与谢万书》，这些辞采文理兼具的尺牍书疏，占了《王羲之传》篇幅的五分之二，文家编撰《晋书·王羲之传》引录王羲之的尺牍文，意在反映他的生平事迹，政治主张，思想倾向，也显示了王羲之的文辞修养。唐朝徐坚《例学记》引有羲之所作尺牍文范的《月仪书》，为一月的一段：“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簇告辰，微阳始布。罄无不宜，和神养俗。”文句与索靖《月仪帖》一月那首不同。当年晋人收藏王羲之的尺牍书迹是“文辞”“书法”并重，后人却专重他的书法了。

　　读王羲之尺牍书迹，率是讯问，吊丧，婚对，约会，索物，答谢，可谓“家庭琐事，戚友碎语，随手信笔，约略潦草”。当年王羲之尺牍的收藏者，限于羲之的亲戚朋友。他写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的一些尺牍，唐初收入宫廷，装为一卷，名为《十七帖》，历来是右军草书名帖。东晋末年，篡位的桓玄也搜罗了一些羲之書迹。郗昙是王羲之妻弟，女儿嫁给王献之，他藏有不少“王书”，估计多是羲之的尺牍。

　　皇家收藏王羲之书迹，则始于南朝刘宋时期。帝王搜罗古代法书名迹，通常是赏赐酬金，委以官位，故“四方妙迹，靡不毕至”，效果显著。刘宋时，王献之与羲之齐名，人们将“二王”书迹一并收罗。刘宋后期，中书侍郎虞龢奉命整理御府的法书藏品，写过一份详细的工作报告《论书表》，谈到重新装治的“二王”书迹合有二十六帙，二百四十七卷。此前装裱的卷子有大有小，“卷小者数纸，大者数十，巨细差悬，不相匹类”，改装之后每卷“以二丈为度”。虞龢未说一卷之中装有多少纸（帖），估计在十纸（帖）以上，再按二百四十七卷计算，“二王”书迹约有三千纸（帖），则王羲之书迹不会少于一千纸。

　　梁朝御府收藏的“王书”数量更加可观，据唐朝张怀瑾《二王等书录》记载：梁武帝收藏的“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又说“大凡一万五千纸”。如果其中半数是王羲之书迹，当有七千余纸，远多于刘宋御府收藏的数量，但多是复制品。“侯景之乱”以后，梁朝御府的图书名迹由建康（今江苏南京）运抵梁元帝所在的江陵（今湖北荆州）。554年12月2日，西魏将领于谨攻陷江陵城前夜，梁元帝将亡国之咎归于读书藏书，令内官高善宝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付之一炬。于谨进城后，“捃拾遗逸，凡四千卷”，其中二王书迹有多少不详。

　　唐太宗不惜重金购募王羲之书迹，散在民间的“王书”又一次聚敛到御府。褚遂良整理御府的王羲之书迹，录存一份《右军书目》，记载的王羲之正书、行书合有二百六十余帖，应该是他甄别后的真迹之数，那时士大夫家还藏有一些“王书”真迹，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五月，王导后裔王方庆又向武后进献了“王氏一门书”，其中也有一卷王羲之书迹（现在只存《初月》《姨母》两帖的摹本）。玄宗时代，张怀瑾《二王等书录》、韦述《叙述录》以及《唐朝叙书录》记录的羲之书迹数量，都是正书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合计二千九百纸。晚唐张彦远《右军书记》说贞观年间购求的“大王草有三千纸”，应该是指“大王书”的总数约而言之，并非专指草书。唐朝贞观内府聚藏的王羲之书迹，包括前代的临摹本，最高数量约三千纸。

　　王羲之的书迹因时间推移而增值，所谓“历久弥珍”。但王羲之书法真迹却日见稀少，有些也毁于收藏者之手。羲之妻弟郗昙收藏的“王书”，后来用作陪葬品。唐太宗喜爱的《兰亭序》，陪葬昭陵。此外，还有出于独占心理而故意毁灭者。东晋桓玄随身携带的一帙“王书”，篡位败亡途中尽投于江。王羲之《王略帖》真迹，后为米芾收得，据说米芾去世前焚毁自家藏品。私家收藏带来“王书”之厄，数量有限，比不过梁元帝的江陵之焚。

　　唐太宗聚藏的大量“王书”，在他孙子中宗（705～709年在位）时就开始流出宫外。此前武则天时，“龆龀之岁”的武平一“见养宫中”，见过“于亿岁殿曝之”的法书藏品，他说：“中宗神龙中，贵戚宠盛，宫禁不严，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尽金璧，次及法书。嫔主之家，因此擅出。”睿宗时，命薛稷将散失的宫中藏品“择而进之”，薛稷“留佳者十数轴”。玄宗时，薛稷牵涉太平公主政变密谋，赐死，所藏“为簿录官所盗”（《徐氏法书记》）。玄宗御府所藏王羲之法书锐减，“凡一百三十卷”，“右军真行唯有《黄庭》《告誓》等四卷存焉”（韋述《叙书录》）。安史之乱，潼关失守，“内库法书皆散失”。肃宗时，徐浩充使搜访图书，“收获二王书二百余卷”，史惟则奉使晋州搜访书画，赵城仓督为赎罪而献“扇书《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说是安禄山部将所赠（徐浩《论书》）。

　　北宋初年所刻《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凡一百六十帖，但并非全是御府所藏，有些借自大臣，而且历代指认的伪帖有六十九件之多。北宋末年徽宗御府收藏的“王书”数量，敕编的（宣和书谱》著录的帖目是二百四十三帖，估计杂有摹本和赝品。如果加上私家所藏，不会超过三百之数。“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聚于御府的“王书”又一次失群星散，不知踪迹。所以，宋高宗赵构南渡之后有“无复钟、王真迹”之叹。

　　现在流传的“王书”都是复制品，历代书家看重墨迹本。藏于大陆博物馆的《兰亭序》《寒切帖》《初月帖》《姨母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远宦》等帖，以及流失日本的《丧乱》等帖及流失美国的《行穰帖》，都是名帖，而以唐摹本最为宝贵，如启功所说的那样，“便与真迹同等了”。

　　“王书”的收藏史，也是“王书”真迹的销亡史。从东晋中期到北宋末年，七百余年间，“王书”真迹数量由多而少，以至于无。正如《老子》所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第四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