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

　　

士大夫之学

　　国藩日记格式比较特别，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这是日记的“体例”。略作统计，几乎无日不记者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其时国藩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二年间所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他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然公退犹不废读书，不忘教子，似稍异于常人。至于静坐，并非如理学家所说，能穷万物之理，不过抽空打个盹而已—— “未初（午后一点钟），在坐曲肱枕睡”。属文、作字，则多属应酬，以赠序、对联为多。如此，就是曾氏“士大夫之学”的主修课。

　　属文即写文章。文章不一定天天写。

　　作字，大部分是为人题写联匾。传统士大夫的社交，很多时候是通过题赠书画的形式完成的。且多少还有一些润笔费，可以改善家庭财政，因此作字还是比较多。

　　课子，就是指导儿子纪泽读书。一般在睡前，纪泽过来，或背诵日间学习的《尚书》与《诗经》，或复述《资治通鉴》里的故事。

　　回信。家中每隔半月向他报告家里的景况，他也按时向家里报告自己的情况。家书之外，还要经常给朋友写信，尤其是所谓道义之交，大家在信里讨论哲学与文学，政治与情感，交换各自的见闻。这种信往往很长，能写几十页，几千字，都是当正经文章来写，很费神。还有礼节性的信函，对格式有要求，须作端楷，他还请不起专司笔札的人，也很费神。

　　略作统计，几乎每天都记的，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

　　这部日记记录了曾国藩在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共两年多经历的事情，内容虽然简略，但完整展示了他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之学，让我们能看到所谓理学家的“工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来他的日记，格式不再这么规整，纸上也不画格子，但是所记的内容并无变化，还是这些事，除了不再课子。终其一生，他都在坚持这些功课。这就是曾国藩士大夫之学的纲目。

　　或者会想，既然曾国藩是这样干的，那么一般的人，也列这几条功课，持之以恒，几十年做下来，是不是也能成为士大夫，也能成为一个有他那么大成就的人？曾国藩回答了这个问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日，他写了一副对子，作为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尝试解说数语。曾国藩似乎在说，人生并无中间道路可走，不向上，即是自甘下流，做不了圣贤，就必然是禽兽。在圣贤与禽兽之间，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那好，且往圣贤路上行去，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下联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他教你只管去做，不要管最后是不是能做到。但是你若不做，终究是错的。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随即衣锦还乡，在湖南打了大半年的“摆子”与“秋风”。打摆子，谓此身已是金马玉堂中人，在家乡地方待人接物，架子很大，口气不小，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打秋风，则谓从亲戚、朋友、乡绅、土豪与地方官处，收到不少红包，吃了不少酒席。二语皆国藩自道，不是诽谤。

　　在家耍一年，他才到北京正式上班，从此，才真正明白长安居大不易的滋味。缺钱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赘，发现自己学问不够才是最令他苦恼的事情。当然，能在严格而艰难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年未而立做了翰林，成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已经很不容易。所谓学问不够，不是说在当时四亿国民中，他水准如何，而是看与在京的精英比较，他水准如何。很不幸，国藩自觉不佳，生怕再不努力就要失了“词臣体面”。

　　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写了一篇《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特意把曾国藩列进去，可以想见，国藩在发现自己学问不够以后，“困知勉行”，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读书皆有课程，国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話说，就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日子怎么分刚柔，难道是硬一天，软一天？非也。解释很简单，就是单日与双日。不过，不是初一单初二双这样的单双，另有讲究。古代以天干计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天干居于奇位，属阳刚，故称刚日，也就是单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属阴柔，故称柔日，也就是双日。日别刚柔，最早大概见于《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这是曾国藩读书课的基本日程。

曾国藩的书单

　　经书与史书，是泛称，具体是哪些书呢？国藩认为，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读，要认真读反复读的书，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史记》《汉书》与《庄子》，几乎是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而韩集也列为必读，则体现了国藩个人的兴趣。国藩的朋友发现，在写重要文章，甚至写奏折之前，国藩会随手抄起一册韩文，翻来覆去地看，直到看出了灵感，才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可见韩愈对他十分重要。

　　此外，还有四种必读书。先说《资治通鉴》《文选》与《古文辞类纂》。《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是国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 他也买了二十四史，只是不如《通鉴》读得熟。《文选》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学选集，《古文辞类纂》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即相对骈文而言的散文），二书也是传统读书人的基本书目，不必详说。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国藩自己编选的《十八家诗钞》。从曹植到元好问，从魏晋到金朝，国藩选了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余首诗，本来只是“私家读本”，后来也出版了，供世人参考。

　　以上是必读的八种书。然而不能只看必读书，还要看其他书，只是典籍浩如烟海，该看哪些人的哪些书呢？这就有个读书门径的问题。曾国藩说，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所成，然而，对于读什么书，如何治学，却是略知门径。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不知道到底学问是怎么回事，学术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关键，就是这“略知门径”四个字。当然，略知门径之后，是不是能够登堂入室，这个就有幸有不幸了。不过不知门径却能登堂入室，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信从了。国藩对读书门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因为他的自觉，钱穆才将他列为近代读书的代表人物。读书门径，或有高下广狭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适不适合。以此，说国藩对读书门径有独到见解，并不是在学术史的层面说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见解的地方，而只是说，这个门径很适合他自己。

　　孔子之门有四科，叫做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对国藩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则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国藩自认为明了其中的消息，乃结合桐城的三种工夫与孔门四科，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按照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分类，同时符合孔门四科的标准，列出国史上特别重要的三十四个人，以为读书治事的典范。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首列文王、周公、孔子与孟子，所谓“文周孔孟之圣”，“不可以方体论”—— 即不能仅以一个或几个维度来评判他们。他们是集大成者，特别厉害。还有四位，所谓“左庄班马之才”，即《左传》《庄子》《汉书》与《史记》的作者，则高出他人一头。他们的作品是很多人创作与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门。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六位，以义理、辞章与考据来分类。

　　义理，包括孔门里的德行和政事。德行与政事兼备的，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与司马光，都是国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则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朱熹与张栻，政治地位虽不高，然而，“君子之德风”，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中国人，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走向。当然，选择这五个人，显然表明了理学倾向。国藩虽然讲究汉宋调和，但在他心中宋学的分量还是要重一点。

　　辞章，是孔门的言语科，也就是后世所讲的文学。有八个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与曾巩，写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苏轼与黄庭坚，写得一手好诗。国藩本质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不止一次回忆，刚到北京，心里还是想走文艺道路的。当时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绍基的书法，皆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角色。他说，鄙人固然佩服这两位，但是，自信若能坚持舞文弄墨，未来的文章与书法，所造亦必可观，未必就不如人。只是后来做官，职位越来越高，从军，打仗越来越险，实在没有余暇从事文艺，以此没能达到他们的水平。

　　考据，则是孔门四科里的文学，与历史有关，與制度有关，更与经济（经世济民，非今日所云经济）有关。人选略分今古，先说古人。许慎，是《说文解字》的作者，郑玄，笺注很多经书，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汉学家（汉代之学）。然后是杜佑与马端临。杜编《通典》，马编《文献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四位相对国藩来说都是古人。再说“今人”，尽管也隔了数十上百年，然皆属于“国朝”，所以说是今人。顾炎武，国藩将他列在考据门，更重视他对史学的贡献。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此书对国藩影响甚巨，在日记、书札与笔记中常能看到他讨论此书的内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发起人。王念孙、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学家。

　　对这一门的人选，钱穆极表赞扬，说曾国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据最重小学（文字、音韵与训诂），所谓读书须先识字，又所谓一字不识学者之耻，人选中以许、郑、二王最为擅长。但是曾国藩把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与姚鼐这几位似乎不属正宗的学者也放到考据阵营里，那么，用钱穆的话讲，这就是“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在校勘训诂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据的范围扩大了”。一旦扩大，对于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曾国藩在这方面的见识是非常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