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这份工作，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对案长坐，（几乎是）从一无所有的空白之中，构筑起一个空想的故事，将它转变为文章的形态。把不具形象的主观事物转换为具备形象的客观事物（至少是要求客观性的事物）—— 简单地下个定义的话，这便是我们小说家的日常工作。
“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这么说的人只怕也不少。其实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我也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谷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小的公寓里（如今已经拆除），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最初的小说。我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作“餐桌小说”。
小说《挪威的森林》的开头部分，是在希臘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轮渡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四百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从前的说法叫“大学笔记簿”），用BIC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坐在旅舍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地频掀高潮。总之是历经了磨难，吃足了苦头。如今回想起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可当时却着实令人沮丧。因为总也找不到固定的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各地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和莫名其妙的种种）污渍的厚厚的笔记，至今仍然留在我的手边。
然而不论在怎样的场所，人们写小说的地方统统都是密室，是便携式的书房。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想，人们并不是受人之托才写小说的，而是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劳苦地努力去写小说。
当然也有人是接受了约稿，再动笔写小说。职业作家兴许大半都这么做。而我多年以来把不受委托、不接稿约，自由地写小说当作基本方针坚持了下来。说起来，像我这样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很多作家好像会接受来自编辑的委托：“请为我们杂志写个短篇小说吧。”或是：“拜托您给我们出版社写一部长篇。”故事便从这里启程了。像这种情况，通常会约定交稿期限，有时好像还会以预支的形式领取定金。
即便如此，小说家仍然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冲动，自发地去写小说，这基本程序并没有任何改变。也许有人号称没有外部的约稿和截稿期限这些制约，就无法好好写出小说来。然而，如果没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截稿日期催得再急，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不问那契机是什么，一旦动笔写起小说来，小说家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谁也不会来帮他（她）。有的人说不定会带一个调查员跟在身边，但任务也仅仅是收集资料与素材。谁也不会替他或她整理思路，谁也不会帮他或她寻词觅句。一旦自己动笔开工，就得亲自去推进、亲自去完成。
比如说，这只是指我自己的情况，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得有一年还多（两年，有时甚至三年）的时间钻进书房，独自伏案埋头苦写。清晨起床，每天五到六小时集中心力执笔写稿。像这样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脑袋势必会进入过热状态（还真有过头皮发热的情况），神志会老半天都朦胧不清。所以到了下午我就睡睡午觉，听听音乐，读读无害的书。这样一种生活过久了，肯定会导致运动不足，所以我每天大概都要外出运动一个小时，然后再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就这样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
“孤独的工作。”这么一说反倒变成了陈词滥调，可写小说这份活计—— 尤其是写长篇小说—— 实际上就是非常孤独的工作。时时觉得自己仿佛孤单一人坐在深深的井底。谁也不会赶来相救，谁也不会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赞许一声“今天干得不错啊”。作为结果诞生的作品倒有可能得到嘉许（当然是说如果走运的话），然而人们并不会特地评价一番写作过程。这是只能由作家一个人默默承担的重负。
我也认为就这类工作而言，我属于忍耐力相当强的性格。即便是这样，仍然会时不时感到厌烦，心生倦意。然而来日方长，一天又一天，简直就像砌砖师傅堆砌砖块一般，耐着性子仔细地垒好，很快到了某个时间，就会有一种真实感：“啊，是了。再怎么样，我毕竟是个作家。”
那么，要想勉为其难，把这项工作孜孜不倦地坚持下去，什么才是必需的呢？
不必说，就是持久力。
要对案枯坐、集中心力，最多只能坚持上三天——像这样的人是当不了小说家的。可能有人会说，有三天工夫的话，总可以写出一篇左右的短篇小说吧？这话当然没错，有三天时间，或许就能写出一则短篇小说。不过花上三天写完一则短篇小说，便让心情归零，然后再重整态势，又花上三天写出下一则短篇小说，这样一种循环周期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如果一再反复这种零敲碎打、时断时续的作业，只怕写作者的身体会吃不消。就算是专门写短篇小说的人，要想作为职业作家生存下去，也得在流程上有连续性才行。若要天长日久地坚持创作，不管是长篇小说作家，还是短篇小说作家，无论如何都不能缺乏坚持写下去的持久力。
那么，要想获得持久力，又该怎么做呢？
对此，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非常简单，就是养成基础体力。获得强壮坚韧的体力，让身体站在自己这一边，成为友军。
当然，这说到底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而且是得自经验，或许并没有普遍意义。我在这里本来就是作为个人在发言，因此，我的意见难免会成为个人化的、经验性的东西。肯定还有不同的看法，那就请向别人去打听吧。而我嘛，就允许我谈谈自己的意见好了。至于有没有普遍意义，就请您自己判断吧。
世上许多人好像都以为，作家的工作无非是坐在书桌前写写字，大概跟体力没什么关系，只要有那么点敲击电脑键盘（或者在纸上运笔）的指力，不就绰绰有余了吗？作家嘛，本来就是不健康、反社会、反世俗的存在，根本不用维持健康啦、健身啦。这样的想法在世间已根深蒂固。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这种说法，似乎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对作家形象的刻板成见，一脚踹到一边去。
然而实际上试一试就会明白，要每天五六个小时枯坐在书桌前，孑然一人面对着电脑显示屏（当然，就算是坐在柑橘箱前，面对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也无所谓），集中心力，搭建起一个个故事，那需要非同寻常的体力。年轻时还不算太困难。二三十岁的时期，体内充盈着生命力，就算苛刻地驱使肉体，它也不会发出怨言。一有需要，专注力也能简单地招之即来，还可以维持在高水平。年轻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啊——尽管叫我再来一遍的话，未免令我为难。然而遗憾得很，随着中年时代的到来，体力会渐渐衰落，爆发力逐渐下降，持续力也逐步减退。肌肉退化，多余的赘肉却越来越多。“肌肉易减，赘肉易增”，这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道悲痛的命题。为了弥补这种减退，为了维持体力，就需要持续不断地作出人为的努力。
而且，体力下降的话（这也无非是泛泛之论），思考能力也会随之表现出微妙的衰退。思维的敏捷和精神上的灵活都会逐渐丧失。我在接受某位年轻作家采访时曾经说过：“作家要是长出赘肉的话，就算完蛋了。”这当然是极端的说法，无疑也有例外。不过我多多少少觉得，这么说似乎并无大碍，不管那是物理上的赘肉，还是隐喻中的赘肉。许多作家会通过提高写作技巧和心智上的成熟来弥补这种自然的衰退，但这么做也是有限度的。
小说家的基本工作是讲故事。而所谓讲故事，就是要下降到意识的底层去，下降到心灵黑暗的底部去。要讲规模宏大的故事，作家就必须下降到更深的地方。这就好比想建造高楼大厦，地基就必须越挖越深。而越是要讲周密的故事，那地下的黑暗就越浓重深厚。
作家从那片地下的黑暗中寻觅自己需要的东西，即小说需要的养分，带着它返回意识的上层领域，并且转换成文章这种具备形体和意义的东西。那片黑暗之中，有时会充满危险。栖息在那里的东西往往会变幻各种形象，蛊惑人心。加上既没有路标又没有地图，有些地方还被打造成了迷宫，如同地底洞窟一般，所以稍一疏忽便会迷路，可能再也无法返回地面。在那片黑暗中，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混作一团，太古与现代融为一体。我们将它未加解剖地带回来，有时那一大包东西说不定就会产生危险的结果。
想同那种深厚的黑暗之力对抗，并且日复一日地面对种种危险，就需要强韧的体能。虽然无法用数值表明究竟要强韧到何种地步，但强韧肯定远远好于不强韧。而且这所谓的强韧，并非与他人相比如何如何，而是对自己来说是“满足需要”的强韧。我通过每日坚持写小说，点点滴滴地体悟和理解了这个道理。心灵必须尽可能地强韧，而要长期维持这心灵的强韧，就必须增强、管理和维持作为容器的体力。
我所说的“强韧的心灵”，并不是指现实生活层面的强韧。在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既会为了无聊的琐事受到伤害，也会脱口说出本来不必说的话，然后又耿耿于怀、懊悔不已。面对诱惑时总是无力抗拒，对无趣的义务则尽量视而不见。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会怒不可遏，真正重要的大事上却反而麻痹大意、疏忽误事。虽然注意尽量不找借口，有时也忍不住脱口而出。心里想着今天最好不喝酒，却不知不觉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喝起来。像这些方面，我猜自己恐怕和世间的普通人差不多。不，弄不好还低于平均值呢。
然而说到写小说这项工作，我却能一天连续五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始终保持一颗强韧的心。这种心灵的强韧（至少其中大半）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获得的东西。我通过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才掌握了它。进一步说，只要有心去做，即便不说是“轻而易举”， 至少谁都能通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当然，说到这种强韧，它就像身体的强韧一样，不是要同他人较量竞争，而是为了让此时此刻的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我并不是要大家变得充满道学气，或变得清心寡欲。这两点与写出美妙的小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怕是没有吧。我不过是极为单纯而务实地建议：多留意一些身体上的事情岂不更好？
而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说不定与世间大众想象的小说家形象大相径庭。我一边这样说，一边感到有种不安渐渐袭上心头。过着自甘堕落的生活，置家庭于不顾，把夫人的衣物送进典当铺里换钱（这形象好像有点太陈旧？），有时沉湎于美酒，有时沉溺于女人，总之是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从这样的颓废与混沌中催生出文学来的反社会文人——这样一种古典的小说家形象说不定才符合世间大众的期待。要不然就是那种向往参加西班牙内战、在炮火纷飞中噼噼啪啪敲击打字机的“行动派作家”。而住在安稳的郊外住宅区里、过着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的作家，只怕谁都不会渴望吧？我可能是往大众心目中的浪漫幻想上，不停地泼着无情的冷水呢。
我喜欢写小说这种行为，所以才像这样写小说，并几乎光靠写小说为生，这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也感到万分幸运。实际上，如果不是在人生某一刻被破格地幸运惠顾，这样的好事只怕绝无可能吧。我十分坦诚地这么认为。这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奇迹。
就算我身上多多少少有点写小说的才能，可那不过像油田和金矿一样，如果不去开掘，必定会永远埋在地下长眠不醒。也有人主张：“只要有强大丰富的才能，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但以我的感受来看——我对自己的感受还是有那么一点自信的，好像未必是那样。如果那才能埋藏在相对较浅的地下，即便放着不管，它自然喷发的可能性也很大。然而如果在很深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容易找到它了。不管那是多么丰富出众的才华，假如没有人下定决心“好，就从这里挖挖看”，拎着铁锹走来挖掘的话，也许就会永远埋藏在地底，不为人知。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对这一点有切身的感受。事物是要讲究时机的，而时机稍纵即逝，一旦失去，几乎再也不会重来造访。人生往往变化无常、并不公平，有时甚至还很残酷。我算是机缘巧合，碰巧抓住了这个好机会。如今回首往事，更觉得这纯粹是鸿运当头。
然而幸运这东西，说起来无非是一张入场券。在这一点上，它与油田和金矿性质迥异。并不是说只要找到了它，弄到了手，接下来就万事大吉，从此便一劳永逸、安享清福。有了这张入场券，你可以进入庆典会场，但仅此而已。在入口处交出入场券，走进会场，然后该如何行动、去哪里、要看什么、拿起什么、舍弃什么？如何克服可能出现的障碍？这终将变成个人才能、資质和本领的问题，变成个人气量的问题，变成世界观的问题，有时候还会变成极其单纯的体能问题。不管怎样，这都不是单凭幸运能应付周全的事。
当然，就像有各种类型的人一样，作家也分为各种类型。他们有各种活法，有各种写法；有各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各种选词择句的方法，当然不能世间万事一概而论。我能做的，唯有谈论“像我这种类型的作家”而已，因此内容当然有限。然而同时，仅仅从同为职业小说家这一点而言，有个别的差异贯穿始终，根底上肯定也有某种相通之处。一言以蔽之，那大约就是精神上的强韧。走出迷惘，身受痛批，被亲近的人出卖，经历意外的失败，有时丧失自信，有时自信过头，总之遭遇了一切可能的现实障碍，却还要坚持把小说写下去—— 就是这样一种坚定的意志。
如果想让这坚定的意志长期维持下去，生活方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问题。首先要活得十全十美。所谓“活得十全十美”，是要在某种程度上确立收纳灵魂的“框架”（亦即肉体），再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推动它前行。這便是我的基本想法。所谓活着，多数情况下是漫长得令人厌恶的持久战。不想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肉体，仅仅打算积极地维持意志或灵魂的强韧，那么依我所见，这在现实层面几乎毫无可能。人生可不会那样姑息宽纵。一个人的倾向如果偏往某一方，迟早会受到来自另一方的报复（或者说反弹）。向一方倾斜的天平必然会往回摆动。肉体与精神的力量就像车子的双轮。它们在维持平衡的状态下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产生最正确的方向和最有效的力量。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理论，却是我在迄今为止的人生路上亲身学来的东西。肉体力量与精神力量必须均衡有度、旗鼓相当。必须达成让两者互补的态势。战斗越是进入胶着期，这个理论就越有重大的意义。
尽量让意志变得坚定，同时也要把那意志的根据地——即身体整治得健康结实一点，尽量保持在没有障碍的状态，并将这种状态维持下去。这与综合地、均衡有度地提升你生活方式的品质密切相关。只要不吝惜这种踏踏实实的努力，自然而然地，创作品质也会得到提高。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好像还是重复前言，但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有天才资质的艺术家。
那么，该如何提升生活方式的品质呢？方法因人而异。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方法。只能各自寻觅自己的道路，就像只能各自寻觅自己的故事与文体一般。
我在成长过程中，经过一错再错、反复尝试，终于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做法。特罗洛普先生找到了特罗洛普先生的做法，卡夫卡先生找到了卡夫卡先生的做法。请你也找到你的做法。不管在身体还是精神方面，每个人的情况必定各不相同，大概都拥有自己的理论。不过，如果我的做法能为你提供参考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它多少具有一些普遍意义，我当然会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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