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昌

　　闯荡四海、百无禁忌，似乎什么都不怕、都敢惹的史沫特莱，内心其实是強大和柔弱共存的混合体。她也渴望身后有依傍和支撑，身前能有人举着熊熊火把和昭然若揭的路标为她指路。

　　遇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她为自己庆幸。这两个身躯远比她单薄、矮小的人，却是她眼中真正的高人、巨子。

　　1928年11月，在奔往中国的途中，她在莫斯科短暂逗留，意外地遇见了也在苏联的宋庆龄。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没有时间深谈，但她却已经感受到了，自己一颗布满冰霜、寒气肃杀的心似被煦风拂过，开始泛起缕缕暖意。次年她在上海将刚出版的《大地的女儿》赠送给宋庆龄，在扉页上写下了她内心真切的跃动：“送给孙逸仙夫人，我无保留地尊敬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几年后，当她介绍路易·艾黎认识宋庆龄时，她更是充满敬意地告诉艾黎，孙夫人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在白色的中国巍然屹立，她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中国女性。

　　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她刚到上海几个月之后。那天阳光很好，她走进公共租界一条弄堂里的一幢欧式楼房，轻轻叩开了鲁迅家的门。在二楼书房，阳光透过窗帘斜照着室内，鲁迅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与史沫特莱亲切交谈起来——因为都懂得德语，语言的相通使两人减却了沟通的障碍，也使她不费时日便融进了上海的左翼文化阵营。

　　她从鲁迅身上，得到的是一种强有力的人格和文化的启示。1930年9月的一天，在参加完祝贺鲁迅五十寿辰聚会后，她思绪汹涌地写下了她仰望一个文化巨人的感受：

　　“……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他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头发像一把刷子，面孔的轮廓是最常见的中国人的模样，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的表情最为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的风度、谈吐和每一举手投足，都辐射出一种完美人格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似的笨拙而粗鲁。”

　　对于她，鲁迅更是一位导师和“精神上的父亲”。她毫不掩饰地表白说，“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将铭刻在我心中直至永远”。

　　同在一个城市的宋庆龄和鲁迅，也同是左翼阵营的领袖，是上海政治天幕上的一对双子星宿，在四围的云障雾罩下却光芒璀璨依旧，成为一道无法被吞淹、遮没的天象奇观。然而在1931年之前，他们两人却从未见过面，只是神交意会而已。史沫特莱一片热诚地追随着他们，无意间也为他们架设了一座桥梁。

　　那都是在“牛兰夫妇事件”发生之后。

　　因为母亲病逝，1931年7月，宋庆龄从德国柏林匆匆赶回上海家里。8月13日到达上海时，牛兰夫妇就在前一天已被解赴南京，情况十分危急。没过几天，一封英文信件寄到宋家，读罢，宋庆龄笑着告诉她的助手，这信写得有水平，虽然仅有短短几行文字，语言和用词却都很美。这信，正是史沫特莱写来的。

　　信中史沫特莱请求孙夫人，在百忙中给她5分钟的谈话时间。几天后，史沫特莱便走进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宋庆龄的寓所，请孙夫人牵头成立牛兰夫妇国际营救委员会。宋庆龄爽快地答应了，谈话也远远超出了5分钟时间。

　　史沫特莱也踏进鲁迅家里，游说他加入营救委员会。鲁迅也慨然答应了。

　　几个月后，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由宋庆龄出面召集会议，宣告成立，32名委员中就有鲁迅、史沫特莱和蔡元培、杨杏佛、斯诺、伊罗生等人。宋庆龄与鲁迅，就有了神交许久后的第一次会面。从此，两人便肝胆相照，一直并肩合力地奋战在一起。

　　而他们身边，也总形影不离地站立着一个高岸的洋女子——史沫特莱。

　　营救牛兰夫妇的浪潮还未平息，新的抗争与战斗的浪潮又在一波波兴起。前面站着两位左翼领袖——宋庆龄和鲁迅，身后，总紧随着他们麾下的热血战士史沫特莱：她是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的得力助手，几乎参加了同盟的全部活动；她与宋庆龄、鲁迅一起，也是接待大文豪、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萧伯纳的主要成员之一，那张流传后世的7人合影中，就闪腾着她的女汉子的高大身影；她紧随着宋庆龄和鲁迅，也金刚怒目般地出现在黄浦路9号德国领事馆，严正抗议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暴行。宋庆龄和鲁迅的周围，渐渐又集结起一群来自各国的左派青年——路易·艾黎、马海德、斯诺、伊罗生等等，他们都是经史沫特莱的游说、鼓动而投奔而来的。她企望世界的左翼人士都能集合在一起，形成冲击旧世界的更巨大的力量。

　　随之也扩大了“家”的含义。得天独厚的她开始拥有三个家——自己的寓所、宋家和鲁迅的家。她逐渐由莫利哀路的常客而变成了宋家的一员——没有多久，她担任了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忙碌不息地为她处理与外国人士的来往信件，撰写英文演讲稿，陪伴孙夫人从宋家启程辗转于各个社会活动场合。在鲁迅家里，也从一个访客而变成了长久落驻的房客。从1934年至1935年，几乎有一年时间她都住在山阴路大陆新邨的鲁迅家。为了她的到来，许广平特地腾出二楼原是儿子海婴住的房间，改为她的卧室兼书房。这一年时间，她帮助翻译鲁迅的作品，鲁迅也翻译她的作品，两人后来还合作编辑了一本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表现工人阶级疾苦和人民斗争的版画选。这是成果颇丰的一年。

　　鲁迅家是个雷区，而她恰恰是一颗火种，在鲁家居住的日子里，她时时得提防瞬息引爆的危险。每次出门归来，她总要在弄堂口环视四周，警惕地张望一番，确信后边没有人跟踪、盯梢，才飞快地拐进弄堂，闪身进入鲁家。她不愿因自己的疏忽，而给自己的导师带来麻烦。

　　白色恐怖笼罩，如《申报》一篇评论所说：“整个世界是疯狂了，……文明破产了，野蛮复活了，白茫茫的雾弥漫了整个世界。”盯梢、暗杀、绑架、囚禁，那都是随时随地的事，史沫特莱时时担忧着两个左翼领袖的安危，又当起了他们的红色卫士。

　　初秋时分，一天史沫特莱陪伴宋庆龄参加完一个聚会，正乘坐出租车回家。半路上突然窜出两个衣衫破烂的男子，在马路中央撕打成一团，一边相互拉扯着一边却朝车前猛扑过来。史沫特莱一看来者不善，便推门跳下车，双手叉腰严严地堵住车门，不让那两人靠近一步。endprint

　　那两个男子一边冲着她直喊，一边又向汽车扑去，分明冲着孙夫人而来。史沫特莱急忙挡住那两人的去路，又向司机大喊“快开车”。车刚开走，两个男子气急败坏地挥拳扑向史沫特莱，另几个同伙也一齐包围了上来。史沫特莱一边招架，一边机警地摸出身边的一只哨子一阵猛吹，惊动法国巡捕骑马赶来，才吓跑了这伙歹徒。

　　史沫特莱知道孙夫人正身处险境，因为营救革命志士，她一次次奔走、呼号，仗义执言，早已被蒋介石列入了暗杀黑名单。这次半路遭受围攻，显然是有人早有预谋。她为孙夫人悄悄地捏着一把汗。

　　她一样也担忧鲁迅的安全，因为在蒋介石的黑名单上，同样也有鲁迅的名字。

　　1930年9月7日，鲁迅五十岁生日，左联发起百人聚会为他祝寿。地点选在吕班路法国公园附近、一家荷兰人开的印尼餐馆里。餐馆是史沫特莱出面租下的，她一手操办了这次聚会，事先還从商店挑了一幅白绸子衣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鲁迅。那时风声已很紧，左联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举行秘密集会须时刻绷紧神经、小心提防。会前，史沫特莱带着几个人充当暗哨，守卫着餐馆的花园门口，对来宾必经的那条长街观察了许久，生怕这座城市弥漫着的肃杀寒气会将餐馆吞没。餐会结束客人陆续离去，她又抢先站到了大门口，警惕地向四周瞭望，直到所有的客人都走完，才和几位朋友一起护送鲁迅回家。

　　更像恶梦一样折磨她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那几个月。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鬼子兵的逐屋征逐，使全城陷入了一片战乱之中。一天传来消息，日军的炸弹也投到了鲁迅居住的那片区域，使史沫特莱心里好一阵紧张。她顾不得有被逮捕的危险，让一个美国同行觅来一张军事通行证，乘着同行的采访车、手举通行证闯过日军的重重防线，赶往鲁迅家。“我一边猛力敲门，一边用英语和德语喊叫，但是没有人应声。许多被困在家里的中国人，拒绝回答任何人的询问，有些，已经饿死，当时无法开门。……”几年后出版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写下了当时的情景，那一刻她别说有多么惊恐，担忧。直到“一·二八事变”停战之后，才知道鲁迅一家已逃过了劫难，原来是被日本朋友救出去藏了起来。

　　追随鲁迅，使她迅速融入了左翼文学阵营。左联的名册上没有她的名字，但她几乎参加了左联的所有活动，已然是个不在册的左翼作家联盟一员。左翼作家大多是年轻人，在鲁迅生日晚会上，她见到了也细细观察过他们：一群人衣着寒酸，显得面有饥色，这是一个新成立的艺术剧团的代表；一个颀长、瘦削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走来，不时回头张望，他是共产党地下报纸的编辑；又来了一个人，穿了一身尽是皱褶的西装，满头长发蓬乱，他是一个赤色组织的代表，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个矮胖、短发，显得既严肃又可爱的年轻女子，她记住了她的名字——冯铿，正是她，在会上吁请鲁迅担当起左翼作家联盟的保护人和“导师”。与上海洋场那些高雅的“精神贵族”式的文人相比，他们不免太寒酸、太落拓了，但史沫特莱从他们身上却看到了中国希望的曙色。当满头乱发的青年讲述他的狱中遭遇，地下党报编辑报告“秋收起义”的经历时，她听得十分入神，眼前似看到了起义的农民成群结队地走入红军营帐，如无数细流正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顿时，她内心的江潮也在奔腾起伏。

　　可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很快就成了敌人屠刀下的亡灵。

　　因身心疲累，史沫特莱去菲律宾休息了几个月。1931年3月一回到上海，就晴天霹雳似的听到一个消息：一个月前，左联的五个青年作家已在龙华惨遭杀害！他们中间，就有她在鲁迅生日晚会上见到的那个胖胖而又可爱的冯铿；还有她熟悉的柔石，她去菲律宾离开上海前夕，柔石还和鲁迅几人一起来探望过她。转瞬间，天人永隔，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她满怀悲愤地赶到鲁迅家里。老人家出现在她面前，面色灰暗，头发散乱，两颊深陷，几天都已没刮胡须，已全然没有几个月前那样的奕然神采。变化得那么厉害，使她感到震惊。

　　鲁迅把已经写好的一篇文章递给她：“帮我翻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那声音里充满着愤怒和仇恨，灼热的火花也在他的眼中闪耀着。

　　这是一篇如匕首如投枪、无情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写于深夜里》。史沫特莱读着，顿时被无边的悲愤所淹没，也被跳动于纸上的激愤之声所震撼。但想到文章发表会引来的后果，她不禁担忧地提醒鲁迅：“这样刊印出来，你的生命会有危险的！”

　　“有关系吗？”他愤怒地回答。“总要有人出来说话啊！”

　　鲁迅的回答，给她传递着一种力量和气概，她不再犹豫、退缩。这一天，她与鲁迅一起又起草了一封呼吁国际援助的公开信。史沫特莱将宣言和鲁迅的文章译成英文，投寄到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也带往柏林、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世界进步作家和思想家的抗议怒潮很快澎湃而起，五十多位美国进步作家和来自世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抗议函电铺天盖地涌入了国民党机关。

　　她周身的热血，不禁又一次沸腾起来。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年3月版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邢侠

　　定价：75.00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