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北京进入
“文改会”
在青年时代，我就对国语罗马字有兴趣，后来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也有兴趣，并且多有参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又恢复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其中一个积极分子是倪海曙。他实际上领导了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出版刊物——新文字的周刊、月刊，等等。对这个运动，我一向是非常感兴趣的，于是就给他们写些文章。因为刊物很小，写的文章也很短，其中有几篇文章当时很受他们欢迎。
其中一篇主要是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我把几种主要的拉丁化方言方案做了一个比较，提出使它们共同化的方案，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思想。这篇文章当时受到很多人的注意。当时，陈望道先生——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他对这个拉丁化运动是非常热心的，看了我的文章，他觉得很高兴。后来由于他的鼓励，我把自己写的一些关于拉丁化、拼音文字研究的文章结合起来，写成一本书，叫《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并由陈望道先生写了一篇序。现在来看，这本书中的文章是很幼稚的，这是用业余时间来进行研究的。
1955年，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知我去参加。我当时在上海大学里教书，有很多其他工作。开完会之后，当时就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个委员会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部，委员会的主任相当于部长，委员会的主任是由吴玉章担任的，是中央委员兼这个主任，他的地位比普通部长还高，可见当时中央很重视这个机构。当时“文改会”就把我留下来，不让回到上海去，希望我在“文改会”工作。当时上海的学校也的确不肯放我，催我赶快回去。那我就说，你看，上海来信来电报叫我赶快回去。“文改会”副主任胡愈之说你不要管，周总理会下条子给他们。这样呢，我就没有办法，只得改行到北京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于是我就留在北京，在“文改会”工作。
研究制订
《汉语拼音方案》
“文改会”成立之后，内部设立了第一、第二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研究汉字简化。我做第一研究室的主任，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文改会”下面有一个工作委员会，叫作“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提出一个《汉语拼音方案》。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要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就要知道世界各国文字的情况。
当时有人主张用民族形式的文字，反对用拉丁字母。我们听到内部非正式的传达，说毛主席到苏联去看斯大林，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应当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根据斯大林这个指示，毛主席回来就提倡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起初，在北京已经有一个“文字改革协会”，后来才成立政府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于毛主席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会”就开始研究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有好多种设计方案，有一种方案是丁西林提出的，有一种方案是黎锦熙提出来的，有一种方案是“文改会”的秘书处提出来的，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方案。這个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在“文改会”正式成立之前，就研究了三年之久，后来归纳成为四个方案。在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时候，就印出来作为一个参考件，给到会的一些会员看——没有正式提出议案，也没有要开会的代表们来决定是否采用。不过代表们看了之后，反应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说支持当时四种方案中某一个方案。这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吴玉章就请示毛主席，说是民族形式方案，研究了三年，很不容易，考虑来考虑去，恐怕还是采用拉丁字母比较方便。毛主席就同意了。这件事呢，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的会议上决定，采用罗马字，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我到了北京不久呢，就决定由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来研究拉丁字母的方案。当时没有说不要民族形式，但实际上民族形式事实上已经被否定了。
为了要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我就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起初倪海曙在上海编的一本杂志，叫做《语文知识》。我在这个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各种不同的文字类型的文章。后来我继续写这方面的文章，把它编成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简单地介绍字母的历史。这本书出来之后呢，引起许多人的兴趣。我听说，毛主席他要研究采取哪一种字母好，他也参考了我的书。当时我研究这个问题，是分门别类比较各种文字学优点与缺点，得到的结论呢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所以实际上不用拉丁字母反而是很困难的。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时间，从多方面研究之后才定下来。
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初期的最主要的工作。拼音方案委员会多数人是兼职的，他们只来开会，而准备资料、选择研究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诸如此类的事情，主要是由我来做的。
这件工作是从1955年开始。第一步就拟定成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里面通过，是完全用拉丁字母的。到了1956年，就把这个初稿拿出来，给几个主要相关机构共同研究，当中一个机构就是中国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对这个初稿不满意，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用了双字母，就是两个字母联合起来当一个字母用；另外用了变读法，一个字母在一个条件下面读这个音，在另外一个条件下面读另外一个音。这种双字母和变读法过去在国语罗马字里面都是有的，在更早的外国人搞的威妥玛方案里面也是一早就用了。
于是乎就修改初稿，改成一个字母只有一个读音，一个读音只有一个写法。没有双字母，没有变读法，那么26个字母就不够用了，研究结果呢就增加六个新字母。六个新字母加进去，这个初稿就变成一个草稿。这个草稿初期叫作“原草稿”。这个“原草稿”在1956年发表，发表之后，各方面提了很多意见。根据这许多意见，再由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来研究怎么修正。那么修正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endprint
第一点呢，大家同意用26个字母，不要用新字母。因为新字母一发表出去，反对的人很多，特别是邮电部反对。邮电部说，你这个新字母，我打电报没有方法用。那么有人说，你的电报机上没有，重新造一下就好了嘛。他说不行，因为电报打到国外去，你不能叫国外也造新字母，所以新字母就不用了。
新字母不用以后，这个所谓的变读法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基”“欺”“希”这三个音怎么写？这三个音在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里面意见不一致，就产生两种写法。一种用“哥”“科”“喝”来变读，“哥”“科”“喝”在“衣”“迂”前面变成“基”“欺”“希”，这一种方法是以前北方话拉丁化———所谓“北拉”用的；另外一种呢，用“知”“吃”“诗”在“衣”“迂”前面读成“基”“欺”“希”，这个是国语罗马字和威妥玛方案用的。这样子呢，从“原草案”就变成“修正式”，“修正式”有第一式、第二式。“修正式”就非正式地在杂志上公布出去，请大家提意见。这个群众的意见也有两种，没有方法在两种当中选择一种，就很困难。
那么后来再进一步研究，要解决这个问题，把两种变成一种。因为这两种都是用所谓变读法，但是两种变读法方法不一样，那么要把这两种合并起来要废除变读法，就用“j”“q”“x”三个字母代表“基”“欺”“希”，就没有变读法了，这是废除变读法的一个表达方法。这样子呢，第一式、第二式就变了一个格式了，在1957年就形成叫“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后来是发表出去，再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
到了1958年，这个修正草案就在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里面通过了，后来又成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这是高一级的委员会，这个审定委员会也通过了。这样才拿出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公布。
所以这个方案经过了三年的时间。第一步是1955年的“初稿”；第二步是1956年的“原草案”，有六个新字母的；第三步，也就是1956年的“修正式”，有两个式，第一式和第二式。那么再到1957年，就变成“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没有两个式了，就是一种了。修正草案就把这个“基”“欺”“希”三个音——向来是用别的字母来变读的，现在不用变读，用三个独立的字母表示，就是“j”“q”“x”。1958年正式定案。
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推广工作是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在小学里，小学生上学先学《汉语拼音方案》，就不学老的注音字母了，這是一个新的变化。但是1958年秋天上学的小学生开始学汉语拼音了，1958年秋天以前的小学生都没有学，后来要补学一点呢，也推广得不普遍。所以从年龄上来讲，在1958年秋天已经满七岁的孩子，后来都懂拼音了，可是在这个年龄以上的人，大多数还不懂拼音，这是一方面。这另一方面应当说还是推广得比较顺利，因为小学教科书都准备好把这个拼音放进去。
推广工作后来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大问题，就是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要求世界各国都提出罗马字拼写的地名标准。这一个机构起初是台湾地区的代表参加的，后来就改了，由中国大陆代表参加。
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之后，我们就提出要用《汉语拼音方案》做标准。
所以1977年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就通过了，用《汉语拼音方案》来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这是汉语拼音走向国际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是ISO国际标准化组织。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很早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的国际组织是联合国，第二个大组织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有一个部门，叫TC46，TC就是技术委员会，它的研究范围是包括语言文字的。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他们要中国提出，中国的标准语用什么样的罗马字母来拼？起初也是由台湾地区代表参加，台湾是主张用威妥玛方案，威妥玛方案因为有许多缺点，没有人赞成。后来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了，我们就提出要用《汉语拼音方案》。这个事情是我去办理的，我是1979年第一次参加这个ISO的会议。后来又在1980年、1982年，参加了三四次，我记不清楚了。这个会议最后在1982年通过了以《汉语拼音方案》做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这个规模就大了，所有汉语都用《汉语拼音方案》来拼写，包括地名、人名和其他方面，这是一个正式的国际标准。这个地名标准化会议是一个小部分的。这样，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就使《汉语拼音方案》变成一个国际标准，这是中国语文历史上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版
责任编辑：陈丽霞
定价：88.00元endprint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