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以现在用语来说，好像我们大家所称的黑市。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
政府只要求税收机关向国库缴纳定额的税款。主持税收的官吏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借口和理由，在正规赋税之外加征各种规费。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两银子到了国库，至少也另有一两银子成了陋规金。在清朝末年，“漏”入私人腰包的钱远较缴入国库的钱为多。清廷需用浩繁，只好一味向官吏需索。官吏向民间搜刮，结果官场陋规愈来愈多，人民负担也愈来愈重。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开支浩大，都靠官吏孝敬、民间搜刮而来，清代在乾隆朝为极盛时代，而衰运亦在此时开始。
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
蒋梦麟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亭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過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纷纷下船，有些上岸。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
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船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知县还得经常给藩台的幕僚送礼，否则他就别想他们给他在藩台面前说好话;如果搞得不好，这些师爷们还可能在公事上吹毛求疵呢。各种礼金加起来，一个知县为保宦海一帆风顺所化的钱就很可观了。同时人情世故也告诉他必须未雨绸缪，何况他还得养活一家大小以及跟随他的一班人呢！
有靠山的候补知县无不垂涎收入比较大的县份。以我的故乡余姚县而论，就我所能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万元叮当作响的银洋。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因此藩台只派些代理知县，任期通常一年。这样一来，候补知县们的分肥机会也就比较多了。知县任满离职时，通常都得正式拜望藩台一次，藩台总要问一声他的缺好不好。当时对于所补的职位叫做缺，也就是等于问他得到了多少陋规金，他的亲朋戚友与他谈话，也常常以同样的问题做开场白，说“老兄你的缺想必很好罢”。
经手政府收支的官吏，官阶愈高，“漏”入他私人腰包的数目也愈大。据说上海道台每年可以获利十万两银子。所以上海道的缺，是全国缺中最肥的。富庶省份的落台、督抚以及北京有势力的王公大臣，每年的收入也都很可观。
连平定太平天国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赞成陋规制度。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咸丰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纯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可见张之洞从陋规金中提出来赠与李纯客的礼太轻，结果就得罪了这位名士了。
在清代，有前程的候补官员只要花很少的钱，甚至不必出钱，就会有仆从跟随他们。这些仆从们也会含辛茹苦地追随不舍，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主人时来运转，他们也就可以分享陋规了。如果真的吉星高照，主子和奴才就沆瀣一气、大刮一笔。如果流年不利，官爵迟迟不能到手，仆从们也还株守不去，直至最后一线希望消灭时为止。一些倒霉的主人，受不住饥寒煎熬，只好投缳自尽、以求解脱。我在杭州读书时，曾经听说有一位赋闲多年的候补知县，因为受不住债主催逼，结果在大除夕自缢了。
变相的陋规恶习甚至流布于小康之家，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一笔。尤其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钱”。
陋规之风更弥漫了整个厘金制度，厘金制度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章鱼把它的触须伸展到全国的每一条交通线上，吮吸着国内工商业的血液。厘金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设置的，旨在筹措战费以供应清廷士卒。太平军虽然被平定，厘金却始终未取消。
厘金方面的陋规大致是这样的：凡是懂得如何敲诈老百姓的人都可以向政府经纪人出价投标，只要他出价高，譬如说一年二十万元钱，他就可以获得在某一关卡或若干关卡征收厘金的权利。这些关卡通常设在官道上的货物必经之地，得标的人就成为此一关卡的厘卡委员，受权向过往的货物征税。如果他能在一年之内收到三十万元钱，他把二十万缴交政府，其余的钱就归他本人及其合伙者所有。因此他规定大多数的货物都得抽税，以便充实他们的私囊。
有一次我看到一条装西瓜的木船从关卡附近的一座桥下经过。这条船马上被岸上伸下来的一根竹柄挠钩拦住了，同时岸上跳下好几位稽查，用铁棒往西瓜堆里乱戮乱擀。西瓜主人慌了手脚，哀求他们手下留情，同时答应他们，要缴多少税收就缴多少税。“税”缴过以后，这位可怜的农夫才得继续鼓棹前进。
小商人和农夫对厘金无不深恶痛绝，如果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关卡砸个稀烂。有一次，一群青年士子乘船去参加科举，途经一处厘金关卡，卡上着令停船，他们根本不予理睬。稽查们扣住船只，并且开始搜检行李。这群士子蜂拥上岸，冲进关卡，见物就砸，结果把关卡打得落花流水。只留下那面象征朝廷权威，上面写着“奉旨征收厘金”的旗子低垂在空中，围观的群众以不胜钦慕的目光伫望着这些士子扬长而去。
辛亥革命以后，陋规制度逐渐被取止，厘金制度亦于稍后废止。官吏的薪俸也提高了。但是贪污案件还是屡见不鲜，仆役间的揩油风气迄今未衰。有一位太太骂她的厨子揩油揩得太贪心，结果与厨子大吵其架。有人批评这厨子贪心得像条饿狼，他的答案是：“如果一个人不贪心，他也就不会当厨子了。”
北京某大使馆的厨子每买一个鸡蛋，就向主人索价一毛，大使秘书的厨子为主人买蛋，却只索价五分钱一只。大使夫人问：“为什么我买鸡蛋要比秘书太太多花钱呢？”她的厨子答道：“太太，大使的薪水要比秘书先生的高呀！”汽车主人也常常发现汽油箱“漏”油，原因就是司机“揩”油。不必要的修理，更使保养费大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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