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田

　　到江南去

　　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认为东巡盛京谒祖，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联络蒙古上层人士，平定西南苗民起义，降服大小金川土司首領，这些巩固皇权和国家统一的事情都已经做了，辅政大臣鄂尔泰已经去世，张廷玉也已退休，南巡江南的条件已经具备，大臣中不会有人进行阻拦，于是，便从乾隆十六年（1751）起先后六次巡幸江南。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六下江南呢？他曾对别人讲：朕恭读圣祖康熙皇帝实录，上面详细记载着祖父侍候皇太后南巡的历史。当时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齐声赞颂皇家的孝顺美德，朕心里真是羡慕极了。后来乾隆皇帝就把自己的南巡叫做“法祖省乡”，也就是效法祖宗，视察地方，而且也是恭奉皇太后六次巡幸江南。这样看来，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是效法康熙皇帝。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从更深的层次考虑乾隆六下江南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

　　一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当时处于全国前列，是清政府的粮仓。江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水利资源丰富，适宜农作物生长，一般单位面积产量很高，民间早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乾隆年间，江苏的苏州、松江，浙江的嘉兴、湖州，竟有一县额征比其他地方一省还多。再加上江南地区生齿日繁，人口密集，商业发达，所以成为全国的财富中心。乾隆皇帝说过：“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因此，乾隆皇帝知道，经济发达、钱粮丰盈的江南地区，是维持清朝统治的命脉。

　　二是江南地区的反清思潮在全国居于首位。清初，江南地主阶级不满清军南下屠城和剃发政策，曾进行大规模的反抗，有的还和农民军余部合作。到了乾隆年间，江南地区的反清势力仍很活跃。为了监视江南地主阶级的动向，从清初起，清政府就专门派了大量皇帝密探前往江浙一带，防止他们的越轨行为。杭州、江宁、苏州等地设有织造署，表面上他们专门监造皇室的衣饰用品，实际任务却是报告各地见闻，察看在乡大臣生活动静，侦刺地方官言行以及公众舆论。乾隆皇帝每次南巡，都要前往江南各地织造家中，也说明了这一情况。由于江南地区的反清思潮，江浙地区屡屡发生文字狱。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因文字获罪的人更多，所以乾隆皇帝搜寻遗书，就以江南地区为重点。他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他还特别强调：“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以江浙两省居多。”在乾隆皇帝搜寻遗书的上谕中，多次点到江苏、浙江，充分说明了乾隆皇帝对江南反清思潮的重视。

　　三是为了勘察水情，解决水患。乾隆皇帝说过：“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乾隆年间，从直隶经山东、江苏、安徽，直至浙江，水灾多有发生。乾隆七年（1742），夏秋雨水过量，黄河在铜山、石林决口。乾隆十年（1745），黄河决口陈家铺。除黄河水患外，还有浙江海潮之灾。杭州湾一带地理环境特殊，海潮一至，汹涌澎湃，形成强大的潮汐流，对沿海地区有极大的破坏力。到底应当怎样做，才能免除水患，这是乾隆皇帝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四是为了稳定江南，清除危机。乾隆年间，清朝虽然还是处于盛世，但是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孕育。乾隆皇帝即位后，江南地区农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马朝柱领导农民在安徽、湖北等省起义。混元教等秘密组织在河南等省广泛活动。农民抗租、争田、反克扣工钱、夺粮、抗粮斗争时有发生。奴婢逃亡、赎身、严惩奴主的斗争接连不断。手工业工人罢工罢市，水手罢工，盐贩抗官罢市等斗争，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其激烈。应当怎样做，才能缓和日益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也是乾隆皇帝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五是为了游山玩水。江南地区的美丽山水深深地吸引着乾隆皇帝。江南向以水乡见称，以水景为主的园林比比皆是。例如小巧的苏州网师园。此外，还有以山石见胜的上海豫园，南京瞻园，扬州个园，苏州沧浪亭、狮子林等。乾隆皇帝说过：“江南名胜甲天下。”因此，他希望“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

　　乾隆皇帝南巡作为声势和规模都很大的活动，需要进行认真的准备。一般说来，南巡前一年，要指定亲王一人担任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负责全面的筹划安排。要派向导勘察沿途道路，制定巡幸计划。巡幸所经过的地方，各级官员要提前修桥铺路，建筑行宫，准备器玩，安排迎銮。稳定社会秩序、美化环境的工作也要做，包括训练士卒、通缉盗匪、清理刑狱、安抚穷苦百姓、修缮城郭、治理河渠等等。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基本情况怎样呢？我们这里先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以省方问俗、考察戎政、阅视河工海防、了解民间疾苦、奉母游览为由，乾隆皇帝奉皇太后离京，首次南巡江浙。沿途蠲免应征地丁钱粮不等。二月初八日，渡过黄河。由运河乘船到杭州，已是三月。回銮时绕道江宁（今南京）。四月，从陆路至泰安，祀岱庙拈香。五月初四日还京。首次南巡往返行程水陆共计5800里，历时三月余。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十一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启銮出京师，开始第二次南巡。二月初五日渡过黄河。二十七日到达杭州。三月十八日至江宁。回銮时，四月初十日到曲阜谒孔林，亲祭孔子。二十六日，还京师圆明园。

　　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月十二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从京师出发，开始第三次南巡。二月初八日渡过黄河。三月初一日到杭州。二十六日至南京，祭明太祖陵。回銮时到邹县祭孟子庙，再至孔庙行礼，谒孔林，登泰山，至玉皇顶拈香。五月初四日，回京住圆明园。

　　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从京师出发，开始第四次南巡。闰二月初七日到杭州。回銮时亲至明太祖陵奠酒。四月二十一日，回京居畅春园。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十二日，乾隆皇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五次南巡。经过山东时，他派遣官员至曲阜祭祀了先师孔子。他还在杭州、江宁等地阅兵。在江宁拜谒了明太祖陵，颁布了移风易俗的谕示。五月初九日，乾隆皇帝返回京师。

　　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六次南巡。在曲阜谒见了孔子庙。三月，进入浙江境内。二十四日，他撰写了《南巡记》一文，总结性地叙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闰三月，到达江宁，接见了安南国（今越南）使臣黄仲政等，并遣官祭祀明太祖陵。四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一行返回京师。

　　无比考究的南巡

　　乾隆皇帝南巡，陆路的御道非常讲究，帮宽3尺，中心正路宽1丈6尺，两旁马路各7尺。路面要求坚实、平整。御道还要求笔直。此外，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的地方，一律清水泼街。水路坐船。乾隆皇帝南巡船队大小船只达一千余艘，浩浩荡荡，旌旗蔽空。乾隆皇帝的御舟称安福舻和翔风艇。乾清门侍卫和御前侍卫的船只行进在船队的最前面，内阁官员的船只随后，御舟在船队中间。御舟所用拉纤河兵3600人，分为六班，每班600人。河兵一般由壮丁和民夫充当，不是正规部队。御舟经过的港汊地方，以及桥头村口，有士兵守护，禁止百姓的船只出入。

　　乾隆皇帝南巡途中，建有行宫等供住宿。行宫一般由商人出资兴建，看上去非常气派。比如天宁寺行宫，有楼廊房屋五百多间。行宫規模很大，乾隆皇帝起居、听政、游乐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像盐商修建的扬州高旻寺行宫，有前、中、后三殿，包括茶膳房、西配房、画房、西套房、桥亭、戏台、看戏厅、闸口亭、亭廊房、歇山楼、石板房、箭厅、万字亭、卧碑亭、歇山门、右朝房、垂花门、后照房等，亭台楼阁几百间。行宫内部布置得富丽堂皇，陈设古玩珍宝、花木竹石、书籍、字画、瓷器、香炉、挂屏等。

　　除行宫外，乾隆皇帝南巡沿途许多地方还搭黄布城和蒙古包帐房，用以住宿。有的地方相隔几十里还建有尖营，是乾隆皇帝暂息之所。御舟停靠的码头上，一般铺陈棕毯，设50丈的大营供乾隆皇帝住宿。码头上还设有四方帐心、圆顶帐房、耳房帐房等，用来备用。这些帐房在乾隆皇帝的船队出发后就拆掉了。

　　乾隆皇帝南巡时，沿途的地方官一般都要搭盖天棚，以备遮阳。最初的时候只是某些地方，在乾隆皇帝回銮时，临近五月天气搭盖。后来由于相互攀比，就不管地方和季节，一律搭盖。结果，漫漫御道，彩棚相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景。在运河两岸，有的地方官盖有办事草亭，一个个小巧别致，各具情态。这些小亭实际上无事可办，只是为了点缀运河两岸的风景，专供乾隆皇帝欣赏。

　　乾隆皇帝南巡途中，生活起居方面的条件和设施并不比宫中差，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每天早晚照例击鼓奏乐。茶房所用的奶牛多达75头。膳房所用羊1000只，牛300头。这些都是提前从京城运经各地，准备好的。每天的泉水、冰块也供应不断。在直隶用京西玉泉山泉水，在山东用济南珍珠泉水，在江苏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用杭州虎跑泉水。乾隆皇帝有一个特制的艮斗，可以测定泉水的等次。

　　回避是皇帝巡幸时一般百姓遵守的制度，乾隆皇帝南巡应当也不例外。不过，乾隆皇帝是一个勤政和比较体察民间疾苦的皇帝，他不希望巡幸途中看不见百姓，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因此，在首次南巡时，乾隆皇帝就谕示：朕巡幸江浙，听说士民父老念君情切。现在朕前往南方，到达百姓聚居的地方，前来观看的百姓完全可以满足爱君望幸的愿望，朕也可以借机体察民间风俗。朕最担心的是地方官害怕道路拥挤，发生堵塞，便事先拦阻百姓，与朕隔离，所以特别规定：凡朕经过地区，确实因道路狭窄，或者积水，难以容纳多人，可令百姓侧处路旁，不得喧扰。如果道路宽阔，不担心拥挤堵塞，则不许禁止百姓观看，以免阻塞百姓爱君之意。尽管乾隆皇帝这样强调，一些臣属仍然特别讲究回避礼仪。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时，巡漕给事中汪海就曾奏请从通州南下船只全部回避，这实际上就是禁止千里运河上有商旅往来。乾隆皇帝感到这样做太不成体统，予以驳回。不过实际上，即使乾隆皇帝允许百姓瞻仰圣颜，百姓也不一定看得见皇帝的面孔。有人记载说，当有的百姓从几里地以外跑到淮安、苏州观看乾隆皇帝南巡盛典时，“只见一片黄旗安流顺发而已”。

　　乾隆皇帝南巡所经过的30里地以内，地方官员都要穿朝服前往迎接。此前，朝廷要派专员到各地教演迎送仪式。士绅、年老的百姓在开阔地跪伏，80岁的老人则要身穿黄绢外褂，手捧高香跪迎。乾隆皇帝提倡尊重老人，所以各地接驾的老人很多；据说乾隆皇帝游畅春园，接驾的9人，年龄加起来有600岁，最大的已有九十多岁。由于乾隆皇帝希望看到南巡时有更多百姓欢迎的场面，所以只要不是回避的地方，地方官对百姓争相一睹圣颜并不加以阻止。乾隆皇帝南巡游扬州上方寺时，寺院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百姓，甚至乾隆皇帝离开以后，人们还在那里拥挤观看。

　　乾隆皇帝南巡过程中，沿途的士人绅商一般都要进献礼品。进献者身份不同，礼品的种类也不一样。读书的士子们家境一般不富裕，但是社会地位高，受人尊重，他们进献的礼品都是诗赋、字画和文集，反映了他们平时饱读诗书、格调高雅的情况。也有的士子进呈和时事有关的政论文。乾隆皇帝对读书人的进呈一般都从优回赏。第一次南巡时，生员俞堉进呈《治河方略》，乾隆皇帝赏给他缎1匹，皮3张，大荷包一对。对一般进呈诗赋的士子，乾隆皇帝也都回赏缎与荷包。绅商人家资财雄厚，经济实力强，进呈的礼品既名贵，种类又多。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过程中，长芦盐政进献绣缎，值银三千多两。第三次南巡过程中，长芦盐政官员金辉夫妇进献香纱、果脯、宫扇、念珠、金锭、手珠、曹扇等物品，价值不下4000两白银。第五次南巡时，浙江大商人姚经，进献猗园玉件，极为名贵。乾隆皇帝南巡，进呈的礼品中还有文房四宝以及食品等。第二次南巡中，有人进献南越（今云南南）人用海苔制成的侧理纸，这种纸质坚而腻，世间少有。进献的食品中有各种小菜、猪羊、海味等。江苏吴宁有人进献鸡肝一盘，味道鲜美，后来这道菜被称为“乾隆鸡肝”而名扬四海。对于绅商人家的进献，以及进献食品的人，乾隆皇帝也都要给予回赏。

　　功过后人评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广聚商人贸易，疏通货物流通渠道，促进了江南地区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客观上对旧的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起到了瓦解的作用，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则起了一定的催生作用。正是乾隆皇帝当政时期，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乾隆皇帝精通汉族封建文化，能诗善画，重视古籍整理，喜欢和江南文人士子交往，他在南巡途中对士人的怀柔政策，确实感动了一些封建文人。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江南学者的学术成果倍出。应当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对乾嘉学派的产生起到了促进作用。

　　乾隆皇帝退位之后，曾经对有关大臣说过这样的话：“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看来，乾隆皇帝也认识到，他的六下江南，在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乾隆皇帝南巡，御道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结果，许多百姓的房屋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遭毁坏。

　　由于准备乾隆皇帝南巡，地方官和商人不惜耗费资财，结果，使得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糜费惊人。前四次都是奉皇太后出游，随行王公大臣和扈驾人员达2500名，陆路用马五千余匹，四套骡马车四百余辆，骆驼八百余只，散调民工近万人。水路大小船只千余艘，拉纤河兵3600人。总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国帑开支达两千多万两，再加上其他开支，糜费又达几千万两。正因为这些，乾隆皇帝退位后身为太上皇时，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不以对朕。”看来，乾隆皇帝对自己南巡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确实是认识到了。

　　乾隆皇帝南巡，对大清帝国来说，有积极方面的作用，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对维护清朝社会稳定、促进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负面的作用，就是乾隆皇帝南巡，太讲究排场，太追求舒适，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滋长了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败。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曾说：“康熙年间，江南藩库亏帑二百余万两，部臣议请赔究，皇祖谕云：‘此必因朕屡次南巡垫用之故。朕为太平天子，省方观民，即动帑金以供巡幸，亦无不可。”可见，因为皇帝南巡，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出现了藩库亏帑的现象。但是，乾隆皇帝却以为自己是太平天子，动帑金以供巡幸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认识下，劳民伤财是必然的。

　　乾隆皇帝的南巡队伍非常庞大。除乾隆皇帝外，皇太后、皇后、嫔妃同行，另有众多扈从官兵，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监侍卫，如前所述，多达几千余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上船后所需马匹：大江以北派绿营马4000匹，大江以南派八旗马4000匹，到浙江时添派马2000匹。銮驾到德州改由陆路行走，所有经过地方，应行办理尖营、道路、桥梁等项俱交该督抚备办。青州府副都统处备办满营马800匹，再交山东巡抚在绿营马匹内派出1200匹，共马2000匹，在泰安地方为随行官员兵丁所骑。官马内实在疲瘦的，还要预备更换。回銮时，直隶总督派绿营马2000匹，在德州地方预备补换。

　　乾隆皇帝南巡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也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了许多领域腐败现象加剧。从治灾方面说，作为清代最大的灾害，水灾固然同许多自然因素有关，但更多的还是政治因素。在康熙朝，由于政治较为清明，注重河政，特别注重治理黄、淮和畿辅诸河，较有成效，所以水患减少。乾隆朝以后，朝廷上下许多官员置国计民生于不顾，追逐骄奢淫逸的生活，穷尽贪污之能事，致使河政日趨腐败，河防松弛，水利失修，河道梗阻，诸河频频漫口决口，堵而复决。当时河官河工积弊日深，每年抢修各工，甫经动项兴修，一遇大汛，即有蛰塌淤垫之事，原因就在于承办人员偷工减料，缺少监督或官工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所谓防弊之法有尽，而舞弊之事无穷。正因为如此，乾、嘉时期水灾骤增，每年平均达一百余州县，到道光朝一跃而成为177州县。由此可见政治腐败、河政松弛、水利失修与水灾消长之间的必然关系。

　　还应当看到，乾隆皇帝南巡对于社会财富的挥霍，严重影响了官员队伍的风气，滋长了他们的奢靡之风，进而导致了官员们愈加贪污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