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昀

　　插曲三则

　　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整个下半年，中原数省陷入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各方投入兵力总数超过一百三十万，可谓天下大乱。南京政府正当危急存亡之际，也顾不上来管清华大学的事儿。

　　罗家伦于5月23日辞职离校之后，清华有将近一年没校长，始终由校务会议主持局面。教授治校，和谐愉快，学生偶尔有些无理取闹之举，比如要求减免学费，或者毕业后一律免试进入研究院什么的，掀不起大浪，也不必细述。

　　6月间，阎锡山派来新校长——清华1919级毕业生乔万选。乔万选以校友身份拉拢教授，可是教授们对这位仁兄丝毫不感兴趣。学生则认为此人还不如罗家伦，“依他的资格、程度和名望，至少还得做十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才行”。

　　乔万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6月25日，他手持“太原阎总司令”的一纸命令，带着全班接收大员，在三车大兵的护送下，到清华上班来了。刚到校门口，就被学生纠察队挡驾。此后的谈判是令乔老爷终身难忘的噩梦，他居然是在签了“永不任清华校长”的保证书后才被赶走的，全过程中，好像都没怎么轮到教授们出手。如此本事，就敢到这种地方撒野，乔某人的确太过自不量力。梅贻琦

　　当天，清华以校务会议名义给阎锡山发去电报，措辞软中带硬，大意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就不劳您老多费心了。两天后，教授会发表宣言，布告天下：“本校不幸因校长问题引起纠纷，同人等职在教学，对于校长个人之去来本无所容心。惟本校为最高学府，一切措施应以合法手续行之，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皆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查本校自罗校长辞职后，校务由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长组成之校务会议维持，所有计划照常进行，学生毕业丝毫未受影响。经费则自去春起，由美使馆按月拨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依法定手续转交本校正式当局。本校基金亦由该会保管，不受任何方面干涉。所愿学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此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倘有不谅此衷别有所图者，同人等职责所在，义难坐视。谨此宣言。”

　　然后，就再没有杂七杂八的人敢来清华了。此为插曲之一。

　　年底，仗终于打完，中央以少胜多，彻底打败地方。北伐遗留问题集中爆发，集中解决。但是，因熟谙明朝末年兴亡故事而笃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委员长面临的难题还有很多。中日关系早晚会出大事，那将是决定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殊死较量，为培养国家元气，以应对那生死关头的到来，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和建设都迫在眉睫。北伐时被自己一手清出去的中共，一直游击于湘赣边界，借中原大战之机得到喘息，渐渐站稳脚跟，已成武装割据之势，必须加以认真对待。此刻，他最感忧虑的还有：中国国民党几经折腾，形同散沙，若不是自己手里握有中央大军，真不知还有几人称孤、几人称王;各级政府暮气沉沉，官场陋习积重难返，有些地方之不堪甚至有过于旧军阀政权。

　　因此，党务工作必须强化，党的组织系统必须壮大到与国家行政体系合而为一的程度，三民主义必须成为全体国民的类宗教式信仰，党化教育必须继续在全国深入推行。蒋中正相信，非如此，国民不能团结;非如此，国家就永远没有一个进步的目标。

　　清华大学是国民党“原教旨主义派系”在高等教育界强力推行党化教育所面对的最大钉子户，规定每周一上午举行“总理纪念周”、将党义课定为必修等等，这些都是表面文章，關键是那个“教授治校”体制如果不除，长此以往，全国各高等院校必群起效仿。到时候又是一派思潮泛滥的局面，人心就更难收拾了。

　　清华大学等了十一个月，等来了新校长——国民党党棍、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吴南轩就是奉命来拔钉子的，清华师生对此心知肚明。说起来，罗家伦绝对也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不过他毕竟讲礼义、知廉耻，不脱书生本色，新来的吴校长可是要动真格的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16日，吴南轩到校，20日举行校长就职宣誓仪式。国民党元老、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赶来代表政府致辞，因为迟到了一个多钟头，再加上说话逻辑混乱，颠三倒四，结果被哄了下去。这是学生给吴南轩的下马威。

　　教授的已经给过了。

　　吴南轩一到校，在过去十一个月中行使校长职权的校务会议就开始向他移交关防账册。交接完毕之后，校务委员——教务长萧蘧、代理秘书长李相宏、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熊庆来、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注：工学院此时尚未成立，故学院院长仅有三位）——按照换届的惯例集体辞职。教务长、总务长等职，吴南轩自有带来的亲信（陈石孚、朱一成）充任，对于三位院长，他则重新发出聘书。谁知，那三位“忽生枝节”，开始向吴南轩念起了他们从前已经给罗家伦念过一遍的那套经：“照清华的办法，院长要由教授会提名，请校长召集教授会，如果教授会提名中还有我们，我们就接受聘书，不然就不能接受。”

　　吴南轩不信邪，他觉得拔钉子的时候到了，打算撇开这几位另外找。于是准备了聘书，请王文显、吴有训、陈锦涛就任文、理、法三院长，三人坚不应聘;又去请陈达、高崇熙、张奚若，三人也是坚不应聘。

　　吴南轩至此对教授彻底绝望，于是又分批招待各年级学生，“飨以茶点”，挑拨师生关系，破坏师生感情。岂料学生吃完喝完，一抹嘴回去接着开会，说吴校长十分无耻下作。

　　吴南轩这才真正领教清华风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马上南下，去南京到教育部提请变更清华大学规程，变更后，校长将获得聘任院长和教授的全权。更有甚者，他返校时还从外面聘回来一个文学院院长。

　　5月28日，教授会开会，认为吴南轩“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如雇员”，“忍无可忍”，通过决议，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决议以三十八票对两票通过，投否决票的两位当场起立声明，表示对于议案内容完全赞同，只是觉得措辞有点儿过分。当天，清华大学全部五十九名教授中，除了十位外籍教授以及当时在外休假的叶企孙，有四十八人签字声明——倘若教育部不能另派校长并恢复学校原有规程，则定于下学年全体辞职。

　　5月29日，学生会三百一十三人会议，全票通过宣言支持教授。会后，学生立即包围工字厅和甲所（校长住宅），“叫嚣咆哮，捣乱什物，无所不至”“情势汹汹，不可理喻”。吴南轩仓皇之下，避入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利通饭店，以“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名义在报端发表启事，称清华校内有“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煽动学潮。清华教授会针锋相对，通电教育部，称“‘反动为党治之下最重罪名”，校长既出此言，则请求教育部彻查。

　　吴南轩颜面扫地，心灰意冷，终于称病辞职，当时亲自兼任教育部部长的蒋中正一面给他去电表示慰留，一面派前任部长、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到清华实地考察情况，并力所能及地做些调停工作。蒋梦麟是个明白人，这次吴南轩和清华师生的矛盾激化，究竟谁是谁非，是个说不清楚、就算清楚也不能明说的事情。吴南轩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托庇洋人，已是有伤国家体面，教育部来电慰留，无非是要为政府挽回点面子罢了。他在清华园转了一圈，念了些不得要领的官样文章，就一刻也不想多待了。临走时遇到教授里的个别老熟人，私下袒露心声，说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蒋梦麟正事没怎么办，倒是从清华经验中获得些许启示，自己也是当校长的，或可时时引为警惕。

　　根据蒋梦麟的“三派势力论”，清华之所以能够在“撇开校长的情况下”凝聚起“自动推动学校工作的力量”，是因为有两大法宝，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教授治校”，还有就是“师生大联合”。而将这两大法宝充分运用起来并且大显威力的，正是每天三餐凑在北院7号开伙的“饭团”。

　　关于“饭团”的核心人物，具体到吴南轩这件事情，作为成员之一的周培源回憶说：“最初我们在教授会开会时不通知吴南轩，不让他来，另选一个主席（作者按：除非离校外出，校长本该是当然的教授会主席）;陈岱孙是个‘背后诸葛亮，出主意，不出面;表面由蒋（廷黻）、萨（本栋）等带头，我们一哄就把他（吴南轩）赶走了。”

　　回到原话题。

　　事情僵在那里，教授会便推举代表到南京继续请愿，在校学生则成立武装护校团，日夜戒备，以防不测。吴南轩倒是没有把教育部的慰留当真，再三请辞，教育部只好接受其辞呈，经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丁文江举荐，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做主，改派地质学家翁文灏暂时代理校务。此为插曲之二。教育部这次被搞得比较狼狈，对清华的教授、学生一概没有追究，但表示十分痛心于学校的乱象。

　　翁文灏品学都无可挑剔，受到清华师生很高的礼遇。他可能是一方面认为清华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另一方面又觉得清华教授太难对付，因此就“驱吴”风潮略作善后处理，以及把新学期开学筹备相关事务应付完毕之后，8月底就向教育部呈文，说自己最近手臂受伤，需要休息，最多可以坚持到新学期开学，接下来绝对不干了，请尽快确定正式校长。

　　他的呈文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万一校长一时不能到校，即照罗前校长成例，将校务交由校务会议暂行代理，亦必能循轨进行。”

　　开学后，翁文灏说到做到，不管有没有人接替，把公事往主持校务会议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那里一交，就此作别。此为插曲之三。

　　终结者

　　一波三折之后，他们终于想起了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1889—1962），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读南开学堂，为该校首期学生。宣统元年（1909年）考取首批庚款留美学生，是清华大学“史前期”老学长，同年入读伍斯特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 technic Institute）电机工程专业，民国三年（1914年）获得学士学位回国。民国四年（1915年）起任教清华学校，初教英文、数学，后专授物理学。民国十年（1921年）公费入芝加哥大学进修，民国十一年（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继续在清华教授物理。民国十五年（1926年）当选清华学校教务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连任教务长并一度代理校长，同年（接替赵国材）改任驻美学生监督。

　　梅贻琦是在罗家伦掌校清华后不久被派往美国主管留学生事务的，成行之前，罗家伦大张旗鼓的除旧布新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有不少与梅贻琦同样老资格的教员离开了清华。

　　以梅贻琦的学位头衔、学术地位、从教经历，恐怕并非罗家伦眼中的“良好教授”而极有可能不在大加延聘之列。关于担当整顿驻美监督处的使命，是罗选择了梅，还是梅主动靠拢，谁也不敢妄加猜测。不过，无论事实究竟如何，梅校长的形象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因此受到丝毫贬损。的确，梅贻琦因工作岗位的适时变动而在当时清华教员队伍大换血中得以保全，甚至至今仍有个别清华早期教员的亲属后代——可以笑称其为“前清遗老遗少”——对梅在当时的立场、站位有所议论，但梅的（自我）保全正应了一句古话：将以有为也。

　　教育部这一次为清华选择新校长的过程十分艰难，自吴南轩离职、翁文灏代理开始，酝酿了整整一个月。他们最后选中梅贻琦，大概是基于三点：（1）他是百分之百的清华人;（2）他三年不在局中，身份无比超然;（3）他为人和气，做事稳健。至于其他，就考虑不了那么远了。

　　感谢政府，这就够了。

　　10月13日，梅贻琦被公布为清华大学校长，他随即交卸驻美监督处公务，启程回国，然后安顿家室，至于到校视事已经是12月了。

　　没关系，清华可以等。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3日，受人尊敬的翁文灏教授在大礼堂向清华师生告别，赠言曰，“希望清华以后在安静的空气中求进步”。新任校长的训话内容基本上是礼节性的，但有一句被传诵不绝，他套用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说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作为和梅贻琦从此开始共事十八年、在清华大学今后数次兴亡关头共同担负历史责任的同事之一，陈岱孙晚年有公开发表的对梅贻琦的评价，曰：

　　“梅来任校长后，也有一个如何对待在他出国的几年中，在没有校长或校长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形成起来的新领导体制的问题。无疑地，对一个校长来说，这个体制削弱了他的独断的权力。但梅不但完全接受这个体制的精神，还协助把它巩固下去。他真正如何考虑的，我们不得而知。有些可能的原因是明显的：在出国任留学生监督之前，梅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询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虚平和的性格有关。他似和政治无缘，在他就任校长后头几年，连一个挂名的国民党员也不是。在南京他没有政治资本，没有人事渊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师们一起才能发挥他的作用。在清华教师中，许多人是他过去的学生或后辈。他们对于他是尊敬的。他也相信广大教师是有办好清华的共同事业心的。同时他也知道力图控制高教阵地是C.C.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吴南轩的拙劣表演虽告失败，但他们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一有机会，还会卷土重来。保留清华这一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一个以教育学术民主自由为号召的校内管理体制，在抵抗和缓和外部政治派系势力的侵入和控制上也许能起到作用。

　　无论如何，梅在受任校长后接受了这一体制，并加以扶植。在1931年到1937年中，这个以评议会为中心的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在理论上，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校长四者之间，在权限和意见上是可以发生矛盾的;但在实际上却没有发生过任何裂痕。校长是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的主席，在会上梅总是倾听群众的意见，而与会的成员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当然各种会议上分歧意见是不可避免的，激烈辩论也是经常发生的，但梅先生的持重态度却起到稳定的作用。”

　　清华大学终于等到了理想的船长，这位船长另有一个尊称——“终身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