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平

　　飞向延安，

　　刘善本驾机起义

　　1946年6月26日，延安上空阴雨绵绵，一架美制B-24型重型轰炸机冲破艰难险阻，不时晃动着机翼，穿越厚厚云层，在风雨中缓缓降落在简陋的机场。

　　驾驶飞机的机长就是我的父亲刘善本（1964年空军少将）。父亲时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他在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关键时刻，选择投奔光明，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周恩来总理多次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架飞机、近百人驾机起义。毛泽东对父亲驾机起义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还风趣地说：“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

　　父亲的起义是对他个人及其全家人的生死考验，因此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包括自己的亲人。我下面要讲述的就是母亲周叔璜带着家人栖身在虎穴，历经艰险，冲破层层阻力和父亲团聚以及“文革”中母亲身陷囹圄，不屈不挠的传奇故事。刘善本、周叔璜结婚照

　　投身抗日宣传，

　　结缘父亲

　　我的外祖父周洪模自小由河南随我的曾祖父逃荒到四川丰都，外祖父极有生意头脑，家境逐渐发达。我的母亲周叔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境殷实而极富传统儒商精神的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外祖父倾全力支持抗战，响应卢作孚先生倡导的民生救国运动，成为民生航运的股东。民生航运为国民政府无代价地运送转移到四川的物资、机器、设备，屡遭日机轰炸，牺牲了不少船工和船只。在外祖父的影响下，母亲在初中时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演宣传剧，张贴抗日标语。

　　抗战时期的重庆，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警报一响就无法上课。母亲就转学到成都蜀华女子中学，在成都她认识了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远程轰炸大队的飞行员，也就是我们的父亲刘善本。

　　父亲英姿飒爽，忠厚善良，尤其是他的爱国热忱和为了报效国家而刻苦钻研飞行技术的好学精神，给母亲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开始交往。

　　外祖父因生意上的事来成都，专程见了女儿的男朋友。与其交谈后，甚为满意，许诺等女儿学业完成后就可办喜事了。但是，未等女儿毕业，外祖父因脑溢血不幸辞世。母亲因外祖父的突然去世心情很不好，她高中毕业后就去兰州和刘善本完婚。

　　婚后一年，我的大姐兰平出生，在大姐不满周岁时，父亲被派往美国，学习如何驾驶改装后的B-24型重型轰炸机。这一去就是三年，直到1945年10月，父亲才回到上海和母亲团聚。

　　回国后，父亲被任命为一级飞行员，作训参谋兼作训科长，负责八大队的训练任务。抗战胜利后，他还有幸运送政府要员到东京参加审判东条英机的重要任务。

　　抛弃荣华富贵，

　　退出内战

　　1946年6月，父亲接到调令，即将担任蒋介石专机机长的重要职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但是他却为蒋介石即将要发动的内战而感到痛心。他要将自己盘旋在脑海中苦苦思索的计划付诸实施，等待的就是机会。

　　父亲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反对内战，唤醒空军同僚的觉悟。此时正好有一批美国通讯器材必须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到昆明，他主动请缨担任空运任务。他知道这次的冒险出行，很可能就是一次和家人的永别。

　　在准备收拾行装时，父亲刻意回避了母亲，连秋天的衣服、运动鞋、药品都带上了，包括照相机、英文打字机。他还特别拿了大姐和母亲最近照的照片，夹在随身携带的本子里。他把家里的信件、通信地址烧毁，一些书籍也处理掉了。

　　母亲奇怪地看着他问“这次怎么带这么多的东西啊？”

　　父亲说：“可能会时间比较长。”

　　在离家出走的那几天，父亲有时间就把大姐搂在怀里，晚上他长时间地坐在母亲的床头和她说话。

　　父亲告诉母亲：“叔璜，你要照顾好孩子，自己多保重。”他趁母亲不注意时，在她枕下塞了些钱。

　　第二天一早，父亲走出家门，在阳台下叫母亲把雨衣扔下来，他接住雨衣后，静静地，像是一株迎风而立的孤松，长时间地仰望着心爱的妻子和女儿。突然他转身朝吉普车走去，兰平还在叫“爸爸再见”，但是他连头也不回，毅然启动吉普车，消失在远方。

　　父亲这次出差，再也没有回来。八大队的人议论说，会不会是飞机出事了。但是美国顾问说，刘善本的飞机出事，你们整个八大队的飞机都见鬼去吧。看来还是美国顾问对父亲的精湛技术了解得透彻。

　　母亲和所有的飞行员家属一样，着急不安，心事重重。事过三天，八大队政训处来人询问，他出差前都有谁来过？他们嚷嚷着，要查看他的东西。

　　政训处的人走了，家里门铃响了，是邮差。他说有邮件，边说边往里面走，进来看到家里被翻得很乱，他问：“家里有外人吗？”

　　母亲奇怪地看着他回答：“没有外人。”

　　邮差拿出一盒烟，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

　　“就是这个邮件？”母亲问。

　　邮差不说话，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慢慢撕开，取出一个纸条再打开来递给她，嘱咐道，看完烧掉。

　　母亲疑惑地接过来一看，纸条上写着，劉善本因为反内战已飞到延安，请她放心，让她听送信人的，一切按送信人的指示做。

　　母亲半信半疑，她问：“按这上面说的，就是听你的了？”

　　邮差说：“我回去马上安排，最近我还会来。”

　　两天后的凌晨，天还没亮就有人敲后门。母亲问：“是谁？”

　　回答：“收便桶的。”

　　又是那位邮差，他说：“明天上午10点在麦加里路口边的西点铺见，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只带贴身的，你带上孩子和老太太、男孩子一起走。”（男孩子是刘善本的小弟弟，老六）

　　然而，第二天8点，国民党八大队队长王世箨陪同南京航空委员会特派员王道忠，以及八大队政训处处长李承初一起来到家中，一见母亲就问：“刘善本走时和你说什么了吗？”“平时他都和谁来往？”“这次走前有谁来找过他？”

　　他们没有问出任何结果。王世箨恼羞成怒：“不说，就到南京，在委员长面前看你说不说！”母亲豁出去了：“去就去，到委员长那里，我就说，是你们让他走的，你们不让他走！他也走不成，我还要向你们要人呢，他这一走，这一大家子人让我怎么过？”

　　他们看问不出结果，对家里再次进行搜查，把刘善本的笔记本、记事本、电话通信本都统统拿走。并在我家内外都留下人，对全家进行严密监视。

　　时间已近10点，母亲以外出买菜为名，向麦加里路口走去，因接头时间已过。在西点店门口，母亲远远地暗示接头人，后面有人跟着，她已经无法逃离了。

　　侠女施剑翘出手相助

　　时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亲自组织地下党营救刘善本的家属，参与营救的有廖承志、潘汉年、史良、沈雁冰。

　　一天，刘家外面来了一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吉普车，车里走出一位四十来岁、身着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士。她来到门口，把门的士兵立刻上前阻拦，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位女士没有回答，抬手一个耳光抽过去，并用上海话骂道：“瞎了狗眼！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警卫一看是空军司令部的车，加上这个女人的派头，不知是什么来头，马上就让她进去了。

　　她进来后把特务们都叫到一起一通“训斥”。然后她说要审问周叔璜。这位女士进来之后，在楼梯口看见了奶奶，她掏出一些钱塞到老人手里说：“您拿着花。”

　　进了房门她叫“刘太太”。母亲没有理她，这位女士自我介绍说：“我姓蔡，叫蔡梅影，是周恩来先生派来的。”母亲仍然没吭声。只见她拿出一封信来，对母亲说：“这是你丈夫给你写的信。”

　　母亲接过来仔细一看，笔迹的确是父亲的，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母亲看后点燃打火机烧毁了父亲的信件。来人对母亲说：“你给你丈夫写一封回信吧，我给你带过去，但不要写得太长。”母亲动笔写了回信。

　　蔡梅影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包好的布袋说：“这是生活费，你先留下用。”

　　母亲接过一看，有金条，还有钞票。蔡梅影接过母亲的信，又让她写了一个收到生活费的“收条”。

　　她见母亲怀有身孕，就问怀孕几个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并告诉她：“你生孩子时我还会再来的，你放心，你会在医院里生孩子的。”简短的交谈后，她告辞而去。她对看守的士兵说：“你们要好好看守，要是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说完便坐进车里，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直到1962年，父亲和母亲在人民大会堂看话剧《椰林怒火》，坐在邓颖超的后面。说起当年的事，邓大姐说：“去给你家送钱的是施剑翘。”母亲问：“她不是叫蔡梅影吗？”邓颖超笑着告诉她：“蔡梅影不就是没有‘人影嘛，她的真实身份是被称为侠女的施剑翘，那可是民国的风云人物啊，就是她刺杀了孙传芳。因别人无法接近你，总理只有派她去。”

　　后来母亲生二女儿海平的时候，蔡梅影果然再次来看望她。她对母亲说：“你不用着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并把母亲送进上海虹口附近的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产后第二天，她又送来了住院费和生活费。

　　多方出手营救，

　　终于逃离上海

　　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挑起内战，上海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撤离，临行前党组织想办法与妈妈联系，通知她八路军办事处马上要撤离了，内战已经爆发。

　　因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备过案，撤离时也要核对每个人的身份，无法带她们走，孩子却可以带走，送到爸爸那里。这样也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但是兰平不肯离开母亲，地下党同志告诉母亲，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后就无法对她的安全提供保护了，希望她尽早离开上海，再找机会去延安和爸爸团聚。

　　几天后，父亲在黄埔笕桥航校的同期同学乌岳来给他的干女儿兰平送钱。

　　乌岳的太太黄丽蓉是黄杰的女儿，和母亲是高中同学。母亲就和他说：“善本走了快一年了，我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有事也没人帮助，我想回四川老家。”

　　乌岳答应找机会一定帮忙。他借请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吃饭的机会，说：“叔璜她是个妇道人家，只管家务，对刘善本的事她根本不知道，已监管了一年了，也没有什么事发生，就让她回四川老家算了。”

　　汤恩伯也是看在他是黄杰女婿的面上，批准母亲一家可以离开上海，但是周叔璜不能到刘善本的老家山东，因山东已要打内战了。母亲变卖了家里的东西，包括从美国带回的全套银餐具、咖啡壶具、英文打字机、照相机等，买了5张去青岛的船票，把奶奶一家五口送回山东老家，而她已没有钱再买机票回四川了。乌岳说他来想办法。因为父亲是一级飞行员，住一栋两层的房子，其他年轻的飞行员是两家人合住一栋，一家楼上另一家楼下，两家的太太总吵架。妈妈让出楼房，他们两家出资为母亲及两个姐姐买了回四川的机票。

　　以“政治要犯”身份，

　　回到故乡丰都

　　母亲带着两个姐姐在重庆机场降落，我的外婆杨惠极已经到机场迎接。外祖父病故后，家中的生意多是外婆照管。外婆将母亲一家安排在旅店住下。没想到刚住了一天，店老板就和母亲说：“周老先生在世时，经常光顾鄙店，照顾生意，本该答谢老夫人。但是昨天有个人亮出上海警備区司令部的证件，让你们早点回乡，不能在这住着等，不然要找我算账，我也惹不起军人。”母亲这才知道，她依然是被人严密监视着，自己是被押解着回川的。

　　母亲通知重庆自家的账房买了去丰都的船票。很快到了丰都，家里的轿子已在码头等着，佣人接了行李要上轿时，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一下上前拦住母亲说：“你不能走，必须和我到县衙门去归案。”

　　那人押着一家三口把人交给县衙后，就返回了上海。母亲带着孩子被关在县衙门的牢房里。我的姨父是云贵川一带的名医，县长有病都是请姨父诊治。

　　利用这层关系，为母亲的事姨父到县长家给他看病。县长说，你妹子是重要犯人，但是乡里乡亲的，你老丈人在这县里德高望重，所以你们十家人联名作保，我这就放人。

　　这样母亲和两个姐姐被保释，但都不准离开丰都，否则作保的十家要重判。母亲带着孩子住在外婆家，自己到大姨和姨父开的医院去帮忙，一家人总算安顿了下来。

　　就這样到了1949年，国民党的军队溃败到丰都。不久，刘伯承率领的二野解放了丰都县城，母亲回到家。她接到父亲给她的信，信中说新中国成立了，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他现在在哈尔滨一航校，因刚成立航校工作很忙，不能去接她和孩子，希望她们尽早来哈尔滨团聚。母亲激动地抱着小女儿海平，牵着大女儿兰平，笑着告诉孩子，“你们的爸爸来信了，我们要去找爸爸了。你们的爸爸是解放军。”

　　回到外婆家，大门上贴着“光荣军属”的字样，连外婆家的人也感到光荣。行装准备好，县政府通知有政府包的船到湖北宜昌，从那儿换火车到北京，再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和父亲团聚。

　　历经磨难，

　　团聚在哈尔滨航校

　　县政府为了把一家三口平安送到哈尔滨，专门派人护送，一路照顾，乘轮船换火车到了北京。火车到达了哈尔滨，一出车厢，兰平一眼就看到了爸爸，她兴奋地叫着：“爸爸！爸爸！”

　　父亲向她们快步走来，分别了四年终于相见啦。父亲激动地把母亲拥抱在怀里，两个孩子一个搂着母亲的腿，一个揪着父亲的衣角，仰头看着父母的重逢。

　　回到家里，父亲搂抱着兰平，听妻子讲述3岁的兰平被人用枪抵着头让她说你家的钱是哪来的时，他眼里涌出了泪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不断地亲着她的小脸，觉得对不起女儿，让她小小的年纪就承受了那么多的磨难。

　　母亲到部队后，按起义人员的政策，家属到部队入伍一律享受排级干部待遇，警卫员已把母亲的干部军服领回来了。作为空军一航校校长的父亲却和妻子说：“干部是经过战争，为革命流血牺牲得来的，你刚来怎么能当干部呢？我们还是从战士当起吧。”母亲爽快地同意了丈夫的安排。

　　政委姚克佑、政治部主任周兆平都来做父亲的工作，告诉他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政策，不是只对他一人的，全军都是按这样政策做的，他这样做让组织上不好办。父亲却说：“全军的决定是组织上对起义人员的关心和照顾，我作为校长和一家之长，我只管我自己家，我老婆的事就按我的决定做吧。”这样母亲就在校医务室药房工作，穿着战士服，吃着战士的大灶伙食，每天和战士一起跑步做操。

　　“文革”遭受迫害，

　　父亲与全家永诀

　　1966年“文革”开始了，随着运动的深入，批斗成了揪斗，父亲和造反派说，每个人都会有错误，可以对他们提出批评，但是不能用揪斗的方式，你们应按毛主席的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几次打电话和吴法宪联系，希望反映学院存在的问题，但是吴不予理睬。父亲按组织原则，不得不写信向“军委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空军学院的“文革”乱象，并明确指出吴法宪的问题。

　　叶群却把父亲的信交给了吴法宪。于是吴法宪开始了对爸爸有组织地残酷迫害。他们编造出父亲所谓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材料，诬陷他是漏网的彭黄死党，是打倒的旧北京市委党羽，是假起义真特务等等。

　　1968年3月初的寒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全家，老阿姨开门，来人带走了父亲。父亲再也没有回家。

　　专案组对父亲轮番批斗，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就在这关押审查的短短的10天里，父亲被活活整死。母亲听到父亲的死讯，晕了过去，打了强心针后，才慢慢苏醒过来。

　　就在那段时间内母亲的头发全白了。不久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楼房搬到窄小的平房，母亲也不能在门诊部药房上班了，每天只能打扫卫生、消毒器械。她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参加批判父亲的会，被逼交代刘善本的反党罪行。她每天在极度的精神重压下活着，她知道必须活下去，因为孩子们没有长大，为了孩子必须忍辱负重地活着。

　　1969年黄天民起义归来，周总理点名要刘善本出来参加接见。吴法宪不得不说，刘善本已死去一年多了，总理非常气愤，说刘善本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七载沉冤终昭雪，

　　万里长空泣英魂

　　一直到“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对母亲的监管才有所松动。二姐海平受迫害离开了空军，她从外地回来整理为父亲平反的材料，因她高中时期就在王震家住着上学，她把材料交给了王震伯伯，请他为父亲平反帮助递材料。

　　王震伯伯对海平说：“你父亲是个正直的人，他的起义在解放战争中是立大功的，我一定把材料转上去。”大女儿兰平去徐特立老人家，把为爸爸平反的材料，交给了徐老的秘书徐乾。她和兰平讲了不少在延安时爸爸的往事。

　　直到邓小平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改组空军党委后的第三天，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到军委向他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特别传达了中央军委为刘善本昭雪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一、追认烈士，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一室;二、照顾好家属子女;三、影响到哪一级，挽回到哪一级。小平同志还说，你们空军一定要形成文件下发到部队，要尽快办，不宜再拖。

　　空军党委于1975年10月28日将《为刘善本昭雪平反骨灰安放仪式的请示》呈报中央军委审批，叶帅批示，三大总部各派领导，各军种兵种各派领导参加，中联部、中调部、统战部各派领导参加。

　　骨灰安放仪式结束后，徐乾到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总理，向他汇报了刘善本平反的全部过程，总理说，是我没有保护好刘善本同志，他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也能放心了，希望在我身体能好些时，我要去看望刘善本同志的家属。当徐妈妈把总理的话告诉兰平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82年国家为起义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母亲作为刘善本的遗孀出席了统战部、总政和空军联络部举办的座谈会，刘善本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母亲周叔璜当选为第六、第七、第八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党和人民对父亲功绩的充分肯定。

　　2014年11月30日，母亲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中，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传奇人生，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