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性”起风波
1921年1月，章锡琛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九年之后，被商务印书馆高层看中，正式担任《妇女杂志》主编。这是章锡琛首次独立管理、运营一个出版实体。
1925年1月，章锡琛、周建人推出了《妇女杂志》第11卷第1号“新性道德号”。重头文章有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现代性道德的倾向》、沈雁冰的《性道德的唯物史观》、沈泽民的《爱伦凯的〈恋爱与道德〉》、文宙的《离婚防止与新性道德的建设》、默盦的《近代文学上的新性道德》。
这些重头文章，众多作者阐述的重点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内核却是一致的，即全部是爱伦凯在其著作《恋爱与结婚》中的观点：一是恋爱自由，二是离婚自由。爱伦凯认为，“恋爱必须绝对自由，就是说，必须完全依从当事人的选择。旁人，无论是社会，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父母，无论是法律，都不当加以一点限制或干涉的”。
其中，章锡琛的文章最为抢眼，也使他在后来成为了攻击方的头号靶子。他的文章提出了新性道德的四个内容：一是离婚自由，“结婚的双方无论哪一方，感到他们的婚姻生活上有了极大的障碍，非分离不可时，便应该任其分离”；二是关于妇女贞操，只要不损害社会及其他个人，超出两人的性关系也不能认为是不道德的，“性的道德，完全该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的标准；从消极的方面说，凡是对于社会及个人并无损害的，我们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三是恋爱自由，“两性的结合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四是关于性的欲望，“性的欲望乃是人类天然的欲望”，“把供给男子的性欲满足认为女子在结婚生活上的义务”是不道德的，女子同样也有满足的权利。在以上的基础上，章锡琛的惊世骇俗言论出台了：新性道德，可容忍婚外的性关系即不贞操，“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
果然，“新性道德号”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议。
最激烈的反对者，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陈大齐（1886—1983），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1914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也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他于1925年3月14日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14期发表《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猛烈抨击新性道德是一夫多妻制的“新护符”，是一种纵欲，破坏了恋爱的专一性，将会危害社会。陈大齐宣布：“中国现在的家庭大有改革的必要。而我的偏见以為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最合理想，古来一夫多妻的坏风俗非极力打破不可。今以改革自任的新性道德家竟有许可一夫多妻的言论，竟挺身出来作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我不得不提出一种抗议了。”
有人指责，章锡琛与周建人只好应战。章锡琛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周建人写了《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本打算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但却被时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阻止了。于是章、周二人只好转投对方阵营——《现代评论》。
恰恰在这时，《现代评论》对于章、周二人上述两篇文章的处理却出了问题。在发表陈百年另一篇文章《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的同时，虽然发表了章、周二人的文章，但却是延迟发表的，同时对章、周二人关于是否发表的来函迟迟未复；在发表时，又是在杂志末尾的“通讯”栏中删节刊登。延迟发表、来函不复、擅自删节，对于论战的双方如此厚此薄彼，惹火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鲁迅。对于这场论战，鲁迅旁观已久，本不便介入的。因为论战双方，陈百年与自己有同事之谊，周建人则与自己有兄弟之亲。但《现代评论》对论战文章的错误处理方式，终于使鲁迅忍耐不住了。
鲁迅在1925年5月15日的《莽原》周刊第4期上，发表了章、周二人的后续文章，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同时还在《编完写起》中表达了对陈百年的不满：“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而不像论是非，莫名其妙”，“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
这一期《莽原》出版之后，鲁迅于5月18日收到陈百年的来信，解释了《现代评论》延迟发表章、周二人文章的原因。在信中，陈百年还表示自己不再就此事写文章论战，以平息事态。于是鲁迅就将此信发表在5月29日出版的《莽原》第6期。然而，章、周二人在陈百年造成的外部压力和王云五造成的内部压力下，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不得不再次著文，为自己一辩。鲁迅考虑到他们二人已没有任何刊物可以发表答辩文章，只好在陈百年已表示偃旗息鼓的情况下，再次伸出援手，在6月5日的《莽原》第7期上发表了章锡琛的《与陈百年教授谈梦》和周建人的《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并写了“编者附白”将《莽原》参与论战的经过进行了说明。这已是章、周二人和陈百年关于新性道德论战的尾声了。
后来，论战的范围不断扩大。上海《晶报》及《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等报刊，陆续出现了拥护陈百年而批判章、周“新性道德”的文章。而拥护章、周二人的也不少，顾均正撰写了《读〈一夫多妻的新护符〉》、许言午撰写了《新性道德的讨论：读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声援章、周二人。
到了1925年8月，鉴于章锡琛渐渐出格，王云五开始采取措施，将章锡琛从《妇女杂志》调到国文部编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选注。周建人呢，则调去主编一个即将于1926年1月创刊的新杂志——《自然界》杂志。《妇女杂志》改由杜亚泉的堂弟杜就田接棒主编。
为何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大约在1925年12月底，王云五代表商务高层，正式辞退了章锡琛。章锡琛15年在商务印书馆的职业生涯即“商务十五秋”，至此正式结束。“十五年的职位，就此断送”。
那么，王云五究竟为何辞退章锡琛？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因为“猥亵”。据赵景深回忆：“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猥亵，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
（二）因为“赤化”。就在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中，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惨案发生后，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身在上海的章锡琛激于爱国义愤，以妇女问题研究会代表身份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积极声援爱国群众运动。章锡琛的这一个人举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商务“在商言商”、不主动介入政治的立场。
章锡琛的三公子章士敭持此说，“这一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先生以‘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声援群众运动，更使王云五吓破了胆，遂以审查杂志清样为借口，无理干涉编辑工作，先生被迫提出辞职表示抗议，于8月底脱离《妇女杂志》，同年12月底，被商务当局借故辞退”。
章锡琛本人也认为有这方面的因素：“有人并且以为我去年所以被商务印书馆辞退，也因为那些大老板把我当作共产党看的缘故。”
但在笔者看来，“赤化”、声援五卅惨案，只是章锡琛与商务高层渐行渐远的表现之一，但不是直接导火索。
可以举出一个反例。当时和章锡琛一起同在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也曾于1925年5月31日，“‘满腔愤怒地来到血案的发生地”。事后，叶圣陶挥笔写下《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发表在《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上。章锡琛只是参加声援大会，叶圣陶可是直接留下了文字证据，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却未闻商务高层以此为由，将叶圣陶开除。
另一个反例是，沈雁冰、陈云、杨贤江在1925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在1925年5月，更是成立了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董亦湘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虽然这些党员及组织，商务高层未必完全知情，但是以沈雁冰、陈云与张元济等的终身友好关系，其身份或活動不可能完全保密。所以，要开除“赤化”分子，首当其冲的人，还轮不到章锡琛。
事实上，章锡琛对于政治并不热衷，这一点从他身边同事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民党，频频参与政治活动，而他则一生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未加入中国国民党，却热衷于参加学术性团体，分别于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2年发起“妇女问题研究会”、1925年参加“立达学会”等，可以看出。在笔者看来，章锡琛出面声援五卅惨案，不是为了哪个党哪个派，只是坚守一个中国人、一个文化人的本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三）因为“声援罢工”。章士敭也赞同这一原因，即指章锡琛声援商务印书馆的内部罢工，“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印刷所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职工会和工会，于1925年8月和12月先后两次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父亲虽然是编译所的职员，却积极加以支援。罢工取得了胜利，但父亲的行动引起了商务当局的注意，这可能也是他在这一年年底被商务辞退的原因之一”。
但是，此说几乎不成立。章锡琛声援商务印书馆的内部罢工，只是章锡琛与商务高层渐行渐远的又一个表现罢了，但却也不是他被辞退的原因。要知道，这两次罢工都是由陈云和沈雁冰直接领导的。既然未闻罢工领导者陈云、沈雁冰被辞退，何来罢工声援者章锡琛被辞退之说？
（四）因为违反“竞业限制”规定。所谓竞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对负有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协议或技术保密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即：劳动者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经营同类业务或到有其他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其企业管理当然没有先进到与核心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地步。要是签过，陆费逵不可能于1912年刚刚离职商务之际就创办中华书局，章锡琛本人就更不可能于1925年刚刚被辞退就于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了。但当时的商务，对于还在职的员工，不能在外从事与本企业业务相冲突、相竞争的业务，还是有所规定和限制的。而章锡琛所触犯的，恰恰就是这一条。
1925年8月，刚刚由《妇女杂志》主编调动岗位到国文部，但仍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章锡琛，在胡愈之、郑振铎、周建人等人的鼓励下，在商务印书馆之外，私自创办了《新女性》杂志。
从《妇女杂志》调岗，是章锡琛人生中的重要关口之一。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章锡琛好友胡愈之的身影：“愈之首先创议另外自己来办一个讨论妇女问题的期刊，仍请章锡琛、周建人主编。这个期刊就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份创刊的《新女性》杂志。因愈之、振铎、锡琛等都在商务工作，所以决定由我出面，《新女性》创刊号发行人署名吴觉农。”这也是《新女性》杂志的发行地址在吴觉农家里（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十九号）的原因。
这里的吴觉农（1897—1989），是胡愈之和章锡琛共同的老乡和朋友，是中国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关于创办《新女性》的建议，胡愈之本人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我同章锡琛差不多同时进商务印书馆，大约在一九一四年，两个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关系很好。章锡琛为了写妇女问题的文章而被解职，我感到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商量另外办个杂志，叫《新女性》。《新女性》就是我和章锡琛他们几个人办起来的，钱也是大家凑起来的。开头很困难，大家都不是有钱的人，印刷费都是大家凑起来付的。”
支持的朋友中，还有鲁迅，“鲁迅先生还答应经常写稿来尽力支持”。胡愈之、吴觉农等则“鼓励章锡琛公开主编《新女性》，他果然专心致志地办起杂志来。章锡琛的事业心很强，对出版业务相当有经验，他一个人从编辑、校对、付印到发行，什么都干。这样就为这个杂志撑起了场面”，《新女性》就这样办起来了。
《新女性》“原想在第二年一月出刊的，为了及早回击这帮封建卫道者，结果提前了两周，在1925年12月中即刊出了1926年1月的创刊号”。“然而，《新女性》创刊号刚印出，商务当局还是把章锡琛辞退了。”
所以，直接导致章锡琛被辞退的导火索，是他在商务印书馆之外，私自创办了《新女性》，从事了与商务印书馆相同的竞争性业务。章锡琛的朋友中，多人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
唐锡光说，“商务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商务的职员不能自己经营和商务性质相同的业务；《新女性》杂志和《妇女杂志》性质相同，显然违反规定。商务知道章锡琛在筹备《新女性》，就在一九二五年底把他解职了”。
周振甫持同样观点：“商务里有一个规定，商务里的职工不准在外搞有损于商务业务的事。商务要章或者停办《新女性》，或者离开商务。”
叶至善也如是回忆：“商务当局得知了这个消息，就以章先生违反聘书的规定为借口，把章先生辞退了。”
让人十分意外的是，向商务当局提出解聘章锡琛的，是他在《东方杂志》的引路人和老领导杜亚泉。而杜亚泉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也是对章锡琛在馆外编辑《新女性》杂志不满，据章锡琛说：“杜亚泉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不道德的行为，要求王云五把我解雇。”
因此，王云五之所以辞退章锡琛，主要还是因为他私自创办《新女性》、违反“竞业限制”规定。但是，矛盾的爆发，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章锡琛首先是在《妇女杂志》“猥亵”风波引发商务高层不满，继而在声援“五卅惨案”和内部罢工的问题上与商务高层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等到私自创办《新女性》、违反“竞业限制”规定的导火索一点燃，王云五终于辞退了章锡琛。章锡琛晚年忆及此事，不无惋惜，“我的将近十五年的饭碗便因此敲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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