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

　　这部译稿的产生，可说是费孝通自己也不敢信以为真的传奇。

　　1909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许让传教士（Le P.L.Schram）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甘肃甘北传教区履职。翌年，奉派往西宁传教，在塔尔寺学藏语半年。后又被派至今青海乐都、民和一带，传教的同时，续学藏语四年。

　　这位神父亦是学者，边传教边做学问。其中国传教生涯延续到1940年代，其系列著述The Monguors of the Kansu-Tibetan Frontier（《甘藏边境的土族》）三大卷出版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属于土族研究中“早期资料最丰富的人类学著作”。

　　此集大成式著述出版之前，许让神父先行出版过《甘肃土人的婚姻》。

　　最迟是在1934年，这部著作引起中国学者王同惠的关注。她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师从吴文藻，专攻文化人类学。吴文藻称许王同惠“天资聪颖，思想超越”，“是现代中国第一个作民族考察的女学者”。《甘肃土人的婚姻》

　　王同惠在燕园读书时，与费孝通相识。两人同系不同班。依当时燕大风气，男女同学在多种聚会上常有接触机会。

　　1933年圣诞节前，燕大社会学系同学聚会。王、费皆在场。他们谈及人口问题，观点不同，有争论。

　　此时，费孝通初由燕园转学清华园，修体质人类学。圣诞节当天，费孝通送给王同惠一本书，意在证实自己的观点。这本书成了牵引两人的“红丝线”。

　　1934年到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惠来往频繁。“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这是费孝通的晚年回忆文字。

　　“红门立雪”，指费孝通在燕园姊妹楼门前等候王同惠见面。“合作翻译”，一指《社会变迁》，英文版，费孝通已译竣，尚未出版;二指《甘肃土人的婚姻》，法文版，王同惠正在翻译，未完成。

　　王同惠把《社会变迁》译稿要去阅读，费孝通建议她借来英文原本，边读边校，将来作为合译本出版。正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的王同惠，亦要求费孝通参与其译事，日后也作两人合译本出版。

　　其时，费孝通的法文入门不久，正为毕业考试中的第二外语犯愁，便将合译作为强化学习机会，由此玉成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译林掌故。

　　1935年暑期，费孝通修满两年体质人类学，获得据说是清华园人类学专业第一个硕士学位。遵其导师史禄国嘱咐，得其本科恩师吴文藻帮助，费孝通得到进广西大瑶山考察的机会。

　　社会调查中，尤其是在陌生社区，许多情况单靠男性不容易摸清，有女性参与则方便许多。为便于共同调查，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临湖轩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同往太湖鼋头渚小住，在蜜月中译竣《甘肃土人的婚姻》。

　　吴文藻说：“王同惠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

　　谁知，天作之合，天又分之。瑶山深处一个黄昏，因向导失引，费孝通误踏虎阱，身负重伤。王同惠星夜下山求援，途中坠崖落水，以身殉职。是日，他们新婚仅一百零八天。

　　瑶山惨剧之后，费孝通生命旅程少有平顺之日，多有动荡、磨难之时。《甘肃土人的婚姻》译稿亦成人世飘萍。

　　1936年，费孝通赴英伦求学。两年后学成返国，参加“烽火中的讲学”，与吴文藻、潘光旦等共赴国难。

　　1940年，昆明屡遭日军轰炸，费孝通带实地调查小分队转至呈贡。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同在黑名单的费孝通被朋友救出，远走英伦。

　　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学科。费孝通离开清华园，调到中央民族学院。

　　1957年“反右”，費孝通被划为“右派”，被取消公职、赶出院长办公室。

　　1966年“文革”开始，费孝通遭抄家厄运，所有书籍、资料一扫而空。

　　如此劫难重重，《甘肃土人的婚姻》译稿带着译者心殇，如化外之物，安度劫波。许多年后，费孝通说起这段故事，感叹再三——

　　“几十年里边，我去过国内外那么多地方，经历过那么多离乱，光是书籍和稿本的一次性大量散失就有三次，一次是在瑶山遇险，一次是昆明轰炸，再一次是‘文革抄家。这部译稿怎么就能逃过这好些关口，一直跟着我，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只能说是天定的因缘。”

　　1996年秋，深圳朋友胡洪侠来京，为《文化广场》周刊组稿，听说这部译稿传奇，唏嘘之余，建议放在俞晓群先生主持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书系出版，以见天日。遂将此议转述给费先生，得允准，也触动老人尘封六十余年的心事。

　　他要为这部历经沧桑的译稿写序。为写序，要在脑海里追寻它乱世中的命运。八十八岁高龄的费先生苦思冥想，彻夜难眠，遍搜枯肠，绞尽脑汁，还是不能肯定地推理出一条清晰脉络。

　　费先生说，唯一可能是：译稿完成后，并未随自己和王同惠进入瑶山，而是留在了家乡。十二年后，费先生重访英伦回国时，在家乡苏州小住几日，即带上译稿重返北平。不过，这十二年里，苏州也不太平。日军铁蹄下，费家搬迁数次。这部书稿怎么就存了下来，还是个谜。

　　为追索谜底，历来入睡迅捷的费先生开始准备安眠药，仍未奏效。先生说，靠头脑记忆的历史里，难免有难于理解的谜案。“大浪淘沙，惊涛拍岸，随波逝去的已经远去;隐伏的，贴心的，留下来。去也终须去，留也自当留。至于为什么，只好放下，不必追究了。”

　　1978年，费先生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即将降临。其工作由中央民族学院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离开民院二号楼前，费先生整理办公室书架上久置未动的旧书积稿。书架底层，译稿突现，那是《甘肃土人的婚姻》！

　　稿纸发黄变脆，老人悲欣交集。其中笔迹，明显是两个人的。费先生认得自己至今未有大变的手体，另一笔迹，“岂不是出于永眠瑶山的同惠之手？”

　　当时，费先生是“脱帽右派”，不敢想出版译稿的事。他能做的，只是修复部分纸张磨损与破碎之处，又借到原著，托友人补译了若干残页。

　　春去秋来又经十八年，迟到太久的出版机会终于来到。

　　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古道热肠，力促这部译稿得以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晓群兄正主持“新世纪万有文库”，费先生的译著放入文库本无不可，但恐过于简陋，不如另出精装本，以慰前辈。

　　费先生也视此译稿出版为暮年圆梦一大安慰。他呕心沥血写出译本序言，文中写到当年与王同惠合译此书的情景——

　　“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候。追念中不时感到这段生活似乎和我一生中的基调很不调和，甚至有时觉得，似乎是我此生不应当有一段这样无忧无虑、心无创伤的日子，成了一段不能复返、和我一生经历不协调的插曲。”

　　1997年3月19日，费先生写就此序。次日以文示我，嘱咐说：“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心思。可以先投给《读书》发表。给《读书》时，‘《甘肃土人的婚姻》序言只能作副题。你再想一个正题放上去。”

　　神思忽来，问：“就叫‘青春作伴好还乡好吗？”

　　费先生颔首。

　　1998年年底，《甘肃土人的婚姻》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首印三千册。

　　1999年年初，费先生递过一册签名本，是给我的春节礼物。

　　该书封底上部印着两行文字—“这部译稿的产生，可说是费孝通先生一生悲欢离合的插曲，连他自己也不敢信以为真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