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晓沐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

　　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苏联举办的登山运动时，就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联合攀登珠峰的设想。当时，全国总工会并没有回复苏联。

　　1956年中苏两国运动员联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后，面对地球上还未曾有人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现况，苏联再次向中国方面提出这个设想，中国方面也没有回复。

　　1958年年初苏联登山运动协会主席团弗·阿巴拉科夫等12人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请求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计划在1959年3月至6月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运动员以苏联运动员为主，中国运动员跟随苏联运动员攀登。贺龙元帅非常支持这一倡议，在原则上赞成中苏两国组成联合登山探险队。但是贺龙元帅认为，攀登中国境内的珠穆朗玛峰，中国运动员要起到主要作用，不能跟在苏联运动员后面。

　　贺龙元帅是打过仗的人，有着卓越的军事天赋，他不仅眼光高远，而且考虑问题全面。不能把攀登珠穆朗玛峰仅仅看作一项体育运动，也不能仅仅把它与国家荣誉联系起来，还要把它与国家地质、气象等科学考察联系起来。他认为，以中国人为主攀登珠穆朗玛峰，与国家今后的发展和建设有重要关系。中国人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同时，还要肩负对中国西藏地区地质、气象等进行全面考察的职责。

　　1958年7月，苏方代表吉诺夫来到北京，专门来与中方商谈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事宜，贺龙元帅决定，由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代表中方与苏方会谈。7月21日至26日，中苏双方代表就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进行会谈。会谈中双方自然会有分歧，好在那时中苏关系还算友好，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会谈决定：以中国登山运动员为主攀登珠穆朗玛峰，但苏联运动员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后勤保障方面，苏联同意由他们提供主要物资。会谈之后，黄中到北戴河向贺龙元帅做了汇报。贺龙元帅听后，觉得这样也好，只要以中国运动员为主攀登珠穆朗玛峰就行，其他方面都可以商量，适当让一些。

　　贺龙元帅把黄中留在北戴河，另约时间拉着他专门向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人进行汇报。8月9日和10日，贺龙元帅先后向邓小平和周恩来谈了初步设想。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周恩来、邓小平、贺龙、陈毅一起听了黄中的汇报后就此事做了商议。他们议定：一定要以中国人为主攀登珠穆朗玛峰，但既然是联合攀登，也要发挥苏联方面的作用，为他们攀登创造条件。中方运动员在攀登中要向苏联老运动员学习，在技术方面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保障工作由西藏军区负责;珠穆朗玛峰地区航测任务由中方担任。

　　随即国家成立了登山指挥部。当时主管中国体育的副总理贺龙元帅亲任总指挥，黄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第二书记谭冠三任副总指挥。与此同时，中国组织的登山集训队首次在北京香山开始了正式训练。

　　从1958年夏天开始，为了全面了解珠穆朗玛峰全年的气象变化和地形情况，中国的气象、地质、地理、地貌等专家早已抵达珠穆朗玛峰下进行各种科学考察和测试。所以后来中科院的科学家回忆说：“中国的高山探险事业促进了高山科学考察，而中国的高山科学考察也提高了中国高山探险水平。”

　　根据两国签署的协议，1958年8月下旬，中国派遣46名登山运动员前往苏联的帕米尔高原，以全苏第二高峰列宁峰为目标进行集训。9月，中苏混合登山队开始攀登苏联境内帕米尔高原上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

　　10月初，苏联派出以别列斯基为首的3名苏联队员与中国16名队员一同前往西藏，对珠峰进行登山前的路线侦察。成员有：侦察组组长许竞、副组长别列斯基（苏功勋运动员），教练刘连满、陈荣昌，成员罗志升、万迪堑、石竞、赵国光、邵子庆、王富洲、张方范（气象预报员）、罗家樵、郭寿旺、翁庆章（随队医生）、李长旺（报务员）、彭淑力（俄文翻译）、更登（藏文翻译）、菲里莫洛夫（苏功勋运动员）、科维尔柯夫（苏运动健将）。

　　甩掉洋拐棍

　　1959年年底，贺龙元帅决定，加紧准备1960年春季攀登珠穆朗玛峰。国家体委及时主动通知苏联方面，中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可以于1960年3月进行，邀请苏联方面代表来华具体商讨1960年共同登山事宜。苏联方面于1959年11月底才派了两名代表到中国协商，并去兰州视察了准备事宜。但在他们称赞了中国的准备工作后，却莫名其妙地提出要将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间推迟到1960年以后，可是并没有说明这么做的充分理由，只是敷衍了事地说，苏联方面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队伍已经解散了，不能与中国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了。1959年12月11日，应中方邀请，苏联派出国家体委局长安吉宾诺克和联合登山队队长库兹明组成的两人代表团前来北京，目的是进一步落实1960年合作登山方案。苏联代表团到达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居然是先要查看10个月前苏联运来的装备和高山食品是否损坏，但在他们到达的5天里，在双方的3次协商会议中，苏联方面闭口不谈方案的实施问题。

　　第五天下午，当安吉宾诺克去苏联大使馆时，库兹明悄悄地对中国登山队队员周正说：“明年我们不能来了！”“为什么？”周正很奇怪，立刻追问。

　　“我们上头不同意，我们登山家都非常希望和你们一起攀登珠峰，可他们不同意就不是一般问题了……”“到底是什么问题？”“苏联与印度关系友好，中国与印度关系紧张，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苏联在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地区活动，不是等于苏联支持中国对印度不友好吗？！”他解释道。果然，安吉宾诺克从使馆回来后，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开口了：“苏联队员明年无法前来中国登山，因为他们这一年内都没有进行训练……”就这样，登山合作协议被苏联单方面无情撕毁。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也全部撤回，这项联合登山计划一时陷于瘫痪状态。

　　苏联人的退出与当时敏感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作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級大国之一，苏联与中国、印度的关系很友好，但当时中印关系紧张，常发生边境冲突，且当时印度支持西藏达赖集团。苏联与中国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无疑会有厚中国而薄印度之嫌。

　　突击队长王富洲

　　1959年12月20日，贺龙元帅从外地返回北京，了解同苏联方面会商的结果。他得知上述情况后，沉默了许久，叼着那只不离嘴的大烟斗在这间热腾腾的平房办公室里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登，行不行？有成功的把握吗？”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大家又是一阵沉默。当时30岁出头血气方刚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开口道：“其他方面，问题不大。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现在的装备不行，缺少登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的装备。按照原来的中苏联合登山协议，装备是由苏联方面提供的。苏联不参加，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给。可是，目前我国还不能生产。”

　　贺龙元帅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呀！这些装备，哪一国的最好？”

　　“英国和瑞士。”

　　“你们搞一个预算。我给刘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说罢，他轻轻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2月下旬，为了再次争取与苏联方面合作，并且最后确认苏联的态度，贺龙元帅会见了苏联体委副主任瓦鲁也夫，但是，瓦鲁也夫仍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却将日期推迟到1961年或更晚一些的时间。

　　为了争这口气，贺龙元帅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这几项事宜：一、组建登山指挥部，由贺龙元帅亲自任登山总指挥，黄中、谭冠三、张经武任副总指挥。二、要求西藏军区配合，运用组织力量，大力协调好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工作。三、修筑登山公路，既为登山做准备，也为西藏交通打基础。四、由于此前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有关于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协议，还继续邀请苏联方面参加。他们只能是配角，要以中国方面为主，苏联方面来不来是他们的事。

　　这次登山，苏联登山队果然没有来，并且把已经运到兰州的登山器材全部拉走了。

　　贺龙元帅将国家体委做出中国单独攀登决定的经过和苏联方面的态度，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报告。周恩来总理基于各种因素和登山装备尚未落实的情况，为了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考虑缓一缓再登。于是，贺龙又去找邓小平，二人一同去见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在介绍了中国登山探险队近几年的成绩和陈述了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的有利条件之后，再次向周恩来总理请缨。邓小平说，要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外国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要是不登，就会失去机会。他们最终说服了周恩来总理。在另一邻国印度也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情况下，中国登山探险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成为势在必行、行必成功的一场较量。

　　在贺龙元帅的鼓舞下，从国家体委的负责干部到每一名登山运动员，都坚定了这一信念决心：“非登上去不可！”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向中国登山探险队提出：“他们不干了，我们自己干行不行？”中国队员当即向中央表示：“我们能干，而且一定能干得好！”

　　最后的突击

　　1960年5月24日，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这三名最后的突击队员大概走到海拔8750米高度时，太阳的余光已全部消失，夜幕降临。

　　三名队员，继续缓慢地在细微的冰面上前行。周围物体都有些看不清楚，他们只能根据在下边测定的大致路线与过去的登山经验，在视域很短的星光和雪光下摸索前进。每吸一口氧气，都要屏住呼吸40秒，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高大雪山冰峰上，他们如同尘埃一样渺小，能否成功，是死是活，仿佛都不在他们的控制中。

　　三个人沿雪坡继续前进，越走越陡越滑，只好改道绕到东北方向的岩石坡向主峰突击。他们翻过两座坡度在60度以上的岩石坡后，开始攀登一座峭坡。贡布在前面开路，不到几分钟就累得不行了。于是屈银华上前开路，他的腿仿佛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控制，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前进了两三步，但两腿一软，又滑回到原来的地方。最后又换上王富洲走到前面，他知道他失去知觉的脚一定冻伤了，但他不能说，不能退，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为大家开出一条前进的路线来。

　　踩着厚厚的亿万年积雪，三个人继续前进着。王富洲不时地用麻木的嘴发出沙哑的声音：“小心！”“保护住！”

　　每一声简单的呼喊后，就会跟随着一阵沉重的喘息。王富洲仍然坚持喊着，这不是警告，而是在提醒战友和自己，你现在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而是有着同志在身边，有着坚强的集体。

　　除了这喊声，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语言交流，每迈出一脚，跨越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好长时间。缺氧情况更严重了，队员们眼花得越发厉害，气喘更加剧烈，全身的力气一点一点被抽空。他们攀过一米高的岩石都要休息半个小时左右。饥饿、干渴也在折磨他们。但是他们不能停下，他们耳边只剩下这样几句话：本轮好天气将于次日结束，暴风雪即将来临。而他们，必须赶在风雪来临之前登顶下撤。

　　贡布还剩点儿氧气，三个人每人都吸上几口，他把空氧气瓶就地放下了，王富洲喘着气说道：“不能把氧气瓶留在这里，氧气瓶是法国的，留在这里不行，要把空氧气瓶都推下去。”他们一起将空了的氧气瓶推下山去。

　　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但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了。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攀登是否还有可能？没有氧气，人能坚持多久？每向上攀登一寸，都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呼吸极度困难。在这仅仅几米高的坡上，就花费了40多分钟时间。

　　风渐渐小了，这对登上顶峰十分有利。

　　王富洲打破了沉默，他大口大口喘着气，语气却十分坚定：“同志们，我们三个人现在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虽然可能发生危险，但是我们不能后退！”

　　屈银华和贡布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繼续前进！”

　　队员们的声音都失去了原本的洪亮，但他们语气里的坚定未曾减少。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以减轻负重。他们开始了人类登山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历程。

　　三人实在没有力气直立行走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他们就都匍匐在地上，依靠地上模糊的雪光反照，辨认路途前进。

　　三个人在雪地里留下了长长的爬痕，忽然贡布指着前面：“看，那座山峰！”

　　三个人踉跄着从雪地里爬起来，他们几乎不知道是怎样到达山峰的;贡布一屁股坐在那里才发现，这一刻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屈银华躺在雪地里，有一个声音从心底发出，传遍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这满天的繁星啊，仿佛触手可及。王富洲打量着这满天一闪一闪的星，巨大的喜悦使他几乎一跃而起。然而，当他的眼睛稍稍挪动了一下之后，看到的景物让他惊呆了。他不敢确定，只好喊队友：“你们看那边！”

　　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面，竟然还有一个高出十几米的一个山头。

　　王富洲又使劲眨了眨眼睛，确认那山峰是实际存在的。

　　大家再也没有说话，摸索着向更高的山峰爬了过去。他们知道，这时候不能想，只能前进，只能前进！

　　大约在海拔8800米的位置，冰面上一个小小的陡坡就让体力透支的队员们滑下来好几次。屈银华斜躺在冰坡上，用肩顶住登山包，让队友踏着登山包爬过了这个不能再小的冰坡。

　　贡布在队伍最前面，屈银华在中间，三人继续缓慢地向顶峰接近。

　　不知过了多久，当他们瞪着眼睛打量了四周许久，仰头望顶，除了夜空和星星再没有任何景物。

　　贡布从这高坡爬向另一端，他再次环顾四周，确认是不是到达了顶峰，他眼里含着泪水，用力喊着：“前面是悬崖，没路了，不能再走了。”

　　夜风中有些听不清贡布的声音，王富洲只听到“没路”两个字，就紧张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什么状况？”

　　贡布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顶风大喊着：“下边没弯了，再走就下山啦！往南坡下去了，再走就跑到尼泊尔了！我们！我们登上山顶了！”

　　已经连张望的力气都没有的王富洲问贡布：“这次到达了吗？”当听到肯定答复的时候，王富洲和屈银华的胸口剧烈地起伏起来，走在最后的屈银华赶紧用冰镐插进冰面固定保护。队员们看清了眼前：珠穆朗玛峰南面是一片皑皑的积雪，北面是灰色的岩石，在积雪和灰岩交界的一块椭圆形的地带，就是为世界各国登山家所向往的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一个东南一西北走向的鱼脊形地带，1米多宽，长10余米。屈银华到珠峰的顶尖儿上以后就赶快下来了，因为他在冰雪坡走完以后翻到这边来走岩石的时候，脚上的冰爪没有装稳，所以在顶峰冰面上的他无法站立。

　　爬上最后这几米高的峰顶，竟然花费了40多分钟！

　　虽然极度缺氧使脑袋已经一片模糊，但王富洲还是记得摸着黑，用手电照向自己的手表：“现在是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同志们，记住这个时间！”

　　王富洲借着微弱的星月光芒，艰难地在体育日记本上颤抖着用右手拿着自动铅笔写下：

　　王富洲等三人于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写这句话竟用了3分钟，王富洲虽戴着手套，但手早已被冻僵，冻僵的手指带着冰霜竟然无法从笔记本上撕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贡布满眼泪花帮他撕了下来，放在一只白色羊毛织的手套里，那点儿泪花立刻在贡布眼里冻住，他连忙揉了揉眼睛。

　　根据国际惯例，不论多少人登上顶峰，都只写带队队长一人的名字。

　　顶峰的风很大，没法升国旗。于是王富洲叫贡布把背包里的国旗和毛主席石膏像取出来，三人将带来的五星红旗在这世界最高峰上展开，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了。

　　贡布问队长王富洲：“下一步怎么办，都放在这儿？”

　　王富洲说：“放在这儿不行，毛主席石膏像不能放在雪里，放在雪里就坏了，放在稍下面点儿的岩石那边。”

　　三个人庄重而小心翼翼地用鮮艳的五星红旗把圣洁雪白的毛主席石膏像包好，连同装纸条的那只白色羊毛织手套一块儿，放在顶峰西北角下方岩石和冰雪交界处的岩石缝里。大石头冻得太结实，搬不动，三个人只好用小的碎石块堆在石缝里的五星红旗上面，作为登顶的信物予以保藏。

　　贡布问王富洲：“咱们要不要在顶峰鸣枪？”

　　这是军人的习惯。这时鸣枪，能使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登山队听见，使他们得知中国登山队的胜利，无疑是个好主意。

　　王富洲拿出“毛瑟”手枪递给贡布。可是，这时候贡布已经拉不动枪栓了，屈银华也试了，就是拉不动。枪打不响，也许是冻住了。

　　这时的天仍是一片漆黑，只能隐约看见一片银灰色，勾勒出高山那悬崖峭壁奇石怪垒的身架。

　　这一刻，中国人站在了世界的顶峰，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他们经过19个小时的连续攀登，最终站在世界最高的山峰上，创造了第一次人类无氧登顶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