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武

　　这些年，记者多次耳闻，有人士给北京的几家拍卖公司建议：能不能不再拍卖郑孝胥的作品。每次，都得到了积极的口头答复，但却不见真正的落实。在拍卖现场，不仅郑孝胥、周作人、胡兰成等身兼文化人的汉奸之书法大行其道，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纯”汉奸的手迹也时现踪影，让人费解。

　　沉渣何以泛起

　　1992年10月，中國内地出现艺术品拍卖。1993年6月，郑孝胥的书法对联便出现在上海某拍卖公司的首届拍卖会上，汪精卫的行书立轴更是以高于估价上限六十余倍的价格受到追捧。1994年11月，周作人的手稿即出现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并成交。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的作品也在这几年开始进入拍卖。这些当年因附逆叛国而为万人所指、如今依然为人所不齿的民族败类，其书法与手迹为什么会得到拍卖公司的关注、得到收藏界的眷顾呢？应该说，各有各的原委，各有各的说法，值得探究。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闽侯县，清末任驻日本大阪等地总领事和湖南布政使，1924年任小朝廷总理内务府大臣，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为伪满洲国的主要筹划者和干将，曾任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军政部总长，1938年病卒于吉林长春，因此而逃过历史审判。郑孝胥工诗擅书，是清末诗派“同光体”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其书法取径欧阳询、颜真卿与苏东坡，后着力魏碑，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沙孟海语），在民国初年书法界影响不小。郑孝胥的作品多年在坊间流传，也有人仿造之，新中国成立后渐次销声匿迹。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学术界与出版界对于郑孝胥书法成就的肯定，其作品开始进入艺术品市场，于诧异中越卖越贵，于呵斥中越卖越多，数量多以千计，行情不让甚至高于同时代书法大家李瑞清等。

　　周作人作为作家与鲁迅先生的弟弟，其知名度很高。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创作、译作数量巨大，成就不菲。其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影响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周作人没有随北京大学南迁，蛰居于日本侵略者翼下，1939年更是公开投敌，任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1947年被南京首都最高法院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1953年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剥夺政治权利，1958年他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选举权未获批准……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以笔名写作与鲁迅先生有关的史故和翻译养家，“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7年离世。20世纪80年代，出版界开始出版他的各类著作，一发而不可止，直到胡兰成作品的出版，人称“汉奸文化现象”。周作人于书法只是幼承旧学，并无成就，作为作家书法、名人手迹，多受追捧。不久前，其行书单件拍卖成交价高达20多万元，令人吃惊。

　　胡兰成因为当年的那篇《战难，和亦不易》的社论，颇得汪精卫的赏识，后成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法制局长。新中国成立后胡兰成去了日本，1974年返台。近年，其与张爱玲的短暂婚姻得到大家关注，其书法作品于2005年开始出现在内地艺术品拍卖中，虽无人能断其真假，成交率却高过80%。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都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的政治家、国民党要员。汪精卫更是于1910年谋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而扬名天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先后投敌，于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为天下人不齿。汪精卫1944年病死于日本。陈公博1946年被处决。周佛海后改判无期徒刑，于1948年病死于南京狱中。汪、陈、周三人都是职业政治家出身，虽然天资不低，且常年把笔，于书法毕竟没有多少造诣，何谈成就？其手迹之所以进入拍卖，并为人所藏，还是因为其为历史人物，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因此，有识人士多有质问。

　　理应当头棒喝

　　本来，当下乃市场经济，从事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的虽然大多是文化界人士与学子，毕竟在商言商，企业以营利为目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能唯利是图吗？

　　无论中外，任何公司都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任何一家文化公司都应该承担一定的文化责任。这种责任既要体现为公司正常经营中的遵规守法、照章纳税，也要体现在公司自主运行中的外在形象、价值观念与文化背景。所以，我们有必要考究有关汉奸书法拍卖的是非曲直。

　　中国历史上，其实不乏先例。宋代政治家兼书法家中，有两位蔡姓人士，一为蔡京，一为蔡襄，虽然后世关于蔡京的书法时有高评，甚至危及对于蔡襄书法成就的评价。但是，“宋四家”人选的确定与排列，从南宋即是今天公认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对于蔡襄书法的褒贬，无论何时何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蔡襄人品高于蔡京，故无论如何，人们都愿意“取襄舍京”。如此取舍不仅保持了书学传统的纯粹：书品即人品，也保证了道德标准的一统：厚德以载物。人们关于书法和其他艺术及其艺术家的评判中，都包含有艺术与非艺术两个方面的因素。艺术方面，着重关注其书法造诣、对时代的号召力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等；非艺术方面，则是其社会地位的尊卑、人品的高下、其他学问的优劣以及师承关系的强弱等。社会清明时，这种评判可能宽松些。若处在非常时期，这种评判会十分严苛，甚至走向极端。

　　如今，社会稳定，政治宽松，可以纠正历史的失误，可以抹掉历史的遮蔽，可以厘清历史的纠葛，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可以不为贤者讳也不为恶者讳，所以，我们可以拍卖和收藏赵孟頫、王铎的作品，因为对于他们当年的“投靠异族”，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元朝和清朝只是少数民族贵族当政，而非异族入侵；我们也可以拍卖和收藏袁世凯、胡汉民等人的手迹，因为时间让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冷静些、客观些；甚至我们也可以拍卖和收藏郑孝胥在投敌叛国之前的书法作品，可以拍卖和收藏周作人、胡兰成“做人”时创作的手稿，但是，对于他们“做鬼”时的故作矜持，对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附逆时的丑行遗迹，便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识之为宝，而四方征集、精制印刷、隆重推出了。如果说，这些汉奸败类的书法都被有关机构和研究人员收藏，作为了史料而物归所在，也就罢了，问题是汉奸书法的拍卖量如此之大、收藏面如此之广，到了理应棒喝的地步了。

　　当然，这种棒喝应当是理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给拍卖公司和收藏者算算细账。

　　据雅昌艺术网统计，至今，周佛海的作品交付拍卖的有4件，只有1件是作为一本册页的一部分，可以说难以避免。陈公博的作品交付拍卖的作品有7件，拍卖公司佣金收入寥寥无几。胡兰成的作品交付拍卖的作品有29件次，总成交额30余万元，拍卖公司佣金约五六万元。汪精卫和周作人的书法手迹送交拍卖的分别为189件次和148件次，总成交额均为300万元左右，拍卖公司佣金约100万元。郑孝胥的作品送交拍卖多达1800多件次，总成交额约2000万元，拍卖公司佣金约为400万元。拍卖公司则多达150多家，摊到每家公司头上，所得是薄不必言了。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又何苦为之呢？！这种为小利而失大节的事又何苦为之呢？！这种“孽钱”不赚也罢！

　　这些年，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早年的作品曾经多次在国外拍卖，那些被专家识为“天赋不够”的作品最高也达到上万美金。不过，当在场的BBC记者要采访收藏者时，多数人不愿意公开身份，唯一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也是支支吾吾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然后迅速离开。

　　前年夏天的一天，记者去拜访一位朋友，在他家的客厅里，赫然悬挂着郑孝胥的一件大幅书法，至今，记者想起此事还有吃了苍蝇的感觉。

　　蔡京当年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其书法也是名重一时，其奸臣臭名永在，故其书法因此而存世极少。蔡京是祸国殃民，郑孝胥是卖国求荣，理应罪加一等，可是，郑孝胥的书法交付拍卖数以千计，成交率达59%。这冷热反差，难道不能说明我们对于汉奸的清算还远远不够吗，难道不能说明艺术品交易中道德标准的模糊吗，难道不能说明艺术品投资与收藏中人类良知的脆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