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

　　师服，活跃期在公元前802年至前745年之間，晋国大夫，预言了晋国的动乱。他的名言：“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名字即命运

　　师服是晋国的大夫。他的一生似乎只有一个预言，年轻时预言，年老时仍在补充它、强调它。这个预言是有关名字的故事。

　　公元前805年，晋国国君穆侯讨伐条地，没有成功，心生怨恨。条地之战发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姜氏给他生了儿子，他就给儿子取名叫仇。三年后，前802年，他讨伐千亩的时候，小儿子出生了，他给儿子取名成师，意思是胜利之师，一定有功。千亩之战确实打得顺手，成功。但晋穆侯的卿大夫、年轻的先知师服却像听到了晴天霹雳一样：“异哉，君之名子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奇怪啊，国君这么给孩子取名字。他预言说：“晋国要陷入动乱了，做哥哥的要衰微了。”

　　先知还解释说，给人物命名就表示了它一生的意义，意义决定了人们的礼仪规矩，这些仪表体现在政治管理事务中，政事能够引导、校正老百姓的风习。政事成功，百姓就会协同跟从，违反了就会发生动乱。所以古时候把美好的姻缘叫作妃，把冤家对头叫作仇。现在国君为自己的儿子所起的名字，正象征着他们未来所得到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各自的命运。大儿子的名字是怨仇之意，小儿子却有一个了不起的名字，意味着成就大业。太子与少子的名字如此反逆，今后的晋国能不乱吗？

　　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名者命也的记载。先知绕了一些圈子，是强调一个人名字里有命运的秘密，名字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当时的人们并非不知道名字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在上古时代，人类更明白名字跟命运的关联。是以西方人会强调，太初有言（名），言就是道路。名字就是一个事物从生到死展开的一条道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就是命名的力量，命名的结果。而我们中国同样如此，三代以上，能获得姓氏是一个人的荣耀，它意味着命运有了改变，从自己到子孙有了一条展开的宽广道路，自己会受到子子孙孙经久的祭祀、纪念。传说黄帝有25个儿子，能有幸得姓的只有14个人。因为明白名的重要，人们甚至多给自己取名，取字。

　　但三千年后考察，周朝取代商朝，姓名的神权色彩也跟着淡化了，周朝是一个空前世俗化的朝代，只不过用礼来规范了人们的日常关系，神治转向礼治。姓名的神圣性及其跟命运的联系，就成了少数人或先知所能把握的天地大道。一般君臣大夫给亲人取名就显得非常随意了，虽然不像老百姓那样给孩子取名阿猫阿狗，但却赋予了孩子一种消极或卑下的意义，比如王子颓、公孙无知之类，这些人也确实颓废得可以，无知得无畏。

　　比较名字关乎命运的直觉，师服的解释已经理性多了，他尝试从当时人理解的礼仪政事的角度来说明名字的重要性。后来的思想家荀子也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名字，他不强调命运，而偏重于说明名与实的关系，名字是对事实的预期。大语言文字学家许慎则要直接一些，他明确说名字就是人自己的命运。对于名字的理解，大概只有老庄这样孤绝的思想家，不囿于人间世俗的格局，那样轻视名字，在他们那里，名字只是真实的假借。但只要在人世格局里，名字就跟事实有一种奇特的联系。晋国的大夫史墨和我们东方的圣贤孔子甚至说，在对有限资源争夺的世界里，唯器与名，不可假人。

　　晋国衰亡的日子到了

　　先知的预言很快实现了。在师服做出预言十七年后，穆侯去世，他的弟弟殇叔（又是一个不太好的名字，殇者，夭也，短命也）自立为晋国国君，穆侯的儿子仇只好逃亡。在经过四年的怨仇交加的流亡生活后，太子仇带着他的党徒们回来灭了短命的殇叔，成为晋国的新国君，即晋文侯。

　　文侯在位的时间不算短，三十五年，但他并没有消除晋国的危机。当时晋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国君位高力弱，公族势大。到文侯去世，他的儿子昭侯伯即位，局面更为严重，公族之间的乱局昭然若揭。大概是为了牵制其他公族的力量，昭侯把他的叔叔成师分封到曲沃，并让他的先祖晋靖侯的孙子栾宾，即成师的从祖，他的从高祖，来辅佐成师。成师被称为曲沃桓叔。曲沃是一个比国都翼城还要大的都邑，这一举动让本来势力强大的成师如虎添翼。这一年发生在周平王二十六年，鲁惠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745年，史书记载说，“晋始乱”。揭开乱局的竟然是国君自己，对昭侯的举动，师服预言说，晋国衰亡的日子就要来了。

　　从关于名字的预言到这个时候再次预言，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师服已经是高寿的老人，在他的记忆里，这么多年都没见到分封之地比国都还大的事，晋国要出大乱了。他以一生的经验告诉人们，本末不能倒置：“我听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大而枝叶小，因此才能巩固。所以天子封建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的家，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仆隶子弟，平民、技术工人、商人们各有亲疏，都按等级依次降衰。因此百姓尽心事奉上面，下面就没有非分之想。现在晋国，只是甸服的侯国，而又另外建立侯国。它的根本已经衰弱了，还能长久吗？”

　　在一些哲学史家们看来，先知的这种顾虑是为春秋时代越来越走向专制的王权思想张目，他的“本末论”从“国不堪贰”的角度对君王的绝对权威做了原则性规定，强调了君王的独占性、君权单一性和君权的绝对性。这些理论反映在君臣关系方面，必然要强调君对臣的绝对主宰和臣对君的无条件服从。概括言之，即“君命无贰”。但如果我们放眼今天的世界，那些本末关系错位的地区，如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巴斯克、俄国的车臣等，都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搅得一国数国动荡不安，我们就知道，本末论仍有超越专制或民主观念的意义。历史法则或天地宇宙之道高于人间的制度属性。在这方面，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学家雷海宗的思想堪有一比，雷海宗认为，皇帝被推翻了，但中国的元首制度并没有建设起来，它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雷先生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值得人们深思。

　　持续数十年的晋国内乱

　　无论如何，先知提供的本末角度确实成了晋国随后几十年政局的经纬线索。成师被封到曲沃的时候已经58岁，正是阅历、经验极为成熟的时候，史书说他好德，晋国人多依附他了。

　　前739年，就是晋昭侯即位第七年，大臣潘父把昭侯杀了，想把曲沃桓叔接来做国君；桓叔也想去晋都，但晋人发兵攻打桓叔。桓叔失败，又回到曲沃。晋国国都经过一番内乱，立了昭侯的儿子平为国君，这就是孝侯。潘父被杀死。但此时曲沃的性质已经完全相当于一个诸侯国，而不是晋国的封国了。

　　前732年，即孝侯八年，曲沃桓叔死了，儿子即位，称曲沃庄伯。

　　前725年，即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攻进国都翼，杀死晋孝侯。晋人攻打曲沃庄伯，庄伯再回到曲沃。晋人又立新国君，这就是鄂侯。庄伯一度把鄂侯赶得跑到随地躲藏。

　　前718年，鄂侯去世，曲沃庄伯兴兵攻打晋都。周平王派虢公率领军队讨伐曲沃庄伯，庄伯逃回曲沃防守。晋人共同立鄂侯儿子光为国君，这就是哀侯。

　　前716年，庄伯死了，儿子武公继位。

　　前710年，晋国侵伐陉廷。第二年，陉廷人和曲沃武公联兵，到达汾河畔讨伐晋国，俘虏了哀侯。晋人又立哀侯的儿子小子为国君，这就是小子侯。曲沃武公指使韩万杀死了被俘的晋哀侯。至此，曲沃越发强大，晋国对它无可奈何。

　　前706年，曲沃武公骗来晋小子侯杀死了他。周桓王派虢仲讨伐曲沃武公，武公逃回曲沃，晋哀侯的弟弟缗被立为晋侯。

　　前679年，曲沃武公讨伐晋侯缗，一举灭亡了晋，取而代之。他把晋国的宝物全部用来贿赂了周釐王，釐王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国君，并列为诸侯，这就是晋武公。

　　先知没有看到预言的全部展开。当他以年迈之身强调本末倒置的情况下晋国要衰亡时候，六十多年的纷争才开始拉开序幕，他没有活到曲沃武公灭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