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王多权的窗户闭着，窗外几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飘落，如同十七年来这间屋子里的时间流逝。

　　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到了世界的尽头，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他家在豹溪沟顶头自生桥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头的一家。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

　　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

　　熬是第一项，

　　就像制糖

　　十七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位置被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甚至没有温床一样的腐败。自然，也没有总理严令之下统一标准的赔偿。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两万块，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残废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大数，甚至超过现在福布斯榜上首富们的资产。

　　王多权让母亲买安眠药，说是失眠。母亲去到镇上的药店，医生问了情形，告诉她，儿子要的不是睡眠。母亲开始提防，不让房子里出现带刃的东西，墙上的电线使她忧心忡忡。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二十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地生存下来的矿工们来说，在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

　　那场哑炮爆炸事故后，竹园沟的邹树礼在山西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最初的黑暗时期。是完全的黑暗，连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够看到的那种光的斑点也看不见。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

　　最初一个月，他总在想着摸索着下床，越过病房里另外一张床铺，攀上窗台，然后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坠毁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热水瓶。

　　时间，只有时间，把黑暗熬炼得可以接受一些，让别的感觉生长出来。

　　熬制的过程太长，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在八仙镇街一间不起眼的卷闸门里，杨波已经在一张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没有让世事好转一些，小时候因为一场脑膜炎成了哑巴的杨波，无法对侍候的母亲表达他的焦躁，只能使劲抽烟和喝水。“心里火上来了，一夜要喝一电壶。”母亲秦万美说。杨波的腰眼上长了四个两寸宽、四寸长的褥疮。双腿变成了我们在乌干达难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两根骨头，和王多权或其他伙伴的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对下身毫无感觉，使他们敢于把这样的痛苦承担下来。虼蚤河的黄国林掀起被子，让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问。但我更多是被那股恶臭震住了。“肛门烂完了。”他说。

　　王多权曾说，十七年里想到死有千百次。“但现在已经熬了这么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刚回家的时候，因为胃坏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进，家里给王多权买好了棺材，“冲一冲”。棺材进门之后，王多权的胃倒意外地好了起来，似乎在死亡门槛前打了个激灵，把迈过去的一条腿生生收了回来，不管以后还能走多远。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竹园沟紧靠山坡一间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双腿的刘光友一个人躺着，表兄三年前在这张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顶中压断了尿管，身上没有干的时候。他虽然有双腿，却羡慕刘光友能坐在轮胎底子上，跟别的单身汉玩牌。摆脱不了的尿骚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气。

　　针脚编织时间，

　　大路邊留着湿润

　　高章平在双河口大路边过了八年，以前是在山上的十年。

　　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补偿款的最后一千元起的。那时卧床的高章平感到了真正的危机，母亲已经衰老得不能继续弄来柴水养活他，他会像一条搁浅的船，在山顶上遇难，还捎上母亲。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学习康复，拉伸上身已经萎缩的筋脉，直到能够坐轮椅。这是一个疼痛被极度拉长了的过程，高章平一个人完成了。但是坐着轮椅在山上做不了什么。高章平向村委申请批一块地基，自己住到大路边上，做点小学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顾。村里批给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来之后，小学校撤并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1元，涨到后来的一年1000元，到1440元，到2400元，到去年的250元一个月。一条河能养活一河人，一滴水能养活一朵苔藓，高章平用两张钞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腌酸菜，烧天然气省煤块，用便宜五分钱的价格买米面，还出烟钱请人种了一个小菜园，拔菜时请过路人帮忙。

　　坐在轮椅上，高章平打理着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饭，用大盆架在砖头上洗衣服，在篱笆上晾干，生炉子烧水，上下床，上厕所。厕所是大路边最干净的，便槽用一块石板盖住。

　　大小便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多年中高章平学会了掌握大便的时间，像所有长期卧床或坐轮椅的难友一样，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终究不怎么能控制，只能记着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带着一根导尿管。外人看不到这根导尿管，小屋里也没有飘散着洗衣服的芬芳以外的气息，虽然这只是廉价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篱笆上的衣物也晒出了好闻的味儿。春天来了的话，这间河岸上的小屋气息会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园里和路旁开起来，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权不能像高章平坐轮椅上厕所。但他把握住体内一种特殊的感觉，得知大便的时间，能够自己收拾。自从小学撤并，母亲带着小侄女去镇子上陪读，父亲在地里奔命，他必须学会自理。他用双手把自己萎缩的下肢翻过来，像少年时在山上炭窑里翻弄烧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严的门槛，那些绝望了的难友正是倒在了门槛外面，但过了槛并不意味成功。躺倒之后被无限拉长的岁月，仅凭熬终究是熬不到头的，床头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所有节目接起来，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长度。如果一个矿工在残废之后多少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着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

　　最初几年，母亲常陪在王多权床边纳鞋底，卧床三年之后，王多权开始学针线。起头是给赖在床头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侄女做一双小鞋垫，然后是鞋子，再一步开始赠送亲戚。王多权在上学时纳过铺盖，缝过扣眼，他的针线很快拿得出手了。那些缠枝花卉，随着在这张床上的岁月层叠，在他的想象中和针脚下变得越来越繁复，超出了母亲和普通纳鞋垫的人的程度。王多权的鞋垫开始有人买，从做工简单的几块钱一双，逐渐上升到几十块，直至卖出一百块一双的“天价”。

　　从去年开始，鞋垫的面积又容纳不下王多权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积更大、绣功更加复杂的十字绣。眼下王多权的床头上方悬着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绣，内容是“家和万事兴”，床里还收着一幅成品，画面是大朵簇拥的富态花朵，大约是“花开富贵”。开始十字绣之后，王多权很快进入了入迷状态。“晚上七八点开始，做七八个小时。白天12点做到下午5点。”他并没有给自己规定工时，但总是在一针一脚中织出又同时忘掉了时间。

　　没有人确切知道，邹树礼坚持的是什么。回到竹园沟以后，邹树礼用十九年时间，一点一点学会了从家务到坡上的农活，直到完全恢复失明以前的劳力。他的上坡时间是晚上11点，这大约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灯的时间。夜晚不会增加他眼前黑暗的强度，寂静使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觉更真实。他在坡上一直干到凌晨四五点，当露珠浑圆成型，最勤快的邻居起床的时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12点再上坡，做到下午5点钟。

　　在长达十六年的黑夜里，邹树礼终于把这条裤子完全摸到了头，有些地方比睁着眼时更明白。他种着四亩来地和菜园，前几年还喂着两头猪。养活自己之外，还补贴在镇上开食堂的儿子。

　　在竹园沟的山坡上，不少搬迁的人家土地已经荒废，邹树礼种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旧裤子上新鲜的补丁。

　　爱要加上罪，

　　父亲献出了鲜血

　　秦万美知道，儿子没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钢板的脊背烂出的洞，怎样也填不起来。

　　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进去，“还在一天，就照顾他一天”。以后的年月，则希望他的后人接得上，后人是眼下在上学前班的小孙子。

　　秦万美让媳妇承担白天的照顾，把繁重的晚上留给自己。架子床头连着儿子的床脚，床头上安了一个小灯，方便一夜三次起床为儿子翻身。

　　秦万美觉得，同样是哑巴的儿媳妇还没跑的原因，是杨家当街的楼房，日常不断的零钱，和自己的百般维持。

　　父母与残废儿子之间的关联，并不只是爱，倒像是加上了罪。去年一年，秦万美在街上两家小吃店义务刮土豆，得到土豆皮喂老屋里的猪。在医院工作的大儿子觉得她没事找事，秦万美却觉得这样心里畅快。今年秦万美的腿里长了骨刺，她也没觉得有多难受，倒像是更能体会到儿子脊背里的感觉。

　　狮坪村二道沟口的刘云付，大儿子死于塌方，二儿子得了尘肺，刘云付侍候了他十年，去世时肺里只剩下一把黑心棉。幺儿子又在打工中出了车祸，落下脑震荡。刘云付是文化人，当过并村前的会计，但他逐渐认定自己属狗，就得按照一条狗的命运生活，失去所有的后人。这样想通了，刘云付觉得心安。

　　二道沟口院子的伙伴张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场冒顶中遇难，冉秀富的媳妇李小梅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女和一笔欠账，改嫁给张成友的小弟弟张成义。“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响。”冉的遗像也烧掉了，留在李小梅记忆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场里冉秀富修整过的遗容，“红润润的，就像有喜色”。过年的时候，两个孩子由继父带着去给生父上坟，李小梅不便在场。

　　王多权那年去山西是为了挣钱结婚，出事之后，未婚妻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但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终究改嫁他人，留下了小侄女。弟弟和王多权一样人才出众，不乏女孩子喜欢，但她们却难以面对家里一张床铺的现实。

　　在她们之先，世界对这张床扭过了头去。

　　王多权卧床之后，多年里没有办到残疾证，镇民政科的人说，这个证没有意义。汶川地震的时候，王多权给民政局写信，要求捐献鞋垫和反映低保的事，民政局领导来了一趟，送给王多权一只轮椅。

　　但王多权仍旧没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为工龄补助，由往年的村干部领取。一个镇上的能人说，低保也是看能力，就是应该由他这样的人得。

　　石水沟夏秉强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山西井下死去，一个儿子得病死亡，86岁的她自称“所有亲人都死干净了”，却没有领到低保，村上认为她大儿子六年前的事故赶上了好政策，赔得多。大儿媳妇刘厚碧说，这笔赔偿都被儿子用于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食，都只能靠她一个人在地里奔。

　　乡人说，八仙镇山高苦寒，土地养不活人，除出门打工别无活路。李小梅的现任丈夫依旧在下矿，眼下辍学的儿子又进了铜川的煤窑。除了多嘱咐两句小心，李小梅做不了更多的什么。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地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3万人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废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开春了，青苔无声地修復着这个世界。但煤灰仍旧无处不在，渗进了遇难矿工们的骨灰里，邹树礼的脸上，和尘肺病人的胸中。但已经看不出怵目的鲜血，没有什么比血更新鲜又易于陈旧的了。

　　但远离矿难的现场，仍有地方在流血。夏秉强的二儿媳在丈夫遇难后，跟着男人们一起抬石头挣钱，因为个子矮，被顺杠子滑下来的石头压死了。去年夏天，因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王多权只能听见小侄女惊慌地呼叫，和父亲一声声更微弱地回答。等到母亲喊人回来，父亲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周，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

　　那天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