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来看，我们是整个家族中唯一拥有城镇户口的家庭，以大舅的话说，“整个家族，既没有一个当大官的，也没有一个发大财的，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吃国家粮的，还是一个教书匠”。在升学就能改变身份的时代，“农转非”的结果，对我们四个姐弟的前途，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我对这一身份的直接感知，就是初中一放学，隔一个星期，父亲就会吩咐我拿着粮本，骑上单车去镇上仓库买米。我印象中，粮食分配的数额，根据年龄而来，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高中生最多，一个月是15.5公斤。父亲直到今天，都在后悔将全家人转为商品粮户口。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个政策机会，能够实现“农转非”，任何人都求之不得。毕竟，相比农村户口的孩子，在读书无望的情况下，如果拥有商品粮户口，至少可以获得招工机会。而在20世纪80年代，哪怕到一个国有企业当一名普通工人，只要拥有正式工的身份，他获得的尊严和物质保障，都会让农民羡慕不已。
宏大叙事的亲历者
我的父亲黄河洲，1949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奶奶地主出身，是家中的独生女儿，读过几年私塾，认识一些字，小时候曾教我们背过《增广贤文》和《三字经》。和别的老人比较起来，她对教育有着天然的热情，无论怎样艰难，都坚持送父亲念书。
1968年，经人介绍，父亲和母亲鲁利群结婚，母亲来自长乐，比父亲的出生地要富庶很多。在随后的几年中，母亲生下四个孩子，分别是大姐黄辉、二姐黄沁、本人黄灯、弟弟黄柱。我听奶奶说过，父亲1965年参加中考，原本考上了成都气象学校，但胆小的爷爷，因为中年得子，害怕儿子离开家乡，待在家里哭了几天，死活不依。父亲的班主任，只得出面跑到岳阳专署，帮父亲改了志愿，最后选择了绝对能够留在家乡的岳阳师范学校。
1966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17岁不到的父亲胆子奇大无比，当上了红卫兵头头，曾经率领岳阳地区的一万多学生到北京串联。在京广线上，为了赶一个会议，父亲曾向属于高师派的火车站申请，一个人坐过一个火车头。这些放在今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在恍惚的宏大叙事中，和身边的亲人产生了如此紧密的关联。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一直非常谨慎，很少和爸爸正面谈起，以免触及他内心的隐痛，害怕他也曾打过老師或者烧毁过文物。让我意外的是，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谨慎和苦心，总是在不经意中提起过去的日子。相比更多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回忆，爸爸嘴中的“文革”，更多带着一个乡野少年的散淡和随意。
父亲最喜欢回忆刚刚参加工作的1968年，学校发生的一些趣事。当时文艺氛围浓厚，学校仅有的几个老师，一个弹琴，一个吹笛，一个敲着破旧的铁脸盆，随时就能上演一场今天的“快闪”。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电影，照明依赖煤油灯。
在父亲关于“文革”的讲述中，我留意到岳阳慈氏塔和他的一段历史交集。当时几个红卫兵说是要“破四旧”，欲将慈氏塔毁掉，父亲警告他们：“谁要是将慈氏塔弄倒，你们就等着瞧。”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话改变了千年古塔的命运。父亲还讲到岳阳师范的校长受到学生武斗时，他也曾用同样的方式暗中保护过校长的人身安全。在混乱的年代，父亲仅凭一个人的直觉和善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今天看来值得庆幸的事情。父亲这些行为让我意识到，比起政治的宏大，历史的肌理更加细致，它终究还是会落实到气息不同的个人身上。父亲一生坚信，“人干坏事会遭报应”，这种朴素的信念，让我相信荒谬时代中的缝隙，同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只不过，对没有话语权的人来说，任何和主流叙述有差异的细节，都会被质疑。在政治化的年代，父亲很快被卷入了各种风波，多次被通缉，在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恢复无望的情况下，他回到了家乡。被冷藏了一年多后，1968年，根据政策，父亲被安排在汨罗县三江公社凤形大队村办小学当老师，一直到我出生那年，才调入三江中学，一待就是三十五年。
作为“文革”的当事人，父亲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散淡中其实也充满了难以言明的沧桑和无奈。但错位和荒诞，确实发生在一个毛头少年身上，以至于作为后人的我，总是不自觉地在他的讲述中，试图还原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真相。对父亲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过去的日子，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谈资以及亲朋好友聚会时打发无聊时光的话题。他从未意识到，个体的命运和宏大的历史，曾经有过真切的交汇，在喧嚣归于平静的时间长河中，他见证了一个叙事宏大的时代，领受了一份平淡而必须承受的人生。时代在他心中播下的理想种子，并未在社会的急剧转型中隐匿消失；在此后忙乱的岁月中，尽管神话破灭，另一种价值观念登陆，但他凭借直觉和对常识的判断，依然固守着内心的底线。
多年来，我一直不解，父亲在面对一些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时，最后总选择放弃。在20世纪80年代，他有过两次离开农村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岳阳师范很器重父亲的一名老师，问他是否愿意调动去岳阳市一中，他仅仅迟疑了一下，就断然拒绝。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子女太多，他担心进城以后，难以养活四个孩子，而待在农村，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加上可以种田作地，好歹更容易养活一家人。由此也可以推断，父亲当时仍沉浸在改革初期农村获益的满足之中，而城市，当时还未显露相比农村的明显优势。换言之，当时城乡之间教师的收入差距很小，远不像今天有着天壤之别。另外一次脱离农村的机会是1986年，大姐中考，县里一家高中愿意调他过去，并答应解决大姐的高中入学名额，可父亲依然不为所动。直到去年，在和他的一次聊天中，我还在抱怨父亲当年太保守，如果早点调往城市，让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四个姐弟的命运，说不定会完全不同。父亲的回答是：“我相信你们几个会比现在好，但三江的学生伢子会吃很多亏。”说到底，在他内心，一直潜藏着通过教育改变人心的梦想，在艰难而忙乱的人生中，为了坚守这一梦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固执地拒绝。在父亲的价值观中，金钱和功利的得失，从来就不是衡量人生意义的标准。
我后来观察到，在乡村中学，像父亲这种类型的人，并不是只有他一个。只不过在时代的裂变中，置身功利化的语境下，这个卑微群体的坚守，已变成了黯淡中的缄默坚持，某些时候，他们甚至沦为别人的笑柄。他们身上留存的自尊，在当下的氛围中，已显出稀缺的一面。在我眼中，父亲就像村口的一棵树，倔强、坚定，有着难以改变的孤傲习性，尽管身份普通，却始终能够持有一种来自精神层面、对“人之为人”的确信。在最讲究实在、粗糙不堪的生存境况中，父亲愿意持守一个乡村教师、一个乡村文化人的本分。
村庄教育的见证人
从1968年到2009年，四十一年来，父亲始终在汨罗三江乡工作，先后在小学、初中、高中（1980年初中办高中）教过书。他主要教授数学课程，1968年到1974年，在凤形村小教书时，曾经当过好几年复式班的老师。在初中阶段，除了数学，他还曾教授生物、地理、政治课程。我初一、初二的数学是父亲教的，初三的生理卫生也是他教的。在三江，有一批像父亲这样的教师，三江中学以父亲教数学、张仓如教化学、胡执中教物理最有名，形成了理科教学的铁三角，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保证了整个乡镇理科教育的质量，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三江中学的教学质量始终令全县刮目相看。但因为三江地处革命老区，经济困难，教学条件的简陋，始终像巨石一样压在全乡师生头上。在我毕业的46班，因为没有教室，初一入学，整整一年，就在食堂里面上课。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大家总是在饭菜的油烟、辣椒的呛鼻味道中度过。从湘潭调过来的赵老师夫妇，一家四口，一直住在一套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面。1984年到1986年间，父亲担任校长，竭尽全力和乡政府交涉，顶着巨大压力，和领导拍桌子、骂娘、吵架，终于建起了像样的教学楼，也争取到资源，以最小的成本改善了老师的住宿条件。从此，他成为上级眼中最为难缠的刺头。
身为教师，父亲也收获了学生的情感尊重，这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也间接塑造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相比一般的农村孩子，因为父亲拥有教师身份，我得以接触不少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父亲从来没有想到，每年寒暑假，那帮考取大学回来找他的学生，对我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我记得1986年前，我们一直住在老家垛里坡，一个非常偏僻、有山有水的独户村庄。尽管平时我一直被寄养在外婆家，但每年寒暑假，往往放假的第一天，我就会应外婆的要求，立即回到自己的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到放假，那些考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学生，就会远远出现在我家村头的小径。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预先通知，但依照惯例，每年7月初，是学生来我家的高峰期。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父母就会非常兴奋，会准备最好的食物等待学生。他们一来，首先会帮家里干一些农活，比如帮助父亲挑粪、浇菜、种地，妈妈则一心一意准备饭菜。他们吃着父亲做的黄鳝，一个个辣得满头大汗，还一个劲地喊：“好吃，好吃，黄老师你要多做点。”他们与父親一起喝酒，没醉的时候，父亲一个个轮流训话：“栋梁伢子，你搞财会一定要把好自己这一关，不要干一辈子，最后进了牢眼。”“志峰伢子，你平时喝酒没问题，但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要少喝点。”“新余伢子，你要快活点，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日子快活点过，人这一辈子就几十年。”父亲教训学生的时候，他的学生们则趁机拼命将鳝鱼往碗里搬，等他教训完毕，学生们已经醉得差不多，于是就称兄道弟，互开玩笑。到最后，学生们就合伙嚷着要父亲教他们打骨牌，而且要打通宵、要打钱的。这热闹融洽的气氛，给所有人带来一种真实的快乐：父亲的快乐，不仅来自学生对他的尊重，更来自学生在他面前的那份随意和俏皮；学生的快乐，不仅来自父亲对他们的爱护，更来自父亲的幽默坦诚、随意亲切；母亲的快乐，不仅来自又好又快的厨艺获得了一致认可，更来自一大桌饭菜被风卷残云般地吃个精光所带来的成就感；我们的快乐，则来自与父亲学生的嬉闹，来自父亲与学生相处时对我们少有的放纵和宽容。
玩够了，吃撑了，夜幕早已降临，师生便开始神聊。我总是躲在一边，听父亲和不同专业的学生聊一些陌生的科学知识，诸如石油开采、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精工机械，甚至还有一些军校的学生，会在爸爸的好奇询问下，模模糊糊告知南海核潜艇的大致方位……这种神聊，在专业知识的包裹下，有一种隐秘不宣的快乐。在僻静而封闭的村庄，从来没人想到，父亲和他的学生，在一个个夜晚，曾经享用过如此丰富的精神盛宴。我惊异地发现，因为父亲任教中学的理科师资力量强，百分之八十念大学的孩子，竟然都是理科生，就算有文科生，学的也是诸如财会这些和数学多少扯上点关系的专业，像我这种出生在数学教师家庭、最后却选择与数学根本不搭边的文学专业的人，不但别人不理解，我自己也难以相信。
父亲和学生的交往、对话，让我很小就懂得了本科、专科的差别，懂得了文科、理科的差别，懂得了中国重点大学的基本分布，甚至从小就特别关心大学的学科优势（诸如武汉大学的数学、文学，湖南大学的土木工程，中山大学的哲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些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散发着神气、神奇的气质，在给年幼的我带来精神、知识洗礼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经由读书，不但能改变命运，更能认知到人的高贵和尊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经由村前的那条小径，在我眼前展开，通向神秘的北京、上海和天津（当时广州和深圳很少提及）。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些常来我家的学生，也理解父亲发自内心对教书职业的热爱之情。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每年暑假高考放榜的日子，乡村弥漫着与收割庄稼相似的收获气息，读书带来的尊严、希望、憧憬、美好一点点注入村民的心中，确实让人产生发自内心的期待和向往。尽管当时通讯不便，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高考的信息经由口耳相传，会立即传遍全乡，每家孩子的分数，瞬间成为全乡谈论的热点。考上的孩子和家长，感受着命运改变带来的满足、幸福，也领受到尊重、羡慕；没有考上的孩子，尽管会经受心理的折磨，但也会在暗暗地较劲中，准备下一年的冲刺。庆贺高考金榜题名举办的宴席，因为承载着乡村的人伦，而显得异常隆重。在熟人社会中，其庄重、严肃、认真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结婚、生孩子的仪式。考上大学后的请客、放电影、请花鼓戏班子，被认为是最隆重、最喜气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地听农村的女人谈起：“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我就是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朴素的言语所包含的深明大义，意味着教育曾经深深扎根村人的心中，承载着如宗教信仰般的纯净感情。在乡村的8月底，是高考、中考的获胜者请客的高峰期，我跟随父母，在喧嚣的酒席中，往往能见识到这些经由考试获得成功的孩子，扬眉吐气、器宇轩昂的表情。20世纪80年代乡村所弥漫的重视教育的氛围，确实和时代精神产生了深切的共鸣。通过教育，农村的孩子实实在在地拥有向上流动的空间。以我初中的同届同学为例，在四个班级的160个学生中，有8名考上一中，而这8名学生当中，后来通过种种途径，考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就有好几名，对一所条件简陋的乡村中学而言，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成绩。
作为三江中学有着将近四十年教龄的元老，父亲的从教经历更能说明问题。1978年，全国的乡村中学正流行办高中，父亲曾经当过高中部9班的班主任。据他后來统计，他所教过的三十多名学生，最后通过高考（包括复读）、参军等方式，得以改变命运的有二十七八名，留在当地当农民的微乎其微。这种成才率，一直是他最大的精神安慰，父亲也因此和9班的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对教师岗位的理解上，父亲有句话：“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成才，但绝不耽误任何一个有前途的伢。”父亲除了从精神层面鼓励学生读书，也从经济上帮助他们。9班的学生，几乎都是一些家境极为贫寒的农家孩子，很多家庭因为基本生存都面临困难，根本无力送孩子念书。父亲面对此种状况，不忍放弃学生的前途，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经济资助——没有书的买书（主要是参军的学生，为了支持他们考军校，所有的资料几乎都由父亲提供），没有学费的就垫付学费。80年代的师生关系非常单纯，家长和教师之间也充满了信任，每到8月底开学之前，总有不少家长来到我家寻求父亲的支援。我始终记得年幼时父亲曾说过的一句话：“多帮一个孩子念书，是世上最值得的事情。”
父亲的付出获得了真心的回报，这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父亲帮助下跳出农门的学生，很快成为社会中坚，在我和弟弟读书、买房的关键时刻，总是慷慨地伸出援手，回报老师当年的支持。这种类似于亲人的师生关系，对我的影响极大，一直到现在，我和父亲9班的学生，都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尽管因为性格耿直，父亲从来不会讨好任何领导，但在三江中学，却有着无人可比的学生缘。他脾气大、讲原则，对学生要求严格，凶起来让学生闻风丧胆；但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有家长找过任何麻烦，反而因为批评学生，收获了很多不寻常的友谊。
2009年，父亲60岁，正式退休。从1968年算起，父亲留守家乡的土地整整四十一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个在80年代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敢和领导拍桌子的中学校长，一个终生以带出好学生自豪的老师，因为性格过于耿直，最后却在学校的岗位聘任改革中，沦落为一个拥有中学一级教师职称的锅炉房烧水工。在变化的时代幻影中，父亲也许感觉到了很多不适应，当个体的力量无法和大的潮流抗争时，自处边缘、保持沉默，便成了他最后的姿势。乡村教育被掏空，父亲的命运是生动的隐喻。
我知道，随着父亲这一代的凋零，乡村教育复苏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父亲年少时代，即受到国家重大事件的严重影响，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天然相连，这种大时代对个体的历练，在他后来平凡的生命中，化为对别人的一种担当。确实，和今天盛行的个人主义比起来，父亲的生命历程，唯独缺少个人的享受。作为村庄和家族的守护者、调解人，我只是担心，随着他的老去，谁愿意接下他的担子，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当产生这一角色的社会土壤缺失时，又该如何通过行政的力量，建构有效的社会组织，以应对村庄真实的需求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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