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哺喂母乳的比例持续下降，1946至1956年间降为原先的一半，为人母者都转而接纳奶瓶。如今有些哺喂母乳的拥护者（母乳喂养倡导者或营养师）会把不采用母乳喂养的妈妈当成怪胎。但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看法却未必正确。虽然哺喂母乳很“自然”，但总有一些妇女为了生理或文化的因素，不能或不愿这么做。人类是唯一一种将母乳喂养作为可选项之一的哺乳动物（不过，大象、狐狸以及有些灵长类动物也会互相哺育对方的后代）。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一些历史达四千年之久的婴儿坟墓，宝宝埋在古老的哺乳器具旁，其中还有牛奶的残留物（难怪婴儿会死亡。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人哺乳往往意味着被判了死刑）。有时母亲在分娩时死亡，或者乳汁因乳房感染而干涸，或者她们因为生病而不能哺乳。梅毒可能因哺乳而由母亲传给子女，这也让不少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妈妈视哺乳为畏途。就连时尚的流行也成了哺乳的阻碍：17世纪英国王政复辟时期流行的紧身褡往往使妇女的乳头被压得扁平甚至凹陷，而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许多劳工阶级的妇女更以工作取代了家庭和子女。
职业男性于是乘虚而入，发挥他们愚蠢而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想法。普林尼和普鲁塔克反对雇用奶妈的做法，但柏拉图却很赞成，他主张“采取一切的预防措施，让任何一位母亲都认不得自己的孩子”，幸好他只钻研哲学。许多古代的饱学之士和医师都曾提供如何找到最佳奶妈的建言。11世纪的阿维森纳认为，做奶妈的人应该性情开朗、心理健康、脖子健壮、乳房大小适中。约在公元前1750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则详定了奶妈行为不当时的刑罚：“如果有人把儿子送到奶妈处哺乳，他却在奶妈照顾之下死亡，而这奶妈又在未获孩子双亲同意的情况下哺喂其他孩子，那么就該惩处这名奶妈；因为她未获孩子父母的同意而哺喂其他小孩，所以该切除她的乳房。”
雇请奶妈未必是出于必要。有史以来，这样的做法在许多社会的上流阶级都是流行时尚，或许是因为这能够提升母亲的生育率。因哺乳而产生的主要荷尔蒙催乳素会压抑排卵，大自然对生育间隔自有其睿智的安排。即使到今天，在发展中国家，在兄姐出生后不到两年就出生的弟妹，其死亡率几乎是年龄间隔较大的孩子的两倍。雇用奶妈非但让为人母者躲避了大自然的义务，也促成了重要的社会工程。富有的人年年生育，而贫穷的妇女——做奶妈的人，则常常只能喂孩子稀粥，导致他们死亡率提高，而同时，这些妇女的生育率也因她们的工作而受限（不过这种避孕法倒很适合兼差做妓女的奶妈）。
长久以来，乳房的自然功能已经受文化影响而颠倒错乱，有些母亲避开了亲自哺喂母乳，而有些则形同乳牛。在狄更斯所描绘的育婴堂里，奶妈哺喂数十个婴儿，一天哺喂高达34次，有时则用已经变质的牛奶和面粉哺喂宝宝。结果可想而知：18世纪、19世纪育婴堂婴儿的死亡率高达90%。即使在都市的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由于把宝宝送到乡下的奶妈家去寄养，孩子的死亡率也达五成。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就是典型的例子。她出生才三个月，就循兄姐的前例，被父母送到奶妈家托养。奥斯丁的传记作家克莱尔·托马林写道：“等他们懂事，可以被社会接纳时，才被送回原生家庭。”这种安排虽然骇人，但对于为生活奔忙的父母而言，倒十分符合其需要：生儿育女，把他们打包送出去，等到他们可以帮忙做杂务时再带回来。有些人说这就是“寄养”一词的起源。
以稀粥哺喂宝宝虽然后果严重，却很普遍，因为这比雇用奶妈便宜。古往今来，许多为人母者都有奶水不足的时候，因此她们以麦糊作为奶水的补充品，或是干脆完全以之来取代奶水（哺乳是设计巧妙精准的循环，而且有时很严苛，一旦你开始用其他食物取代奶水，奶水就会逐渐枯竭）。许多理想的婴儿食品配方代代相传，通常都包括一些奶、水、谷类和糖分，偶尔还有葡萄酒或烈酒、鱼肝油，以及鸦片。在冷藏和杀菌尚未发明之前，这些混合配方对免疫系统尚未成熟的婴儿来说，都是莫大的风险。哺喂麦糊而存活的孩子，往往都有坏血病、软骨症，并且缺乏铁质或其他矿物质。
二
19世纪末，医界人士把注意力转移到婴儿食品上，也就不足为奇了。有鉴于营养不良和肠胃疾病所造成的婴儿高死亡率（并且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医界领袖强烈建议由医师取代“老太婆”和“未受教育的保姆”来监督婴儿的饮食。其实20世纪初儿科领域的成长正是基于婴儿营养学。1893年，医界讲师约翰·基廷称婴儿食品是这一行的“衣食父母”，医师各显神通，提出自己的配方取代母乳，并以不断成长的市场作为实验。为人母者必须定时去医师处报到，以便取得凭处方才能调配的婴儿食品。奶粉公司和医师因此携手合作，互谋利益。
此时的两大发展使母亲和哺乳渐行渐远，其中一个是制造业兴起，让配方奶粉公司可以生产大量较稳定的产品。当时，乳牛畜牧业兴盛的瑞士日内瓦湖畔的韦威，有位年轻的药师兼商人雀巢。1867年，他调制出自己的雀巢奶粉，并称自己的这种牛奶食品是“精纯的瑞士牛奶和面包，按照我所发明的新方法烹煮，以科学上正确无误的方式混合，做出别无所需的食物”。到19世纪70年代，这种食品已经风行全球。一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婴儿配方奶粉已经使雀巢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
另一件大事是细菌理论的兴起，改变了现代医学以及相关的一切。简言之，大家终于了解细菌会造成疾病。在这之前，人们总以为生病是因为潮气，或者是因为噩运降临、行为失检和上帝的旨意。1876年，德国医师罗伯特·科赫证明炭疽杆菌造成了牲畜的炭疽病，也发现了造成结核病的细菌。接下来二十年中，微生物学者分离出造成肺炎、白喉、伤寒、霍乱、链球菌和葡萄球菌感染、破伤风、脑膜炎以及淋病的细菌。疾病由细菌引起的说法，取代了环境致病说，这代表着医学的进步，但最后却造成了虚假的与大自然的分离感。
细菌学的新发现带来了许多疫苗和抗生素、进步神速的卫生和检疫措施，以及加热杀菌之类的食品安全做法，拯救了无数的生命。或许你会以为，对致命的细菌有所了解，应该能促使哺喂母乳之说盛行，使人们反对商用的婴儿加工食品。没想到恰好相反。医学和科学势不可挡，为人母者愈发乐意放下传统的知识和育婴的控制权，接生婆和老祖母只得退位。1920年，只有20%的美国人在医院生产；到1950年，这个比例已经逾80%。按科学方式实行的为母之道方兴未艾。
这样的科学不是很看好哺喂母乳。20世紀中期的产妇常在生产过程中全身麻醉，因此需要动用产钳把宝宝夹出来。产下的新生宝宝往往先喂牛奶，等待母奶分泌（大约需要三天，但在这之前，母亲会分泌能加强免疫力的初乳）。母亲跟婴儿在出生后往往分隔两室，只有在时间短促、经过严格规范并且高度消毒的哺乳活动中才能重聚。我们千百年来使用的哺乳模式被改得怪模怪样：做妈妈的戴上面罩，用肥皂洗净乳头，哺喂宝宝，然后隔着树脂玻璃看宝宝由护士揉背吐气。为了让做母亲的能休息，护士在夜里接手，用厂商提供的免费奶粉喂食婴儿，白天也只容许母亲哺乳几次，难怪母亲奶水不足。宝宝饿了，就用牛奶取代。医生和护士在哺乳方面未受过训练，却是调制奶粉的高手。用这样的方法照看婴儿一周之后，妈妈就带着雀巢奶粉的免费试用品回家了。
三
1956年，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反击。这是两位天主教妇女在伊利诺伊州一次教会野餐上发起的。玛丽安·汤普森说：“用牛奶哺育的妈妈获得种种协助，而哺喂母乳的妈妈所得到的唯一建言，就是改用牛奶喂宝宝，这样实在不公平。”她和玛丽·怀特登高一呼，组成小团体支持喂母乳的母亲，自称“母乳会”。一位创始会员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除非谈的是珍·哈露，否则乳房这个词就不会出现在报章杂志上。”
后续的故事或许你已有所知。这些位于郊区的母乳会女士和嬉皮士及“回归土地”运动人士串联，一起改革了医院的做法，使下滑的母乳哺育率逆转。接着她们又英勇地抵制雀巢公司，抗议该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霸权，许多婴儿都因食用受污染的饮水所生产的奶粉而濒死。母乳会一方面深具启发性，一方面却又自行其是，有一阵子，该会主张为人母者该留在家里而不该出外工作，这项禁令和20世纪70年代萌芽的女性主义运动格格不入，双方都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造成的紧张至今依然。不过该组织还是成功传达了核心的信息，那就是哺喂母乳能使婴儿更聪明、更健康、比较不肥胖、更受疼爱，在各方面都优秀一些。
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性的母乳会成员，都已经留下了足迹：世界卫生组织如今推荐为人母者应以母乳哺育子女两年；美国儿科学会也建议哺喂一年。许多医院虽然依旧分发免费的奶粉，但也允许“母婴同室”，让妈妈宝宝得以时时同处；宝宝降生之后片刻，往往就被送到母亲怀里。
即使如此，学习哺喂母乳的美国母亲却独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分娩之后约三天母乳才会涌出，只要比这个时间长久，医生就会把宝宝推走，开始用奶粉。因此最初这几天是长期哺乳成功的关键。在加纳，只有4%的妇女泌乳延迟；但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最近的研究却发现44%的妈妈有这种情况，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美国产妇比较肥胖，或者年纪比较大，或者采用脊椎麻醉，或者剖腹产较多，或者因为较常接触环境中的化学物质，也或许是因为胸罩太紧，压平了我们的乳头之故。
究竟真相如何，尚待以后揭晓，目前这还在研究之中。
四
虽然母乳会尽了全力鼓吹，还用上了“母乳最好”的口号，但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哺喂母乳的比率还是折了一半。在美国，婴儿出生时有约70%的母亲哺喂母乳，但只有33%的人喂母乳超过六个月，完成医师推荐的一年期的只有13%。产假制度慷慨大方的澳洲和瑞典有90%的妈妈哺喂母乳，加拿大则有87%。巴西在公共卫生方面是个成功的例子：哺喂母乳的平均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的2.5个月延长到当今的11个月。逾95%的巴西妇女都尝试喂母乳，而针对办不到的妈妈，国家也有200个“人奶银行”，有逾十万名捐赠者，由消防队员收集并贮存她们的乳汁。
这一切喧闹——做母亲的罪恶感、身心的反省、为人母者相互的谩骂、跟医疗机构的对抗——是否值得？天然的母乳是否真的比奶粉好这么多？对这个问题，诚实的答案是，是，也不是。这话并非不负责任，母乳的确对婴儿有许多好处，但对发达国家中的健康宝宝，这样的好处相对而言并不多，说不定它的好处比我们所了解的多，但问题是我们无法真正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某种程度而言，主张不喂母乳就会陷入“生物文化危机”的人，或许是危言耸听。
美国记者汉纳·罗辛2009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写过一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挑战“哺喂母乳才是最好”的说法：“假设喂母乳的妈妈心情不佳，或者压力过大，或者像许多做母亲的人一样，因为哺乳而感到被疏离，如果她的婚姻出了问题，喂母乳又使情况恶化，那么这对孩子未来的影响必然会比那一点的智商分数更大……因此整体而言，是的，母乳可能是最好的，但还没有好到要让配方奶像吸烟一样，成为‘公共卫生威胁。”
对《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而言，这话说得铿锵有力，只要我们的孩子最后能出人头地，谁会在乎那一点额外的智商分数，或是少去看几次医生？就整体来看，这是合理的立场，而且在一片母乳狂热中，也不啻一帖清凉剂。我相信母亲拜读之后，一定会欢天喜地上市场——以她们的背景说不定是跑去讲究天然有机的全食超市，购买“爱思贝婴儿配方豆奶”。毕竟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不是吃母乳长大的，但看看我们：健康、长寿、四肢修长，而且用起iPhone可灵活得很。
但再一次，要是你展望罗辛读者群之外的人口，可以看到我们许多人都过度肥胖，而且罹患糖尿病。是否有心脏病的可能？打钩。而也因为这一切，我们当中有些人寿命会比上一代短。过敏和气喘？很常见。插句有关智商的话：配方奶和母乳含铅量导致智商降低的平均分数一样——4分，这个数字在20世纪70年代造成公共卫生方面的轩然大波，使美国联邦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汽油和油漆含铅，如今儿童的智商分数已经回升。但我们能不能把新陈代谢和慢性疾病归咎于配方奶？有些人正在努力这么做，而且非常努力。到目前为止，资料虽有趣，但还不成气候。
许多研究都比较了配方奶和母乳对婴儿与儿童肥胖的影响，但我们不得不说，结果包罗万象。两项这方面主要的资料综述认为，在大部分的研究中，哺喂母乳的儿童肥胖的风险较低，约10%—25%。不过即使大部分研究都严格控制包括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吸烟与否等在内的各种因素，依旧有其他因素可能会造成影响，因此很难确定哺喂母乳究竟有多少好处。只是食用配方奶的婴儿摄取的蛋白质量比其他婴儿高70%，这可能引发更大量的生长因子和胰岛素分泌，因而造成更多的脂肪累积。
由于我们很难从儿童健康且受到良好照顾的国家，看出哺喂母乳会造成多大的不同，因此我想到其他地方收集资料。当你探出头来，把眼光放到贫困地区，或者早产儿和病童的世界，资料就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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