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郁达夫办酒厂

　　在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所谓“东亚共荣圈”计划、大举入侵亚洲国家的时候，郁达夫曾避难于印尼苏门答腊，还在那里办过一家酒厂。据刘保昌先生所著的《郁达夫传》中记述，作为一介书生出身的郁达夫，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短时间“下海”成为酒厂老板，还把买卖做得很不错，不仅让自己生存下来，而且重新成家立业。我想，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身上那种特有的适应能力和经营才能了。

　　作为文学家的郁达夫是人所熟知的。他曾留学日本十年，饱受民族歧视的屈辱，20世纪20年代，发表描写留日学生生活的自叙体小说《沉沦》，蜚声文坛。大凡读过他作品的人都有体会，“自我暴露”“忧郁抒情”是其创作的两大特点。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曾这样评价他：“达夫为人坦率得可以惊人。”他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憎态度、荣辱感受、猥亵念头、自私打算，甚至是性欲苦闷不加掩饰地奉献给自己的读者，其自我暴露的做法仿佛成了一种病态，而对青年来说，正好像是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他们的心，觉得他正是自己要找的朋友。我想，也许正是这样，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后，很快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热捧，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明星。

　　1937年，郁达夫的命运发生重大转变。他先是到武汉配合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的工作，随后进入新加坡《星洲日报》进行抗战宣传。在这期间，残酷的战争让他在富阳的家业毁于一旦，70多岁的母亲为躲避战乱饿死于山间，长兄郁曼陀在上海惨遭汉奸特务的杀害，爱妻王映霞也因战争离他而去，就连3万多册心爱的藏书也在战火中丢失。接二连三的不幸，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转为大量的政论写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恐怕是对日本友人新居格的公开回信。他是对新居格在两国交战之际对他的牵挂表示感谢，接着介绍了战争给他家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最后表明了中国必胜的信心。郁达夫在回信中这样说：“我们的老百姓，都因这一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艰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尽了。”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蔓延，郁达夫被迫弃文从商，走上了办厂经商之路。1942年新加坡沦陷，为避开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郁达夫一行逃离美丽的狮城，辗转进入印尼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缘于生计所迫，郁达夫改名易姓为赵廉，向当地华侨募集400盾资金，办起了“赵豫记”酒厂。这对郁达夫来说，無疑是一场考验，成功则可生存立足，否则连糊口度日都成问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幸遇当地华侨许乃昌的帮助，他终于酿造出两种白酒，即“双清”和“初恋”两个品牌在市场销售，且卖得很好。从此，他重新成家立业，续娶广东华侨陈莲有为妻，再生一男一女，家有盈余。据他1945年所立的遗嘱记载：“统计目前现金，存两万余盾；家中财产，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可见，此时郁达夫也可算家境不错了。

　　常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郁达夫却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白手起家，把酒厂办得如此成功，他凭借的是什么？认真分析起来，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华侨的倾情帮助。在那抗日救国的年代，海外华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蔚然成风，酒厂经营无论资金上还是技术上都得到了当地华侨的支持。这是他成功的首要因素。二是自身的能力素质。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学的是经济，曾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这些知识对他的经营无疑有帮助。特别是郁达夫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懂日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到苏门答腊后，他很快就学会了马来语，这无疑为他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向外推销产品提供了方便。三是适合的产业行当。经营酒厂，销售是关键。郁达夫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颇懂酒文化，因此品酒、谈酒、销酒肯定都是好手。我想，这也许是他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尽管他隐姓埋名，妻子陈莲有也改名为何丽有，最终日本宪兵还是通过间谍机构查清了这个“赵豫记”酒厂老板的真实身份。尤其致命的是，郁达夫曾经被拉去担任过日本宪兵的翻译。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不久，日本宪兵担心郁达夫泄露他们的秘密，奉命对这类可能带来“舆论麻烦”的人物一网打尽。因此，郁达夫于1945年8月29日惨遭日本宪兵的秘密杀害。这样，尽管他早已安排同伴们秘密回国，但自己却再也无法生还朝思暮想的祖国了。

　　胡适的一枚“止酒戒”

　　1930年12月，按中国 “男做进，女做满” 的传统习惯，是胡适的四十大寿。一些好酒的朋友带上好酒、写好贺辞，一心要让胡适好好喝上几杯。一直不愿丈夫多喝酒的江冬秀也早有预料，于是有备而去，带上她特制的一枚戒指赴会。当朋友们一味为胡适斟酒时，她忽然上前向丈夫胡适送寿礼，并请钱玄同作为“证人”。胡适接过小小的礼盒打开一看，是一枚金灿灿的刻有“止酒”二字的戒指。在一旁敬酒的朋友看到后，不得不就此罢休。

　　似乎文人大都是好喝几杯酒的，胡适也不例外。他虽酒量不大，但很喜欢酒。朋友相聚一起，兴致一来，便不乏喝醉的时候。据江勇振在《舍我其谁：胡适》中记述，胡适年轻时，在上海曾有过“荒唐”的日子，与朋友一起喝酒、赌博、看戏、逛青楼，不仅因喝酒喝醉打了警察被关进了监狱，而且也有过喝酒喝得差一点醉死的记录。梁实秋在《胡适先生二三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胡适的一位朋友结婚，请他做证婚人，他感到很高兴。礼毕入席，酒兴已来的他，便要与朋友痛痛快快地喝几杯，不料酒过一巡便听说没酒了。他随即大呼拿酒来，服务员因新娘是一位“节酒会”的成员而感到为难。胡适便掏出一元现洋摆在桌上说：“不关新娘新郎的事，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赶快拿酒来！”他的这一举动，无疑弄得场面十分尴尬，服务员只好连忙送酒上桌。由此不难看出当年胡适对酒的喜好。据说，这一好酒的习性真正得以控制，是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并一度做到了滴酒不沾。

　　胡适喝酒大都是在与朋友相聚的时候。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一书中，就曾这样叙说胡适从美国学成归来后的喝酒情况：“在北京时，他平常不喝酒，遇到请客稍喝数杯。”事实上，随着名声的日隆、朋友的骤增，他常常是饭局连连，应接不暇，加上中国人大都有爱敬酒的习惯，他也就不时出现喝醉的情况。梁实秋就曾这样回忆说：“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那些年，北京有名的饭店他大都去过，有时一餐还要吃上五六处，轮番跑场，忙得不亦乐乎。史沫莱特1930年致信胡适，还曾这样嘲讽他：“我注意到你们这个时代的圣人成天吃喝。吃喝会影响体形，体形会影响脑袋。脑满肠肥的圣人对中国一点用处也没有。请注意！宴席不断的圣人请注意！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是一个圣人。我在此处用这个字眼是嘲讽的意思。你的圣气一点都感动不了我。我把你留在我这里的上衣穿起来，发现那颈圈是超大号的了（意思是说胡适得了肥胖大头症）。”她在信中这样说，也许包含了两人价值取向的异同，但也说明胡适当时应酬是很多的。

　　据江勇振的研究，胡适也并非完全只是“遇到请客稍喝数杯”，也有过独饮、闷饮的情况。1925年徐志摩去欧洲时，托胡适照顾陆小曼。其间，恰是胡适与江冬秀为了他与曹诚英的恋情弄得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在这段时间里，胡适不仅单独一人喝闷酒，而且还与江冬秀赌气互相斗饮，有时醉得一塌糊涂。陆小曼曾专门致信胡适，劝他说：“别太认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吧。最重要的，我求求你为了你自己，不要再喝了，就答应我这一件事，好吗？”江冬秀的大姐江润生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把此事说得更清楚，她说：“今晚接到二十九日你给我的信，读悉之下，我都知道了。我已经也有一信与我妹妹，内容是说我们思念她，接她南来住些时日……恐她又与你搀扰。这炎热天气你们俩生气喝上20碗酒未免有害卫生，至于身体关系尤大，大凡夏令天气，人的肺叶是开着的，你喝这么多酒如何受得住。”从以上两封信不难猜测，那段时光，胡适恐怕是经常在喝闷酒，而且量还相当大。

　　对于胡适的好酒习性，亲戚朋友都尤为担心。事实上，此时的胡适已经患上了胃痛、痔疮等多种疾病，显然与长期的喝酒有关系。特别是痔疮，每月要发两三次，把他折磨得好难受的。为了他的健康，大家都纷纷劝他少喝酒。1930年11月，丁文江就连续两次致信胡适，劝他戒酒。丁文江的第二封信写得很有意思，全文不长，不妨抄录如下：“前天的信想必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看：‘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每饮辄呕泄，安得六腑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以此止，但畏人讥诃。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何如？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这信一月后便是胡适的四十大寿，江冬秀送与丈夫“止酒戒”，不知是看到此信后受到的启发，还是她的独创。总之，不能不说是别出心裁、用心良苦。

　　不过，从尔后一段时间来看，无论是丁文江抄的“止酒诗”，还是江冬秀送的“止酒戒”，并没有真正起到止酒的作用。尽管也有过像访问青岛大学时，以戒指为挡箭牌，一点酒也没喝的情况，但从总体上来说效果不很理想。由此我想，止酒这个问题并非这么容易，恐怕今天也仍然如此：一是与社会环境有关系，大的环境不改变，大多数人的止酒可能只是一句空话；二是与自身的毅力有关系，自身没下决心，别人的努力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医患纠纷”中的周作人

　　“医患纠纷”并非今天才有的事，20世纪20年代末，周作人就因次女若子的死亡，而置身一场“医患纠纷”中，与向来关系不错的山本忠孝大夫反目为仇。据蹇小兰编著的《清风苦雨》记载，这位平时文字淡雅、性格平和的散文大家，在这场纠纷之中，表现得颇有点像今天常说的“医闹”一样，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看来难以置信的行动。

　　周作人曾有五个孩子，三女两男。对于孩子的成长，他历来奉行一种“任其自然发展”的态度，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与责任”，很少过问。先期看来也确实个个成長不错，特别是次女若子，聪明好学，活泼多趣，尤得周作人的钟爱。

　　周作人家人有病一直都是由山本医院治疗。周家的这个选择，不仅是因为山本医院离八道湾比较近，而且大家都以为山本忠孝医术不错，待人和蔼，值得信赖。山本也确实救过周家人的几次性命。譬如，1925年4月11日晚，若子突然发热呕吐，继而体温升至40 ℃，出现痉挛，全家上下乱作一团，慌了手脚。待把山本大夫请来，若子心脏衰弱，皮肤发黑，被诊断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看到这种情况，不单护士小姐永井君担心这孩子难以回转，就连山本大夫也以为不行了。紧急之中，山本大夫一日四次到场查看，护士永井君全日留守护理。经过两天两夜的精心治疗，死神离去，若子终于转危为安。对于若子这次神奇般的康复，周作人无疑要由衷感谢山本医院。

　　他曾这么说：“我现在想致感谢者在人而不在自然。”这人显然就是山本忠孝大夫了。

　　然而，周作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他家来说，死神并没有真正走远。1929年11月16日，若子再次重病。那天若子从学校回家，呕吐腹痛，尽管周作人怀疑可能是盲肠炎，但把山本大夫请来后，他却坚持说是胃部的毛病。这是很容易混淆的两种疾病。盲肠炎首先发痛的位置不在盲肠，而在上腹，往往给人一种误导。第二天复诊，山本大夫才正式结论为急性盲肠炎，还半开玩笑地说：“这回倒真让周先生猜中了。”此时若子疼痛难忍、发热不止，不得不转至德国人开的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术后虽然疼痛有减轻，但由于已诱发腹膜炎，导致发热不退，若子益觉烦躁，哭啼着“我要死了”，不断呼喊着兄弟姐妹的名字，双手紧抱母亲的脖子低声地说：“我不要死！”足见病人当时难受的程度。第四天，也就是11月19日，若子真的死了。这巨大的悲伤，对周作人及其全家无疑是一次沉痛的打击。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若子死后，周作人把哀恸全部迁怒于山本忠孝大夫。周作人首先是找媒体帮忙，利用报纸大肆攻击山本医院。12月初，周作人连续两天在《世界日报》刊登广告，把若子死因归罪于山本大夫的误诊，指其“拖延掩饰，草菅人命”。接着又在《华北日报》接连发表《若子的死》及《又记》《再记》，控诉山本忠孝大夫的误诊、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近人情的收费。随后还在《华北日报》数日刊登了与《世界日报》相类似的广告，力图通过报纸把山本大夫的名声搞臭。在通过媒体曝光的同时，周作人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诉：一是发函天津日本领事馆要求吊销山本大夫的开业许可证；二是致信北平市卫生局请求对山本大夫进行检查与处分，并把这些申诉的文章刊登在《世界日报》上。大“闹”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不难看出，周作人已摆出一种非置山本大夫于死地不可的架势，一心要把山本医院搞垮。

　　治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何况所误时间不到一天，周作人做出上述系列行动，似乎好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医闹”所为，只是手段显得更为“高明”而已。与梁启超肾脏被错割，为保护医院的声誉，自己不愿张扬相比，不能不说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