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四老会”的会场设在东风宾馆。1985年6月我到会场住地时，就见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李济生、上海作协魏绍昌两位老人，都是熟人。济生叔是巴老最小的弟弟，我因为与巴老家的人熟了，也就跟着小林他们喊济生叔为“小叔叔”。老魏在我写《巴金评传》时，在资料方面曾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他们那时都是已近七十的老人了，除老魏的背佝偻得厉害外，身体都还健朗。一见面后，济生叔就拉着老魏和我上街去吃小吃。我们就近找了一家招牌名字很雅气的叫“珍珠圆”的小店。我是第一次来成都（幼时来过，早无印象），觉得什么都很新鲜。济生叔点了七八种点心，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红油水饺”，那饺子完全浸泡在红辣椒油里面，颜色鲜红，样子极为可爱，吃到嘴里，热辣辣的，渗透着浓烈的鲜味，使你不得不产生好感，以至顾不得那刺激的“痛苦”，竟还想吃。当济生叔问我印象如何，我说：“吃得我又爱又怕！”
这次会议，“四老”中数巴金研究者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编成一个小组活动。这也是巴金研究者头一次相聚，情绪非常热烈友好。我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巴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发言。会后活动：游青城山、峨眉山；大部分时间，我都和济生叔、老魏及其他几位朋友做伴在一起。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游玩闲聊中，不知怎么说到喝酒了。我无意中说了一句“现在市场上五粮液很难买到，真假难辨”。济生叔就问我：“你想买五粮液？”我说：“我平时不喝酒，无所谓的，不过到成都了，如碰上不妨买一瓶。”
济生叔听了这话，就记在心上了。他说：“这事我有办法。我每次到成都来，亲友们都会送我一些酒。到时候，我给你想办法。”
我看济生叔认真了，怕给他添麻烦，就再三说：“请不要费神，我并没有喝酒的习惯。”这确是事实。
哪知那时五粮液还真的非常紧俏，连成都也买不到。济生叔就把亲友送给他的酒转送了我一瓶“泸州老窖”，这也是好酒，并不亚于五粮液。我坚辞。济生叔就是不许。只好再三感谢收下了。但真是不好意思。
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这事过去了一年后，1986年5月22日，我到上海出差，去探望巴老时，说了一会儿闲话，巴老忽然对九姑妈微笑着说：“去，把五粮液找一瓶给他，还送他一本书。”
我很意外，巴老怎么想到送酒给我？对了！我自言自语说：“一定是小叔叔说了，咳！我平时就没有喝酒的习惯。巴老，我没有孝敬您，怎么还好意思让您送酒给我喝呢！这不可以的！”确实，我平时去巴老家，总是两手空空的，几乎不曾送过什么礼！所以我当时非常窘困，不知说什么好。
“哪里来的五粮液啊！”九姑妈说。
“有，你去找找！”巴老肯定地说。九姑妈就起身去找，一会儿，找来一瓶。
“我现在不喝酒。这酒也是人家送的。”巴老大概看出我的不安，就笑着安慰我。他那高兴的神情似乎还带着一点玩笑的成分。
在这之后，1987年，1989年，两次去巴老家时，巴老又都各送我一瓶酒，一次是“泸州大曲”，一次是“文君酒”。就这样一件小事，巴老竟一直记在心上。就像我在一篇《巴金和书》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巴老不仅爱买书，读书，藏书，还爱送书。除了慷慨赠给朋友们有关他的新作外，凡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无论写作或翻译），只要他那里有相关的书，就会主动送给你或借给你，供你参考使用。他还有一个想法，说：“书印出来就是给人看的。”所以见到巴老的人，无论陌生的或是熟悉的，都常有机会得到巴老的赠书。他总是想着别人，事无巨细，他都放在心上，帮助你，支持你，关心你。我是受惠最多的之一吧！但也是我最有愧的事。
记得送我第二瓶酒时，是在1987年2月27日，我在上海办完公事，到巴老家去辞行。那天巴老家里人少，济生叔是我打电话约他来见面的。《随想录》合订本样书刚刚收到，小娘娘（即巴老的十二妹）正在检查页码。巴老又说：“我送你一瓶酒。我不喝。都是别的朋友送的。”我听了，心里着急：得了一次，已经过分，怎能无休止地在巴老那里拿东西呢！
但是，巴老已经起身，步履蹒跚地特意上楼去取。过了一会儿，他一手扶着楼梯，一手抱着一瓶酒，颤巍巍地走下楼来。等我发现时，济生叔已经赶前一步去把酒接了过来，交给了我。我当时真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觉得罪过至极！我再三对巴老说：“酒，您不要再送我了！我平时真的不喝酒。我倒想跟您要一本克鲁泡特金自传。”这是巴老年輕时非常喜爱并把它翻译出来的一本书，但近四十年都没有机会重印，最近才由三联书店重印新出。
巴老说：“可以。书可以送你，不过我不签名了。不要让人家觉得我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稍过一会，他又说：“现在风气很坏，小事情不注意，让有些人做文章，犯不着！”
那天，我还得了一本《随想录》合订本，也是北京三联刚刚出版的。
这时，九姑妈正打开日本汉学家、《随想录》日译者石上韶送给巴老的咖啡。巴老说：“现在就冲，叫陈丹晨喝！”接着他又笑着对我说：“我就爱喝咖啡，爱喝啤酒。”
“每次都喝不完，都要剩下。”小娘娘在一旁嘟囔着说。
“我也爱喝茶，也能吃起司。”巴老说。
“那东西臭！”小娘娘皱着眉头说。
巴老听了，笑得个不亦乐乎，说：“我在法国留学，在巴黎时，常常只能吃到面包、白开水、土豆。那时没有钱。后来到沙多—吉里小城的拉封丹中学养病，才吃上正餐，每餐还有兑水的葡萄酒。”
那天，正值二月严寒，室内也还温暖。巴老家本来是有火炉的。“文革”时，什么都没有了。这次，巴老生病住院后，市里才专门批了一些煤（那时煤是定量供应的），给安装了暖气。巴老因自己生病，也就接受了。
这里顺便还说两件小事。一次是，巴老来北京时，对我说：“我替你买了一套《辞海》，太重，这次没有带来。”起因是，中国作协举行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优秀作品评奖活动，邀请巴老主持并致辞。巴老给罗荪回信说：“评奖会只要不找我去开会，不讲话，挂个什么名是可以的。我的理想是关门写作。”（1982年1月11日）后来中国作协开颁奖会时，要用巴老名义搞个书面致辞，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了我。我只得模仿巴老的语气和思路拟了一个草稿，寄给巴老。巴老审改了几处后定稿寄回，由作协在大会开幕式上读了。以后又有报刊发表，寄了稿费给巴老。巴老就用这笔钱买了《辞海》。因为这书像砖头一样沉，无法随身带来。最后，还是从邮局寄给了我，二十年来成为我的案头常用的工具书。就是这件事，也使我不安了好几天。说实话，我从工作以来，不知给领导起草过多少文稿，却从不见有谁想到过我。像巴老那样，在钱物方面，只有馈赠给别人、接济别人、给予别人，其中有同事、朋友，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甚至完全是陌生的人，长期接受他的经济上的帮助；更不必说他从不去沾别人的。巴老的心太重、太细，即使别人的小事，他也放在心上，一清二楚。
这样的事，后来又有过一次。那是1984年底，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也是作协派我起草的。经巴老修改定稿。报刊发表后，巴老就把稿费如数转寄给了我。我知道巴老的脾气，也就不再说什么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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