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1893—1960），学者、出版家、辞书编纂家。

　　理想的幻灭

　　我從事教育著述生活的最初理想，是要创立一种以劳力自活而与学者共同工作互相砥砺的私人学院，打算以长期的时间完成此种理想。可是经过三年，不独这理想未曾完成，即研究工作久悬为的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及《专史》亦未完成，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时局的影响，一部分是由于一位朋友的情谊。

　　民国十四年至十七年之三四年间，中国政局变动最剧，对于出版业之影响最大。我虽然得出版家的帮助，使我在战乱频仍中能安心工作，但以政局不定，教育经费受影响，教育界之购买力极弱，为欲以劳力自活，不得不多费时间于生活的工作；同时为着“教育家”的虚名，各地教育者之来访者甚多，又为接谈而费去的时间不少；再加史料整理之不易，教育刊物编辑者之索稿，又费去许多时间；所以三年之中竟不能完成《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及《专史》的工作。而以时局不靖，购买力薄弱，书籍销路不大，经济不甚充裕，不能多约同志及青年共同工作。即原有的诸人，亦于十六年五月起而有点近于职业的性质，不能尽如原来的理想。这种种我常感不满，本拟时局平静经济有相当基础之后，逐渐改正，使之近于理想，但为着一位朋友的情谊，终于完全把理想放弃。

　　这位朋友我不说，读者一定知道是陆费伯鸿先生。

　　他与我自十一年秋在吴淞中国公学偶然晤谈而后，便因“一见如故”之第一印象而立即发生很好的友情。就一般情形讲，我为湘西人，他为浙江人，以民族性讲似不易做朋友，但他生于汉中，长于南昌，自幼即受地理上之影响，其生活习惯已异于一般浙人；而在体质上为神经质兼多血质，故爽直而富感情，处事有决断有毅力。其体质与习性很与我这湘西人的刚爽脾胃相合。所以“一见如故”而后，友情便继续的滋长。就人情上讲，他对我之所求，如与我的夙志及能力相去不太远，我自不能不为友谊而牺牲理想。

　　中华书局初创时，由范静生（源濂）先生任编辑所长，民国四年范出任教育总长，由戴懋哉（克敦）先生继任，但戴以年迈，久欲退休，十三年戴逝世，由伯鸿兼任。他自十一年在吴淞与我相识之后，便有意约我入局任职。十二年一月我欲去南京时，彼欲约我入公司，我因要从事学问而未允。十四年六月由四川返宁，在沪相见，在他人以为成都的喜剧于我有损，他则谓为是我最难得的宝贵教训，而再约我入公司任事，我以欲实现我的理想又未允。十六年四月至沪，他曾提及入公司之事，我又不允。他以有决断，有毅力，看定一事或一人必欲设法达目的；我虽几次不允其请，他对于我入公司任职之意念始终未消；而我们的友谊又日深一日，就他平日“为而不有”的治事精神讲，他本愿意成人之美，就他对公司的“求人”讲，他更愿助我，使我在外面多有历练，以免进公司后发生问题。所以在那种“干戈扰攘”之秋，对我总是尽量相助。十六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局已渐上轨道，十七年中国统一而后，时局更渐平静，且戴君已逝世，编辑所长职务虚悬无人，本想约我入局；但以我的个性很强，我的理想未经实验，即再提亦未见能允许，故不明说，而只在事业上帮助我，使我们的友谊日增。但同时又恐我有他种机会而他适——河南一师及师大聘我不去，他均知之——不易再返，于是于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寄我一封很恳切的长函，约我主编《辞海》。那时我的近代中国教育史编纂工作，只完成一部《留学史》与《教育思想史》，《通史》及《专史》只有材料而未执笔，且《简明文艺辞典》及《人名辞典》正在开始，本不欲接受《辞海》工作，但感于他的友谊及他对公司的热诚——《辞海》于民国四年由徐鹤仙（元诰）先生开始，时作时辍，十余年只成初稿数十万言，他急欲完成，而苦无适当之人。经过数日之苦思，终于四月五日复允之，但保留研究工作之继续。经过几度函商，我并于二十三日应彼之约去沪详商，晤谈数日，他欲我将未完之两部辞典稿并入《辞海》，以便专心于《辞海》工作，我允之；我要求除主持编辑事务及校阅稿件外仍须继续研究工作，他亦允之。卒于二十六日签订契约。当日我们同去吴淞游览，在途中他正式提出编辑所长之事，我仍以将来再说答之。但十七年秋，我迁杭州后，他去杭数次，每去必旧事重提，十八年夏杭州开西湖博览会，我们一度共事——他任博览会宣传处长，我任副处长，实际上他在博览会期三月余中不过去杭数次，实系挂名，一切事务，均由我处理——更经多次长谈，我终于十九年一月一日至沪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不独我的学院理想未实现，即职业亦经改变。

　　快乐的园地

　　我于十四年秋由南京近北门桥街市的莲花桥迁至近鼓楼的何家花园。这花园占地五亩余，除两个池塘几株古树而外，花木很多；虽然荒芜一点，但其本质仍不失其为花园。花园之北端为一排不相连系之房屋三座，中间为何氏家祠，东为四开间之平屋，西为三间河厅，再西为园主的住所，其前门即属大街。园中并有三开间的独立平房一座。离南端围墙十数丈，墙外即暨南学校所在的薛家巷，园西邻暨南学校，园北则邻百数亩地之空坪。我的寓所即在西北角上之四开间平屋。而十五年李儒勉来居河厅，余家菊来居独立平屋——十六年春余去沪，该屋空租，李返赣，由刘范猷继租——故全园虽有三户，但均为旧友，实际无异一家。

　　南京在那时本属富有乡村味的城市，而何家花园的环境，更为著述的理想境地。地方空旷，树木参天，空气之清新，自不待言；远离街市，不闻车马之声，寂静更属难得。而四季的鸟语花香，鱼跃犬吠，更富乡村味而足以陶情怡性。至于生活之低廉——我的寓所租金最初不过十二元，十七年亦只二十元——交通之便利——上海各报当月下午五时即到——尤其余事。

　　十四十五两年，虽然干戈扰攘，但战事未及南京，故生活颇为安定。而南京有东南及金陵两大学及若干中学，教育界、学术界朋友甚多。我的寓所比较空旷而有花木，朋友之过往者亦多——其时往来最多者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宗白华、方东美、杨效春、黄仲苏及徐悲鸿、赵叔愚诸人——至于暇时之结队出游，更属常事。我于著述而外并常以摄影自娱，故那时的生活，在物质、精神两方面都可称为最舒适、最理想的。

　　十四十五两年虽亦有许多过客相访，商谈教育问题，费去我一部分时间，但为数不多。自十六年四月國府定都南京而后，南京成为政治中心，各地人物差不多都集中于南京，故旧或闻名而来相访者日多，而湘军首先入城，随军而来者固多，因其时国府委员有谭延闿先生，军事委员会总务处长为雷峙岳先生，他们都是湖南军政界前辈，其旧属之闻风而来者自异寻常；再加以范猷原在湘军政界服务过，其在军政界中之旧交更多。因之我之座上客常满，而大半均属同乡。他们“来自田间”，对于时间观念本农家之习惯素不重视，一谈便数小时，我则常常陷于“迎拒皆非”的窘境：因为与人闲谈，则我的工作时间被牺牲，精神上感痛苦，不予招待，又要得罪人；而军政的人物，尤其有一面之雅的人是得罪不得的。至于借钱者之无力应付，以及酒食征逐之浪费，犹其小焉者。我在无可如何之中，便想迁居。但以书籍太多，迁徙不便，遂又中止。

　　十六年四月以后，东南虽渐奠定，时局日趋平静，但党派之争仍甚激烈。表面的党争虽无与我事，但出版物的检查——当时天津之《国闻周报》，北京之《晨报》，上海之《向导》《醒狮》，以及与政治有关之书籍，均被禁邮寄——却予我的工作以许多不便——因为《辞海》要搜集新词，须阅读各种新出版书——我虽有岳麓旧同学宾宽及覃涤寰诸君在军政界任要职，于检查方面得许多便利，且能看得许多不易看到的出版物；但当时因为邮寄物之关系，被寄递人莫名其妙地由公安局捕去关几天而后释出者更是常事：我以《辞海》关系，不时与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徐鹤仙先生相往还，又以论学关系，而与少数党国要人及湖南名宿有交谊，万一有事，不患无人证明，无人作保，但无故捕到公安局去坐坐究属不必要。

　　因而迁居之念，时时萦绕于心，结果为着借口书籍迁移费事的惰性，又只依徐君的建议向卫戍司令部去一函，声明我以工作上之需要而订阅许多刊物，并无其他作用，同时托徐君及党国要人及湖南名宿向该部预为说明而仍在何家花园安居下去。

　　迁居改业

　　十七年八月，国民政府因翌年三月要奉安孙中山先生之灵柩于南京，决定扩修街道，我的寓所正在由下关直达东城外紫金山的中山路上之路线内，早经公安局布告，令房主自拆，我的房东，以苟安的心理延不从命，但九月七日午前十时，何氏家祠及我之寓所之四分之一卒由消防队率队代为拆去。

　　当八月公安局布告拆屋时，我的理智明知非迁地不可，但因为惰性与爱南京之故，仍想苟安下去。我虽知何家花园要被马路穿过而拆而为二，但我的寓所之半边，仍有两亩余的面积，只要房主允为我临时搭两间房屋，使我能把《辞海》一年余之契约完结，仍可置客扰与物价高涨等问题于不顾而勉强住下去。那时的南京既属政治中心，外来的人比原来者加多几倍，房屋本已不敷，再加拆去若干房屋，自更难于在南京再觅适当之房屋。而因房屋奇缺，房租陡涨，我的寓所最初为十二元一月，十六年加至二十元，十七年我出六十元而欲房主将我被拆之四分之一，搭临时房屋以补足之，他亦不允，且余下之四分之三亦不愿以六十元继续出租。其他物价，也为倍数的增加，而燃料与女工尤为缺乏。我的预算自然也大受影响。到了十七年九月，在生活与房屋上均使我不能不迁地为良，在八月初与房主交涉无结果之后，即赴沪与伯鸿面商，决定了迁居——但不去上海，因我不喜都市生活——并亲去南通、苏州，派廉铭去杭州分途觅屋；因为参考书数万册，工作人员，已达十余人，颇难觅相当的房屋。经半月的时间，终于九月初决定率领范猷等迁杭州，罗、孙两人则以在东大就学，由我指定范围，自行工作，听其留宁。——此次迁居使我最感痛苦者，是在途中遗失十年秋至十五年之五年余的日记。

　　十七年五月，我接受主编《辞海》的职务以后，我已以编辑为职业，所谓私人学院之理想，已经幻灭。但《辞海》工作进行之始，除去厘订编辑计划，规定内容及排列方法外，因同人方开始工作，搜集材料查阅参考书之时为多，成稿甚少，我的校阅时间不多，故在五月尚能写关于教育经费问题的论文两篇，草拟《学校制度改革》等三提案，尚可谓为系教育著述工作。六七两月而后，同人之成稿渐多，我忙于校阅，但尚能以最少之余暇，从事教育史料之搜集与整理——惟以工作未完，未有成稿——八月忙于迁居问题，直至九月二十三日方将书籍、行李及杭寓料理清楚，而于二十四日离宁迁杭。此两月不独我无暇及教育研究与著述工作，即同人之工作亦不能照常进行。迁杭而后，布置就绪，《辞海》编辑同人亦逐渐加多，我校阅稿件且不暇，更无暇及教育研究与教育著述工作。自十九年入中华书局而后主持编辑所行政事务，天天在核稿、签字、会客、赴宴、听电话、打电话的所谓应付中过生活，虽亦未尝无余暇，但只能看书报、写日记，极少整段的时间去做研究工作、写整部著作。所以《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和《专史》也成了画饼。我的教育著述生活也就是全部教育生活，就在十七年七月而止。这部《我和教育》所叙述的我的教育生活的种种也至那时而止。而十七年七月九日即阴历五月二十二日，正是我满三十五岁之期，所以这部《我和教育》也可称为《我的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