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

　　博闻强记的天才

　　关于吴兴华，我父亲宋淇其实从未向我提过。2005年底，我收到友人冯睎乾的电邮，他说我父亲是吴兴华的至交，问我家中是否藏有吴兴华的遗稿，这时我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便留意有关吴兴华的一切。到了2007年，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我当时正整理张爱玲的信件，竟意外发现了六十二封吴兴华写给我父亲的信。吴兴华自小便非常聪明，因成绩出众而连续跳级，16岁即考入燕京大学，同年在《新诗》发表《森林的沉默》，一鸣惊人。我父亲在《林以亮诗话》中常常引用他的新诗，夏志清在《追念钱锺书先生》一文中也引述我父亲的信：“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后来读到王世襄也这样评论：“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吴兴华生于1921年，浙江杭州人，比我父亲小两岁。他父亲是医生，家中兄弟姊妹共有九人。他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时，认识了同校的孙道臨（学名叫“以亮”，后来成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后来也成为了我父亲的好友。

　　我父亲跟吴兴华大概在1939年认识，当时吴兴华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念书，我父亲则从上海回到燕大就读。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很快便成为好友，父亲也认识了吴的室友孙道临。吴兴华在家中排行老三，故朋友也昵称他为“吴三”。在燕大读书时，他和我父亲合编《燕京文学》，翻译了大量英国浪漫主义诗歌。1940至1941年，他们又向上海的《西洋文学》供稿，吴兴华更相当前卫地介绍并节译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这部奇书的中译本第一卷到2012年才问世）。吴兴华也因此认识了当时的杂志主编张芝联。我父亲和张芝联早在1935年已相识，当时他们是燕大同窗，后来又一起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一起借读武汉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之后我父亲独自回到北平，张则留在光华读至毕业。多年后，张芝联成为了法国史专家，也倡导了中国的人权研究。

　　到了1941年秋，张芝联回到燕大研究院攻读历史。他、吴兴华和我父亲在东门外赵家胡同合租了一所四合院，我父亲和吴兴华住西厢房，张芝联和妻子郭蕊则住北厢房，彼此切磋学问，但这种快活日子仅维持了三个月，然后便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改写了这几个人的命运。

　　他们读书的情况是怎样呢？父亲曾自叹跟吴兴华切磋学问，像虬髯客遇上李世民，怎样追也望尘莫及。几年后吴兴华给我父亲写信说，当时大家嗜诗如命，一起“玩命念英国文学恨不得要赛过英国人”。到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写信给张芝联、郭蕊回忆往事，大谈吴兴华的才学和性情，信里内容很多都被张、郭采用到纪念吴兴华的文章内，已收录到2005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从父亲的这些信中，我发现吴兴华在大学时已很神。

　　我父亲认为即使没测过吴兴华的IQ，也可肯定他是天才。先说外语能力，他不但精通英语，且法、德、意等欧洲语言皆一学就会，成绩全班第一，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后来还能阅读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他外语学得快，除了有照相机般的记性外，也跟耳朵灵敏有关。一次，有位美国教授在黑板上抄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一看便立即指出某行的“ed”应是“d”，因为“ed”有轻音，那行就写成十一个音，多了一音，一查果然，可见他对诗歌节奏是多么敏感。据我父亲回忆，吴兴华还有一心三用的能力：他往往一边打桥牌，一边看书，同时和其他人谈笑风生，而每一件事都能做得非常流畅，令旁人啧啧称奇。他看书也是一目十行的。有次他到学校图书馆，规定是每人限借三本，他却一口气借了十本，当然不批准，于是他就坐在那里东翻西弄，过不了三小时，便把十本书的重点都记在脑中，然后把书归还书库，施施然出去打桥牌了。

　　当然，他最传奇的还是记忆力。他房间里常放着几本旧诗选集，如《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故意引人打赌，如果随手翻出一首诗，你念出一句而他不能把诗题、作者和上下句说出来的，他便输两毛钱，否则对方便要用两毛钱买花生请他吃。他从未输过，后来大家知道，都不敢再赌了。一次，有位叫汪玉岑的诗人嘲笑吴兴华只懂埋首故纸堆中，吴之后便对父亲说：“如果Hello，MrWang能举出一位名诗人，一首名诗而我未曾看过的，我可以从此不谈诗。”那“Hello，MrWang”就是我父亲和吴兴华戏称汪玉岑的外号。这令我想起钱锺书和我父亲也经常在私下里以诨号称人，例如卞之琳便呼为“鱼目诗人”，叶维廉是“花岂洁”等。1944年，吴兴华写信跟我父亲说，不论是英、法、德、意哪一种语言，只要是好诗，别人一提起，他便能立即说出它形式上的细节、内容的好坏，否则他便回家再念十年书。

　　关于吴兴华的博闻强记，例子当然数不胜数，我不妨再举一事。在燕大西语系读书时，包贵思教授（GraceBoynton）开现代诗课，用叶芝（W.B.Yeats）编的《牛津现代英诗选》为课本，大考时选出十节诗，要学生猜出作者并陈述理由。这十节诗并没有在课本内，课本选入的是其他诗歌。吴兴华不但能猜出作者，还能说出诗名和上下文，因为他全都看过，且过目不忘。他有一篇学期论文，题目是《评论现代诗选各选本之得失》，为了写得滴水不漏，他遍读了清华、国立北平图书馆和我父亲所藏的各种选本，然后在论文中逐一论列，内容竟超过包贵思所知。照这类轶事来看，我父亲认为他是另一个钱锺书，的确不是没有理由。

　　当吴兴华遇上钱锺书

　　钱锺书和吴兴华二人有没有交往呢？1942年，我父亲在上海认识了钱锺书，钱比他大九岁。那时吴兴华在北平沦陷区，经常跟我父亲通信。在1942年4月8日的一封信上，吴兴华第一次提及钱锺书，他只写了一句：“钱锺书现在干吗？”我没有父亲回复他的那封信，但可猜到他一定是去信时提及钱锺书，所以吴才有此一问。我想，吴兴华跟钱锺书最早的交往，应该也是我父亲介绍的。到了1943年10月22日，吴兴华在信中这样写：“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不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论断警辟，使我不胜钦佩。可惜我此时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门求教，请你若见到他时，代我转致倾慕之意。近来我总没心思念英文，也找不到一个有点脑筋的谈谈英美文学，此地大部分号称主修英文的人，等毕业了，关于整个世界文学的知识，还赶不上我们大一的时代。”

　　单看这一小段文字，已可见吴兴华的傲气，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负，同时也看到当时钱锺书在那个文化小圈子中的地位。最耐人寻味的是信中提到“杂感集”，钱锺书根本没有一本书叫“杂感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猜那就是《谈艺录》的初稿。《谈艺录》在1942年写就，其后不断修订，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钱锺书在序后附识：“书既脱稿，偶供友好借观。”可知吴兴华在1943年看的“杂感集”，大概就是流传于朋友间的《谈艺录》手稿了，而“杂感集”也许就是《谈艺录》最初期的书题。由此已可看到，吴兴华这些书信实在很有文学史价值，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出版吧。

　　1985年，孙道临来香港，我父亲跟他聊起吴兴华，说他曾和钱先生对坐谈古诗源流，博学如钱先生亦不禁叹服。几年前，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接受访问时说：“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

　　关于钱锺书、吴兴华的文学因缘，大概还有一件事可以讲讲。那是1985年，吴兴华已去世了近二十年。当时我父亲写信给钱锺书说：“亡友吴兴华在華北沦陷时自修旧诗，昔年曾抄录其戏做旧诗四首，根本未经人指点，亦从未向人提过，今录上以博一粲。”其一是这样的：

　　哀乐相寻剧可怜，

　　故都乔木又风烟。

　　铜仙去国三千岁，

　　锦瑟留人五十弦。

　　北里笙歌犹昨日，

　　西台披发忆当年。

　　蓬莱弱水今清浅，

　　输与麻姑一怆然。

　　我查过吴兴华的信，这四首诗是1947年写的，从来没有发表，除此之外，也没有再见过他写的旧诗了。看过他旧诗的人应该绝少，除了父亲，就只有张芝联、郭蕊等几位好友，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就是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兼电子计算机专家吴允曾。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相识，吴允曾也精通德文，曾写德语情诗，也许正是这样，两人便非常投契。吴允曾记性极强，他很喜欢吴兴华那些格律精严的旧诗，往往一看便能背诵。

　　钱锺书对吴诗又有何评价呢？他在给我父亲的回信中说：“与兄交近四十年，不知兄作旧诗如此工妙，自愧有眼无珠，不识才人多能，亦克善藏若虚，真人不露相，故使弟不盲于心而盲于目耳。今日做旧诗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举止生涩；余君英时，周君策纵之作，非无佳句，每苦无举重若轻，‘面不红，气不喘之写意自在。尊作对仗声律无不圆妥，而蕴藉风流，与古为新，盖作手而兼行家矣。欣喜赞叹，望多为之。”原来钱锺书误把诗作当成是我父亲的，评价虽然不错，但是否只是客套话则很难说了。我不懂旧诗，也无从判断。

　　通信谈文论艺

　　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在燕大任教，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校方还打算保送他出国留学，但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封锁燕大，他只好转行当翻译谋生。

　　北平沦陷，工作不稳，反而令吴兴华更迷上读书写诗，而他跟我父亲的通信也是这时期最频繁的。现在我家里有他六十二封信，三封是英文，其余的是中文，中文用白话。所有信都用墨水笔写，他曾说没有墨水笔便一切写作翻译皆无法进行。通信自1940年开始，直到1952年，即他19至31岁的时期，多数由北京寄往上海，1949年后我们南下，信便寄来香港。

　　这些信是关于什么呢？最多的是谈诗，讲读书心得，也讨论人生、友谊，有时更会批评别人。这时候吴兴华的措辞很尖锐，跟钱锺书差不多，但吴偶然会很坦白批评自己，我觉得他的自省能力比钱锺书要强。

　　看吴兴华的信，你根本很难想象到他原来身逢乱世，生活朝不保夕。日本人来了，一家九口挤在会馆，他依然若无其事跟我父亲讨论梅花诗。这件事我父亲在《更上一层楼》中也有提及，他1942年曾写信给吴兴华，问他对宋人梅花诗的看法，当时在沦陷区没有书可以参考，吴兴华却凭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回信中把唐、宋、明、清的梅花诗逐一征引，如数家珍，更对诗句优劣品评得头头是道。

　　当时只有21岁的吴兴华在信中说：“我很高兴你表示出对宋诗的欣赏。我个人对这一时期的‘热狂已是过去了，自然我对苏黄的敬佩还是没有改变的，不过而今我可以不夸口的说能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诗同时在脑中列出，而在那时我就看出宋诗的正确地位与它特有的限制，我个人的意思是你引的两个例子并不是宣扬宋诗的优点最好的代表，尤其是萧德藻那两行诗，称之曰工巧则可，必说是胜过林逋，也未必然。咏梅的好句中国诗中屈指难数，恐怕没有多少人在提到时会想到萧德藻的杰句。东坡道：‘江边万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万里春游逐客归，十年花送佳人老。高启道：‘微云淡月迷千树，流水空山见一枝。张问陶道：‘美人遗世应如此，明月前身未可知。唐人诗：‘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些是放眼大处的话，而萧之两句相形之下只有一negative价值，i.e.我们欣赏他之能避开熟路，而锤出些新的意象；但设想以上那些名句都不存在，人人见了萧的两句恐怕都要笑歪鼻头的。”

　　提到舒位，有一件轶事，应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父亲有一册吴兴华亲手抄的诗集，那是天下孤本，第一页抄录了一首署名舒位的诗，没有诗题，起首是“天地有生气，终古不能死”，共二十八句。父亲不能肯定是哪首诗，甚至不肯定是否真是舒位的诗，便到大学图书馆翻查《瓶水斋诗集》。谁知道图书馆认为这书是善本，不予外借，父亲只好在那儿匆匆翻了一遍，却找不到那首诗。当时还没有百度、谷歌，怎么办呢？只好“人肉搜索”了，即是说，他写信向钱锺书求救。结果钱锺书是这样回复的：“所示诗不知出何人手，寒家一无藏籍，惟不得《瓶水斋诗集》检之；港大有此书，目为罕籍，而珍秘不许检阅，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此集即原刊亦不足为善本，大有寻常小家女被选列三千粉黛之概。王右丞诗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可以移咏矣。”

　　父亲其实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港大”是钱锺书自己想当然而已。“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是法文谚语，意思是说，两个极端的事物往往就会碰头。钱锺书又引法文又引唐诗又打比喻，不外乎要说那部《瓶水斋诗集》根本价值不高，却偏偏得到最高待遇。我觉得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会简简单单说一句“我不知道”就完了，但钱锺书有问题不懂得答，也会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这也可以算是“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了。

　　后来我父亲在给张芝联、郭蕊的信里写道：“钱锺书对舒位评价不高，大概吴（兴华）以外国眼光看，钱以传统中国眼光看，品位不同。”我记得几年前《南方都市报》曾访问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他跟吴兴华和钱锺书都曾经共事，他说“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我不评论巫教授的意见，但看过吴的书信后，我倾向接受父亲的看法，即吴的思想、观点和品味都比钱更接近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