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1年，一到剑桥第一样事就是找房子，因为那时很少人有汽车，连教授中只两三个人有私人的汽车，所以大家都愿意住在靠学校近边，也不是多数人可以自己买房子的，因此找住家的地方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不比一个学生住一间房子容易）。我们到时离开学日期又近，所以更难找了，因为多数的客座教授都在半年前就托朋友們定好房子（近年在美国找房子更难，所以多数人连临时居住的，只要事情有两三年合同的时候，都是自己买房子，只要地点好，买卖并不吃亏）。我们是在半年前还没想到一定来哈佛大学呢，并且那时的元任对这些事还没知道清楚，样样事他总想到像学生的生活是怎样过的，现在有了妻子，不久还要有小孩，各事都又是一种情形了。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先住在一个相当远的寓所里，是李熙谋给找的小旅馆，在中坊后面，大约一个多英里，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元任又对我说：“你英文还不能说话，最好在旅馆等我，也许半天也许一天才能回来，因为我还要到哲学系去谈谈接接头，你不要急，可以在窗户里看看外头。”我嘴里答应，心里想看着再说吧，我若是一个人出洋还不要过吗？只不能说，可是有眼睛还不能看吗？等他前脚一走，我想他一时不回来，我就后脚开步出旅馆了。
大约两点钟我回到住所，元任站在门口急得不得了的样子等我，看我拿了两大包东西，又可笑又可气，说：“你把我急死了，初到一个地方又不懂说话，丢了我还要报告警察才能找到你呢。买了些什么？我想起来你还没吃午饭，所以赶快回来了，怎么还会买了两大包东西？”我笑笑说：“这么大一个人还会丢么？买东西我就指着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就好了，不管多少钱，我给一张二十元的票子他总会找我钱的，午饭我也吃过了，叫了一个冰激凌，一盘三明治，又好看又好吃，比中国的多两层（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吃这种所谓“俱乐部三明治”）。”元任说：“你怎么叫的？”我说：“一个指要旁边的人一样，一个看图画就是了。若是不好吃也只一回，不过都很好。你知道我专门不懂话做冒失事的，到日本一句日文不懂，还带着两个人从长崎到东京呢！”元任大笑起来说：“还提呢！到东京，从横滨就下车了，还以为是东京，叫东洋车到牛达区的事，多少人都作为笑谈。”我说：“不要紧，结果到底到了东京了。在此地更不要紧，我若找不到你，我就到警察局问哈佛哲学系这几个字我总可以说得出来吧。”
两人说笑一阵，元任说：“言归正传，我还没吃午饭呢。”我们就赶到餐馆里，他匆匆去拿了吃的东西坐下来，一面吃，我一面问他房子找得如何？元任说房子是找到了，可是是在三层楼上，是哲学系请的一位英国很有名的客座教授叫William McDougall的（他是心理学家，但是那时哲学心理在哈佛同一系）。他有三楼分租，水电在内六十元，可是那个房子很可笑，美国有一个出名的房子叫七个三角墙的房子，可是我们租的这个房子有十三个三角墙，大小有七间房。我们用不完，可是说好了，不能转租给别人，但是家具要自备。我说：“这么些房间如何打扫，要买多少家具才能装饰起来。”元任说：“不要紧，我们有一张大书桌两人用，一个书架两张椅子和一张床就够了，并且床只要有褥子，不要架子也可以睡，等到钱一来我们就可以买了。”我笑笑说：“吃饭呢？”元任说：“吃饭就在书桌上铺张纸好了。”我说：“何不就在地上铺张报纸终日野餐也是一样的。”（几十年来一加入人家野餐时我总告诉人我们从前在家里野餐了两个多月的故事，我在日本留学时都没有这样简单过。）
二
搬家时箱子手提包都有十几件，可是一件家具没有，房东老太太好得很，说晚上总得要个床。今天晚了没法去买，我先借一条褥子在地板上睡睡吧（他们虽是名教授，可是也穷得很，所以我常说若是嫁了一个教授不管在哪一国也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第二天元任第一个就是到旧家具店里买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四方可以转的书架，他说我们两个人可以对面放书（算他想得到和会打算）。从学校领了两个月薪水，付了一个月房钱之后，剩下的不到二百元（连借胡正详的）。幸亏那时吃饭便宜，尤其是中国人不要吃牛排等贵的东西，生活还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所以很容易过。可是哲学系里的一大些教授们都要来拜访我们（美国规矩坐客先拜行客的）。没家具凳子椅子的如何让人来呢？只得回他们我累了暂不见人。知己的就对他们说因我不懂英文的缘故，暂不见人，可是像赵元任从前同住的朋友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教授他们特别热心的定要来看我们，无法只得实告他们，以后几天这家送几把椅子来那家送一张小桌子来暂用。名教授是穷得很，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要加钉或要用刨子锤子才能用，我最初还以为他们看不起我们，给我们破烂东西用，以后到他们这些人家去才知道他们自己的家具大都也是如此，没有像现在这些人家讲究成套的新式东西。
我还记得霍金教授太太告诉我每星期六下午到批发菜市去拿不要钱的蔬菜和水果，因那时还没有大电气冰箱藏两三天的东西，而美国规矩有一点黄的菜叶子或坏一点的水果就不能卖的，所以大箱大箱连好带坏地倒堆在菜市路旁，任人自由拿，我们房东太太也去，我也跟她去了两次，可是拿时总想多拿，拿回来了用不完更烂得怪味，又没有冰箱只好丢，垃圾桶两家用又不够大，所以我以后就不想再去拿了。我喜欢吃猪脚，有一次，五毛钱买了一大锅，红烧起来给骨头去了冻起来可以切了吃，骨头上的筋我就舔舔吃饱了，三天不想吃饭了。
等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教育部的补发川资还没到（两个人九百多美元），北大的薪金也没来，元任才起头有点急了。我说：“你不要痴汉等丫头了，我们还是自己想法子吧。”他说：“第一最快的还是商务印书馆做国语留声片的钱可以要，但是合同上一定要到了哪一期才可以拿多少，我现在赶快给材料弄出来到纽约去灌片子（就是现在所谓录音），可以拿第二期款九百元（一共两千七百美元），但是目前要川资到纽约和住两天旅馆跟吃还须四五十元。”我说：“我们这些金翠等首饰可以卖点用。”元任说：“我一时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卖，我想或者可以拿到当铺去当，因为我以前当过一回照相镜子的，拿一件皮大衣当当好了。”我说：“那太多了，上利多，还是给几条整狐皮拿去看看吧。”于是他就拿了三条狐皮到中国城的一个当铺去，居然当了四五十元（那时的一条狐皮做围巾用的可以值五十美元一条，所以临时要用钱能当出三分之一或半价出来）。各样齐备后元任就打算坐船到纽约（坐船比火车省钱，又不耽搁时间，一夜就到了），去灌第一套国语留声机片的音。
在他临走前我忽然想到要买一架胜家缝纫机器，我可以给带来的一些补子做成手提包，因为在美国店里看见有用两块补子做成一个袋，两边还加两条穗子，上面口子用两个大圆圈来做提手，我就和胡正详两个人去到中国城买了一大些假翠手镯来做把子。机器是月付的，每月只付三元，袋子没有绸里子我就给带出来的各色的衬裙剪了做，所以等元任一走，我就大做起来了。并且楼上七间屋子空空洞洞的，我一个人又有点怕，就连夜不睡做起来（我做饭和做衣都快，现在要做一件衣服我只要两个半钟头就可以做成功了），一夜做了八个袋子。可是没想到楼下就是房东的睡房，第二天一大早房东太太来问我，你丈夫走了，你一夜空咙空咙的做些什么？若要搬箱子可以叫我们帮忙，因为你现在怀着孕，不能多动（他们自己有五个小孩）。我说不是的，我指给她看，她一看见惊奇得不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打开来了，一屋子一地都是零零碎碎的绣花的东西和山东绸的绣货等，我就给我做的手提袋给她看，她高兴极了。我说你要拿一个去，她拣了一个问我卖不卖，我就点点头表示卖，她又看见三件灰鼠脊子的大衣，她指指那个卖不卖？我说卖（我听见她说了两次卖的字，我就可以回她卖字了）。她问我多少钱，我说两百五十元，她问我这个价钱对不对，我连点了几次头，她又问我，你的丈夫不反对吗？我指指东西指指我自己表示是我可做主，但是以后她告诉元任她以为我说是我自己的东西的意思。其实我们从来不分的（因那时灰鼠脊子大衣在外面卖六百元一件，可是是做好了的，做工须一百多元，所以我以后都卖了，没留着自己穿）。他们因为大女儿要出嫁，正想要这个，她当时就拿下楼给她丈夫看，给了我一张支票加了一个条子说明若是不对可以退还（这是教授们的办法，若是商家就不那样了）。
她又说星期六（当日下午）她有一个茶会要我给些东西拿到楼下去可以卖点，那时我还不知卖价，我说你定好了，但是这句英文怎么说呢？正好叶企孙来看我们，我就托他说了。我说我根本不知道美国的时价，请房东太太定，要拿些什么也请她挑好了，不过卖给学校的人应该便宜一点，房东太太高兴得不得了，挑了两大包，她说她再多请些人来吃茶，下午三点叫我下楼去，一切由她做主。四十多个人看见东西非常赞赏，有一位太太说东西太便宜了，叫加价，我的意思是大家照东西给价，不要因为救济我们的缘故给钱，但是我又不会说，所以我就给谁买了些什么都记下来，想等元任回来后要是有的东西卖得贵多了，可以再退钱或加送东西。一个下午下来，卖了二百七十元，零钱我没收，他们一概给了房东太太，她再给我一张支票。
午夜元任回来了，第一句告诉我灌好音了。他就在纽约打电报给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请他照合同付款打电报汇来，因为他走时只留了两元钱给我（这回事情我想王云五先生大约还记得，但是他们那时候只知道我们急了要钱，不知我们当日的情形，所以我写这些回忆录非常有兴趣，就像当年的境况历历如在目前似的）。我对元任说：“你不要急钱了，这里有五百余元的支票。”元任诧异得不得了说：“哪儿来的？”我说：“我没出门就得着了，你放心不是做坏事得来的。”（我总爱乱说，元任总是正经。）于是我就给前因后果说出来，他又好笑，又伤心，觉得他一时的错误累我着急过这种日子，他问我是些什么人买的，我说不知道，只有一个阔太太买了七十多元的（因此这位太太我们以后总叫她阔太太）。
第二天早上元任就问房东太太，她就一一地告诉元任，元任第一道歉做机器闹了他们一夜没好睡，我就在旁边叫元任对她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地板不隔音的。元任说了，她大笑，抱着我叫我“亲爱的太太”，你给美国人的生活估计太高了，住家的这些老房子很少有隔音的（现在很多房子有了）。不要紧，我们因此得着了一大些好玩的事出来，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有这些好看的东西，我见识了不少，我的客人都问我，我要问你太太，可惜她说不出来，将来我们说话都懂了，更可以有好多朋友都会来问你们的各种事情，还会请你太太去演说呢（我现在实在觉得懊悔认识的人太多了）。她又问元任皮桶子（未做成衣服的皮子）那个价钱卖不卖，我赶快对元任说中国话卖好了，不好意思懊悔的，并且她帮了我们这一大些忙，元任做出一点不在意的样子来，就很快地说自然卖，并且这些皮都是老家的，我们也不知原价。我想我们愿意卖了，过后有几家来问还有没有了。我们知道了美国皮子很贵，所以我们就回说没有多余的了，剩的自己留着要穿，其实也不过剩了三件。
三
过了两天商务印书馆的钱也来了，哲学系主任又陪元任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是二百元一次，因此我们的钱就多起来了。但是那种演讲有一个习惯是元任最不喜欢的，就是要穿晚礼服，女人都是长衣服，元任虽知道，可是特意地穿了便服去，主席看见为难得不得了，问要不要另租了换，元任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也可以。主席只得将就过去。可是不久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去演讲，就非穿不可，只得在招待室等，元任的好朋友董时进临时出外租了一套来才换了再上讲堂去演讲（对于晚礼服的事，元任一直反对的，在1946年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國去开会，为国体的缘故没法子只得穿，可是能不穿时总是不穿，自己从来不买。战后再到美国来更没有办这些了，离开檀香山时，陈观胜送了一套，大约在八年前适之在加大来给半年演讲，有一次校长请客，人人都穿礼服，元任没穿，以后适之送了一套很好的也没穿过，现在常常给别人来借，并且西岸没有纽英伦那样在乎，多数不穿晚礼服，连太太们也是短衣服的多）。
在McDousall教授家住了两个多月，房子虽大而不便当。想到有了小孩更不便当了，还有一样三楼没有热气，须每一个房子买煤气炉子，元任又是最怕冷的人（剑桥比北京还冷），买了两个炉子只能暖和两间房子。房东看我们这种情形也觉得不合适，但是两面都因合同的缘故不肯先开口，结果还是我来放炮。我叫元任对他们说，若是我们找到合意的房子，这面我们认他们半年的房租，或由我们找单人的朋友来住。因为房子离学校很近，在第二学期内也容易找人住，所以我们就是出他们的，也不过三个月的房钱（好在这时我们手边有钱了）。两面一说好，我们就进行找房子了。可是难问题还是在我们这方面，因为学校左近的房子，到开学以后就不容易再有空的，从这个学期的半中间去找，真是难上加难。不料真是万幸，只两天就找到Sacramento Place的一所二楼全层，两睡房，一客厅，一饭厅，另有澡房厨房，房东是个黑人，住在三层楼上。但是还要自己烧煤炉，炉子亦要归自己装，须花二百多元，而烧炉子要从地下室去烧，由管子通上来（所以一楼的人从中沾光），每天须跑上下四次，每星期一还得搬一大桶煤灰给市政府收去。好在房钱很便宜，只要三十六元，二年的合同，这算是我们第一个家了（三十八年后现在的杨联陞家就住在同一条街的对面、）。McDousall教授的房子也找到两个学生住了，所以我们也没花钱，我就送了他太太一个金镶翡翠的戒指，她喜欢得不得了。她说我们这些穷教授若不是人家送这个，我们一辈子也买不起。其实我们也买不起，那是元任的母亲我婆婆的遗物，所以我们也不知价就是了。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