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钢

　　早在 1997 年，管理大师德鲁克即断言：“过去十年，日本管理哲学之类的书盘踞西方书市；未来十年，相信与中国管理哲学有关的书将会成为畅销书。”这一切的基点，就是——质量人才的培养。

　　风水轮流转。当年朱兰博士是寄希望由美国人来主导“质量世纪”的，但事实越来越清楚，未来世界将会由中美两国协同主导。所以，Chimerican（中美国）一词的出现，并非把 China（中国）和 America（美国）合并起来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对顺应时代呼唤的自然回应，同时也是一种抗风暴、防萧条的心理上的需要。它起碼向世人表明：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担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制造”身上了。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去应对”而是“如何去应对”的问题。那么，自身检讨一下：我们到底缺少什么？答案是：人才！如果说作为人口大国所产生的优势造就了“生产力时代”中国制造数量上的辉煌，那么，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确保中国制造攀登“质量世纪”的高峰。换句话说，如果不经过培养，大量的人口将成为缩小中国制造的“分母”，反之，则会变成放大力量的“分子”，成为“中国品质”的推进力量。邻邦日本“二战”后的“品质崛起”就是一个鲜活的实例。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的：“日本经济实力世界第二，是日本普及、发展教育所带来的成就。”

　　然而，让人震惊的是，目前培养质量人才居然不入主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就质量教育而言，由于质量管理专业一直没有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从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都没能够引起主流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的兴趣。商学院则深受华尔街势力的影响，学生多蜂拥选择金融、营销等专业，而很少问津运营管理的，基本上无人对制造业感兴趣，甚至学 MBA 的目的就是要脱离制造业。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为例，长期以来只有一两位老师教授运营管理，学生毕业论文每年也只有一两人以此开题，写“质量”的基本为零。

　　只是近几年由于企业强劲的需求推动，将近有 80 所二三流的地方性大学纷纷开设了与质量相关的课程，比如，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工业工程（质量工程方向）等；一些一流大学只好采取与境外大学合作拿外方学校证书的方式办学，比如，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品质管理硕士”；另外，也有一些大学采取与社会力量办学的方式，比如，武汉大学与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合作开办系统内的“质量工程方向硕士学位班”；同济大学与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办“工业工程（质量管理方向）硕士班”。

　　可喜的是，专门从事中国质量检验与计量人才培养的中国计量学院，在三年前得到教育部正式批准开设“产品质量工程”本科专业，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这一专业。而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华尔街大逃离”之后，写运营管理论文的 MBA 学生猛增至 12 人，其中竟然有两位用“质量”开题。从中也可看到舆论导向的力量。

　　就在职培训而言，应分为三个部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质量素养、企业各级管理者的质量管理思维与实践、企业质量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培训。

　　也许由于国家近来并未强调“质量强国”之策，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专门的国务院质量工作会议屈指可数，而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依据也多为“做大做强”的数量指标，质量基本上不在考虑范畴，甚至还存在着“抓质量没饭吃”的低级错误认识，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助长和放纵了各地此起彼伏的质量与安全事故，严重损害了“中国品质”的形象，尤其是广大消费者的信心。所以，所谓“质量第一”绝不是说给下属的，必须要把质量责任赋予组织里的第一把手。

　　对于企业里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基本上靠国际和本土的各种民间培训机构在实施。选择范围不可谓不广，竞争不可谓不激烈。但是，由于质量管理或管理质量是一门实践性、工程性和艺术性都非常强的综合学科，因此，基本上没有几家培训机构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大多是强调某一个方面，因此，培训效果大打折扣。更加有害的是，它大大误导了企业的各级管理者：或误认为它是一种意识，在“质量月”搞搞动员和活动就算重视质量了；或误认为它是一种技术，于是就把质量的责任转嫁给了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或误认为它是一种实践科学，无须学习，自己“实践”慢慢做就行了。

　　正是针对上述种种情形，当年克劳士比大师创立了“品质学院”，并独创了一套针对成年人学校和管理干部培训的模式——“质量教育系统”（QES），不仅广泛应用于超过一半的“财富 500 强”企业，以及美国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还曾为 IBM、TI、GM、摩托罗拉和施乐等集团建立了“品质学院”。在中国，克劳士比学院执着于“致力把‘中国品质塑造成为全球消费者信赖的国际新形象”的愿景，十年来努力用“零缺陷”的语言帮助中国企业提升质量竞争力，从航天航空到家用电器，从汽车到钢铁，从石油化工到软件通信，都能够看到其品质影响力，在业内享有中国品质“黄埔军校”的美誉。

　　我们坚信，中国式的全球质量复兴，是推动完成从“制造数量”向“制造质量”跨越，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质”跨越的关键所在，同时，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又切切实实地发现了一个长期被遗漏或省略的，也是能否转型成功的关键制约要素——质量人才培养的缺失。

　　人才缺失的后果，是“刹车系统”的失灵，必然造成中国制造的“迷圈”。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这个怪圈，从整体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质量管理或质量的幼稚病所引发的。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制造，为何走不出这个怪圈？

　　美国企业的主流价值导向是为股东创造价值，日本企业更愿意为员工谋福利，欧洲企业则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么，中国企业为什么，为做大做强？

　　于是，问题就来了，企业为的是市场第一，不是为消费者，于是消费者被忽视了，员工被忽视了，基层员工流失率非常之高，甚至淡季裁掉了，供应商的利益也忽视掉了，根本谈不上共赢。

　　在这个系统链条中到底看中谁的利益，不知道！无论国企领导人还是民营企业家，似乎目的都很单纯——名利，而做法也同样简单——做大。越大就越有影响力，也就越有成功感，越想成为“神”。唯一能限制他们的是政府，但政府在处理与企业的关系时又时常变得角色模糊不清。

　　可见，这种先天的“零缺陷缺失症”，导致了中国制造的“迷圈”的形成，而后果则是各方面利益的失衡和各种非和谐因素的滋长——企业拼命地挤上高速公路，然后把油门踩到底，一路狂奔，不知疲倦……

　　所以，要想打破这个怪圈，只需要修复长期不用的或重新安装被拆卸下来的“刹车系统”——零缺陷管理系统。只有让油门和刹车取得平衡，松紧适度、快慢可控，才是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或永续成功的不二法门。

　　问题是，做到这些的关键何在？也许，日本质量管理之父石川馨道出了日本人成功的秘诀：“质量，始于教育，终于教育。”而无论是美国品质的 1.0 时代，还是日美品质的 2.0 时代，都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质量教育与人才培养是经济复兴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