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奇友，是我冒昧给他取的名字。他本名张武龄，在龄字辈排列老九，所以在家族里人称老九、九爹、九爷或九哥。但是据我所知，他从未用过这个名字，一直用“张冀牖”三个字。不过，他又觉得“冀牖”二字，笔画太多，有些人不认识“牖”字，更不清楚这两个字的含义，反正不通俗，他就常常简称自己为张吉友。要问他是否有名片？我以为他从不喜欢用名片，但是的确是有的，用“张冀牖”为主，另备一张“张吉友”。两种名片，除姓名外，都是空白。张原籍安徽合肥，“五四”运动后，举家迁居苏州，先在胥门内朱家园寿宁弄租住一所较大的花园公馆，花园内池塘、假山、花厅较有规模。到苏州不久，他就独资办了乐益女校。先借护龙街憩桥巷一个大宅为临时校舍，随即在城中心皇废基买了一块地，兴建校舍，而在校舍西面向南，盖了一排上下各五间的楼房，建筑装修都很不讲究，作为私宅。大门设在九如巷，后来全家搬进去住了。
福尔摩斯的脸形
我是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在长泾旧制高小毕业后，考入了苏州草桥中学（省二中），那时我大约十四岁。由于张冀牖先生（1889年8月13日生）与我胞姐韦均一女士（1899年8月4日生）结婚，从此开始，我读书、生活，以至工作，除了其中三个年头去日本求学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生活在苏州。非常有幸的，苏州成了我第二故乡。
在苏州，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奇人，无疑就是张冀牖！
唉！亲爱的张奇友，恕我只能用拙笔介绍一下您那聪明睿智的容貌了。解放前，市面上出售的福尔摩斯小说，封面上有这位大偵探头像：高鼻子、瘦下巴、头顶微秃，有一双神采奕奕敏锐的眼睛。他习惯手握一个弯柄大烟斗。这幅大侦探的画像，我认为非常像张奇友先生的脸型。当然张先生是不抽烟的。他有高贵的中国知识分子气质，并无洋气。
福尔摩斯好像离开烟斗就不成其为世界大侦探，然而我们的教育家、思想家、“五四”以来的开明民主人士张奇友先生，其聪明睿智、伟大超脱，超出福尔摩斯不知若干倍。他是“五四”以来不同于一般的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绝对地从来不抽任何烟，甚至滴酒不沾口的，而且，这样一个家庭，竟找不出一副麻将牌。
我好多年来接触张奇友，从未发现他有任何一样坏习气。要勉强说有的话，那就是坐马桶时间较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身前凳子上的报纸上。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国际新闻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凭我记忆所及，他每天看的报纸，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以及各式各样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刚钻报》，等等，每天大小报纸总有二三十种之多，都是他要看的。一位有条件、有钱、有时间，特别是有兴趣，或者说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地方大事的人，每天非职业性地看这许多报纸的人，在我生活中所知，张奇友是惟一的。
我们决不可误解以为张先生整天只是看报而已。他最主要的活动还在于阅读书籍，真可以说他是手不释卷的。奇友先生家里藏书之多，在苏州缙绅中不是第一第二，也是名列前茅。40平方米的两间大屋里，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摆得满满的线装书，整整齐齐。我想，其中肯定不乏善本。一个富翁富在藏书上，富在有兴趣、有时间去翻阅这些珍贵的书籍，不能不令人钦敬！同时也可以衡量张奇友这位富翁，真正富在哪里，可贵在哪里。
富在他的精神生活！可贵在他满身满屋书卷香！而事实上还不仅如此，因为，他还是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新人。他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从平等、博爱、民主主义思想出发，而同情普罗文艺思想的、站在时代尖端的新人物！他不薄古人爱今人。他藏书之中更多的还是现代出版的书籍。特别是所有的新书，尤其是各种名著不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一般的文艺作品，应有尽有，而且来得非常及时。
据我所知，苏州闹市观前街上，至少有两家有规模、批进新书及时，而且很齐全的书店：一家小说林，另一家振新书店。他们都和张先生非常熟悉。张先生一进书店，老板、伙计莫不热情接待，陪着在书架前选择。平时书店每逢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上门。张先生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逢节才结算，由张府管账的付钱。
他买的这些书，一句话概括：“五四”以来著名文艺作家的作品，都是最新鲜最富营养的精神食粮。举例而言，鲁迅先生新著，保证一本不漏。其余创造社、狂飙社……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可能别人没有，唯独张奇友先生是一定有的。而且他绝非买来作装饰品摆样子，他都认真地整本整部读过。
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下张奇友思想，我敢说是吸收了当代的新鲜营养，从而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
上海看戏
张奇友先生的藏书和读书，在一个大庄园主、巨额资产者来说，实在是罕见的，这就说明了他的品格和气质。他的藏书中有大量的宋词、元曲、传奇、唱本，各式各样的戏剧论文和各种剧本，其中也包括中、苏、日本最新的剧本。从这里又表明他是一个酷爱戏剧的人。他除了在苏州有新的演出必看之外，还常去上海观看演出，那种狂热的劲头，确是绝无仅有的。
有关这方面的史实，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我知道，因为我是参与者，是他带着我东跑西奔看戏。张奇友带我去上海看白玉霜。白玉霜是和中国老百姓共呼吸的大众艺术家。她一出场的台风能把全场观众都吸引去，屏息半天后，齐声叫好。那天，她下午先在一个偏僻的茶园里演，晚上又在霞飞路一家电影院里演。我们日里看了，张奇友先生急急忙忙带我在街上吃了点东西，赶到那家叫恩派亚的电影院，剧场里水泄不通，和日里情形一样。我过去从没有看过这种戏，只觉得它贴近观众，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与观众的呼吸是吻合的。她有一付好嗓子，唱腔非常动听，有时候与道白糅在一起，更通俗耐听，乡土味重，非常大众化。
他带我专程到上海看戏，除了看梅兰芳等名角的京剧外，更多的是看话剧。就我现在尚能追忆所及，大致看了《五奎桥》《卡门》《阿珍》和《西线无战事》等。
1930年的下半年，田汉先生领导的南国社，在六马路中央大戏院演出《卡门》，奇友先生带我去看。记得主角是俞珊，演员有郑君里、金焰等。情节大概是讲一个烟厂女工同带枪的兵士恋爱与斗争的故事。观众反响热烈。幼稚的我，对台上的一切都感兴趣，但是反动当局要禁演（据史料，南国社不久被封）。
在上海，我还跟奇友先生看了洪深先生的《五奎桥》，演出地点不在市内。我们乘车到郊外，才知道原来是江湾复旦大学在室内临时搭的台，非常低。我记得这个戏从头到尾只有一堂布景，就是一座石桥，桥的这一头的石级观众可以看到，另一头的石级在桥的那一头，靠近天幕。这个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演老地主的袁牧之，好像戴瓜皮帽，穿绸缎长衫，外面穿件绸背心。袁牧之的戏，非常讲究角色外形的化装和表演。他在这个戏里，十指尖尖装了好几个长指甲，一手捧着一把雪亮的水烟筒，一手捏着吸水烟的纸媒，有时居然点着火吸上一口。这个舞台形象使我很难忘掉。戏是复旦剧社演出的，观众很多，情绪始终热烈，而张先生自始至终情绪尤其高昂。
文明戏倒也看过好几个，只记得有个《空谷兰》，别的都忘记了。
多少年来，张先生和我的均一姐，每年要到上海，在新世界饭店住一两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有时也让我去同住。当然看得最多的是京戏。张先生看京戏，一定要看戏码，然后才叫人订座。也有顺路经过戏院，恰遇好戏就兴冲冲临时订座的。
上海戏院门前有“案目”或“带座”，招呼客人非常卖力。他们殷勤接待客人到座位，敬茶，送热毛巾，递戏码单，摆好瓜子糖果。他们大多认识张先生，所以特别小心侍候。有不少次有好角色演好戏，张先生常常大请客，包了前面一二排的座位，把親朋好友都请来看戏。他平时不乱花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很大方。
我记得在苏州看了许多次的昆曲。苏州的昆曲传习所是非常有名的，在昆曲式微的20世纪20年代开办，培养了大批演员，后来都成了名角，支撑了即将没落的昆曲，做了较大的贡献。我从接触昆曲到热爱昆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在上海工作，响应国家号召“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在上影厂接受任务摄制了《十五贯》，可说全是当年受张奇友先生的熏陶。我和“传”字辈的名角王传淞、周传瑛等一大批同志成了朋友。谈起三十多年前，张先生对他们的演出每场必看的情况，十分熟悉。原来传字辈的著名小生顾传玠，还是张先生的女婿！张先生对昆曲是内行，他的子女多能唱能演。
耳朵重听
张奇友先生身体瘦而不弱，惟一的缺陷：重听。人们和他说话就比较吃力，要提高音量，大声说话。可是他才思敏捷，目光灼人，对人察言观色的本事特别高。所以他与人谈话，反应能力不比人差。可以说，他并不全靠听觉。相反，彼此不开口，也能完成思想交流，真是尽在不言中。他喜欢同人在一起，特别喜欢找人谈话，绝不比耳朵好的人讲得少。相反，他的话真多，非常风趣而有分寸。他经常喜欢讲笑话。笑话之多，也是少有的。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一生旷达乐观，有一颗善良的心，爱让别人在生活中多一点快乐。
他听觉被损的原因还是在婴儿时期。他出生后，一直就在惊涛骇浪的船上，整日夜地被喧闹声威胁着，因而耳膜被震伤了。从小受了害，使他自己说话也受了影响，他发音很小，不是太清晰的。那时没有助听器，而张先生从未因此烦恼。他特别爱听戏，除了视觉的享受，他更满足于听觉的享受。在二三十年代，家里就备了少说起码十几种留声机，从最老式到最新式的，无所不有。唱片大的小的不计其数。以京戏为例，从谭鑫培到梅兰芳，无所不包。
他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机，全是名牌，至少也有二十只左右。还有更先进的百代公司的家庭小型电影放映机，刚一问世，张先生就买了一台。当时流行美国喜剧明星卓别林、罗克的影片，大概相当于现今8.75毫米的影片，放十分钟就要换片子。他多次到江阴长泾，穷乡僻壤的岳家探亲，就带了他这个宝贝去传播科学、传播文明。银幕上出现卓别林、罗克，观众捧腹大笑，他也得到了更大的满足。
张先生是有思想的教育家，他还注意天文学。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吗？宇宙间我们以太阳为中心，有系列的恒星和许多流动的星球，包括彗星，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宇宙有几个太阳？”我摇摇头。他说：“天上不只有一个太阳，有几个到十几个太阳。”几十年来，果然天文学家证实了这个问题。
宝带桥的碑
张奇友先生待人接物总是热情而亲切的，从不对下人摆臭架子，相处极为平常。1923年，我的姨母带我们到苏州，奇友先生热情接待，让我们住在闾门外铁路饭店（按现在标准是三星或四星级的饭店）。我感到什么都新奇特别，和我们家乡的生活无法比较。我们住了几天才搬进他的公馆。
有一天，张先生特地带我一人到宝带桥去玩，乘的是什么交通工具，想不起来了。到了宝带桥，我欣赏五十多个桥洞，而他却在桥头徘徊，像在寻找什么。很快，他发现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他招手让我过去看，我听命前去一看：上面写着张树声的名字、官衔和生卒年月，在清朝担任过江苏巡抚，后升两广总督。可能这座宝带桥和他有什么关系。详细情况我记不起来了，现在才想到，张奇友是在怀念他的祖父张树声。他虽然不做官，也要在苏州为老百姓做好事情。
张奇友是1889年出生的，我是1911年出生的，两人相差二十二岁。我到苏州初识他的时候，他三十五六岁，我才十四岁左右。他非常疼我、爱我，经常带我出去玩。特别是给我阅读新的小说、新文学作品、新潮流杂志。即使他不是有意培养我，但是正在刚刚开化的青少年时代，怎能不受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呢？当然，是我自己不努力，不知道勤奋用功，以致到了耄耋之年，回顾一生，惭愧惭愧！
我青年时候，参加过一些进步戏剧演出活动。“七七”事变后，我是苏州抗战后援会戏剧组组长。8月15日苏州被炸，我们组织苏州演剧队，在太湖边上睡地铺、吃大饼油条，艰苦地工作。后来到南昌参加新四军，组织战地服务团。1937—1938年，在贵阳奉命办民众剧场。
1941年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担任第一任理事长。解放后投入电影圈去“触电”，当了电影制片人，有《三毛流浪记》《山间铃响马帮来》《护士日记》《十五贯》《二度梅》，最后调到珠影，拍了《七十二家房客》。前后不到三十部电影，我始终是制片人。
我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我能够参加这些活动，完全归功于张奇友先生的引导，没有他也就没有我这一切！
竭智办乐益
1925年前后，有一天，张奇友带我到乐益，我见到萧楚女。他刚从走廊尽头下台阶，奇友先生马上迎上去打招呼、握手。那时我才十四五岁，和萧楚女见面才一会儿，可是他的形象，却深刻留在我的记忆里。几年之前，我到农民讲习所参观，赫然看到这位烈士的肖像，印象马上在我脑子里再现出来了！虽然当年仅仅是一次握手言欢，见到遗容仍有震撼得我发呆的力量！据查，萧楚女并未在乐益任职，那次是他有公干到乐益的。
同一天，在教员宿舍走廊里，看到一个人拿著一本书在看。张奇友又介绍我认识了张闻天。张闻天亲切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张闻天是何等人物，很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张闻天的历史。
张先生又介绍乐益的教务主任侯绍裘，他是张先生由松江景贤女中请来的。侯是苏南一带党的领导，后来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叶天底是图画老师，是苏州第一个党支部书记。我记不起是否见过他，叶也是位烈士。
张奇友请共产党人办校一事，不仅在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旧苏州，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突出的。试问：“当时谁有如此胆识和魄力，敢把一个辛辛苦苦私人办的学校，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反动王朝唱反调呢？”“四一二”后，第一批共产党人被关被杀，接着又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乐益女中，他们是匡亚明、顾诗灵、郁文哉、丁景清和李平心、胡毓秀夫妇等人。
张奇友捐资兴学，绝非徒慕虚名，他是有抱负、有作为的。他亲手写的乐益校歌，明确写道：“益人益己，与世进大同。”这“进”字，写得多么有分寸！要知道，当时苏州有那么多的学校，有教会办的、有公立的、有私人办的。其中有的把女子中学办成老太婆学校，用军营式甚至监狱式管理，还要女生束胸的呢！张奇友大反其道。他完全知道匡亚明、顾诗灵是何等样人，照样和他们相处得亲密无间。张奇友的确是殚心竭智办学校。
我后来也参加乐益办校。发现张奇友先生最大特点，是经常不断地向教育专家讨教、商议，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苏州，我就常常跟他去访问景海女中教务主任周勖成、一师附小施仁夫、吴县县中校长龚赓禹。他不轻易向外地写信，为了集思广益，他亲自去南京教育部向教育家吴研因请教（乐益女子中学的章程就是吴研因先生制定的）。他和陶行知、廖茂如、杨卫玉、俞子夷等人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张奇友和我常去上海，到了那里，一定要拜访尚公小学校长。
张奇友就是一位虚怀若谷、集思广益的教育家。他有十个儿女（四女六男），都是优秀人才。三子定和是我国名作曲家。小儿子宁和（我胞姐韦均一所生）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与一位比利时姑娘结婚。中国解放后，宁和应周总理之聘任中央乐团指挥。我姐姐韦均一多才多艺，解放后在苏州文史馆工作，任苏州地区考古顾问，她没有到外国享福，在苏州活到九十六岁去世。
我要结束这篇回忆了，我敢说丝毫没有不根据事实写的。不过在写作过程中，情绪非常激动，只好信笔而至，顾不上行文的规则了。
（上文是韦布小舅写我父亲的文章。韦布舅已在1996年7月去世。敬录此文以志哀悼。允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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