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鼎山

　　去美国的航船

　　1947年时，飞美的喷气客机尚未开通航空，我们是乘邮船来美的。从上海到旧金山船行十七天，途中在火奴鲁鲁靠岸一天。我同学中也有乘坐通常客机的，需时至少四天，沿途要在关岛等处停留加油。不过十七天的船行并不令我寂寞无聊。上了船后，就好似进了美国国境，船员当然都讲英语，只有一个华裔能用广东话夹杂了普通话与英语，在扩音机上向乘客报告船上的每天節目：晚上举办舞会；犹太人新年（每年9月）到来，依照犹太人惯例庆祝，等等。千余船客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与遣往美国的犹太难民（约六年后，某天我在纽约街头行路，一位白发老太太把我拦住，用上海话夹杂了生硬英语，问我是不是来自上海。一听我说是，她高兴得把我拥抱住，说她也是来自上海虹口的犹太区）。

　　“二战”时，著名的“总统”号奢华邮船都被政府征用改造为运兵的运输舰。大战结束后，邮船公司才逐渐把“总统”号邮船再度改造，恢复为民用交通工具。但我们所乘的“戈登总统”号尚未恢复当年的豪华，我所乘坐的所谓二等舱，每个房间共有二十个上下铺床位，据说运兵时是连长以上的中级军官宿舍，浴室厕所都是公用的。

　　所谓头等舱是四人一舱，由高级军官占用。至于三等舱呢，那是船底面积广大的统舱。有数百个床位，原是兵士们的睡铺，现改为客船乘客的床位，男女不分，床间只用布幕遮隔。如此情况在今日绝不可能，但是当时战争结束不久，来不及改造，何况船客多是难民与学生。

　　少数“头等舱”客人，都是曾在日军拘留营中吃过苦头返回美国的侨民，如传教士、教师、商人等。吃饭时，三等舱客人像兵士一样，持了盆子排队取食。头等、二等舱客人则都围坐在长桌上由黑人侍者服务。父亲替我购了张二等舱票，并非因为疼爱即将出国的儿子、避免起居不舒服的统舱，而是因为三等舱票已经售完。

　　留学生有公费、自费两种，都须经过严格考试（特别是英语能力）由教育部批准，再由外交部发护照。批准后的好处是，自费生可凭护照购买外汇；当时美元官价远比黑市价低，因此父亲用外汇购置二等舱不算太贵。另外他用官价外汇替我换了九百美元，以为足可作为我在美国居留两年的费用（六十余年前的九百美元今日估计可值两万多美元吧）。密苏里大学因是公家所立（州立），学费不高，而且我尚获有奖学金。当然，父亲与我都未曾想到两年后的国情剧变。

　　未曾预料的滞留异国

　　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不久便邮路不通了），劝我暂时不要回国。而没有家里接济，我像其他美国穷苦学生一样，必须找零工为生。当时，在大学图书馆做工每小时工资三角五分，但在餐馆工作，工资是每小时六角五分。我当然宁愿去餐馆工作，洗碗托盘都干，有时还能取得一两角小费，而且厨头兴致高时，还会给我们一盘火鸡翅或腿食用。

　　且让我在这里把当时的工资与那时日常费用作个比较：那时租房每月十五元，汉堡包每个两角五分，一盒正常午餐六角五分；首轮电影票五角，二轮电影票两角五分，一杯咖啡五分（听说当时在纽约坐地铁，单程是五分，今日纽约地铁价是两元七角五分，涨了五十倍还多）。

　　我出身中产阶级，带有深深的所谓“小资产阶级”观念，而这类观念竟要到了最富有的资本主义美国才能消除，今日想来令我自愧兼喟叹。

　　开初，我在餐馆中穿了白制服去收盘抹桌感到极为腼腆不安，但是看到美国学生也在公然毫不在乎地做如此低卑工作，便慢慢放下心来，不久便去除了这类小资产阶级成见。餐馆女主人夸奖我的工作努力后使我更觉自豪，托了盘子在餐室中大步速行，毫不觉得不自在。这样的经验奠定了我进入美国社会后的自信力。同时，我也有机会与所谓蓝领阶级的美国人，如厨工、女侍者等交了朋友。他们对我毫无偏见，也有两位女侍者对我钟情，但他们与黑人工人却无社交来往。黑人所做的是最底层的打扫清洁工作，其他如洗碗清盘、抹清餐桌、招待客人的工作都给学生们抢走了。如此经验，一两年后便使我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国内中上产阶级的身份。试想，一个自命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富家青年，竟要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去除这类势利成见，这怎么会没有讽刺意义？

　　初抵密苏里校园

　　在1947年至1949年之间，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同情中共革命。我加入了一个基督教留学生团契组织，开会时经常讨论中国时势。某个暑期我去芝加哥近郊参加一个全美性的中国留学生团契年会，发现其领导人物都是中共革命的支持者。后来，有多位搭乘预定的印度客机免费回国，其中有几个朋友在后来的“反右”运动期间吃苦，有的甚至在“文革”时期遭殃。我听悉后非常痛心。

　　在密苏里大学校园中，我交了两个知友，都是向往革命成功的热心者。一位是李绍基，他出身上海富有家庭，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为人方面都非常成熟。我把他作为长兄看，在他领导之下，我们十几个留学生经常举行读书会讨论时势。我钦佩他的理论与讲话才能。他已有了妻子，也是他同学，他们在校园附近一位教授家租用一个房间养育新生婴儿，房东太太对他们很爱护。因此当消息传来（大概是在1951年），他们一家三口竟被移民局逮捕勒令出境，我们听了十分惊惶。听说联邦调查局（FBI）一直在注意他的行止，相信他是中共所派的地下活动分子。

　　他们回国后，我没了他们的消息，直到1955年某日，在《生活画报》（life，乃是当年最流行的美国图片刊物，后因不能与电视竞争而停刊）上看到噩讯。那是第三世界各国在印尼万隆举行会议，李绍基乃是周恩来总理随员之一，在一架先行飞往印尼做准备工作的专机上失事丧生。《生活画报》所登的新闻图片有一张是“哀悼李绍基烈士”的。我认出了他的笑容，伤心不已，一面又担忧他的遗孀与孤儿的生活。

　　另一个要好的朋友是回国后任过周恩来的译员、协助筹备创刊中共首份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冯锡良。我第一天到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校园，首先见到的就是这个善良、友好的中国面孔。他一听到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更是亲切，指导我如何找寻住所（学校宿舍已完全客满），等等。第一日我所住宿的是当地最昂贵的“老虎旅馆”（Tiger Hotel）。密大的橄榄球队取名“老虎队”，因老虎乃是密大的吉祥物。于橄榄球（美国人称为足球）季时，老虎队与他校球队比赛，老校友大群回来观看，多要住在老虎旅馆。我当时不知详情。旅途疲倦，在城中心找到的第一个旅馆就住了进去。招待者很客气，因球赛季尚未开始，生意平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最昂贵的旅馆。

　　“戈登总统”号船行十七天后到达旧金山靠岸（其实我所踏足的第一处美国国土是夏威夷岛的火奴鲁鲁，其时那里还是美国属地，尚未成为夏威夷州）。我去当地著名的唐人街游玩，吃到了多天未尝到的中国菜，到旅行社去订了前往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城的火车票（当时飞行尚不普遍）。车行四天，但沿途看了不少西部景色，以后再无机会观此，直到四十二年后退休之后。

　　四天的车行，到了哥倫比亚后，我看到第一个迎上前来的中国人当然很高兴。冯锡良那时已来校数年，对当地情况很熟，而且交友广阔，两度被选为校中国际学生所组织的环球同学会会长。他的英文学识令人肃然起敬，许多外国留学生也很爱戴他。他在校中娶了一位也是来自上海的女同学玛格丽，毕业后他们一起回国服务。20世纪80年代我经常回国，某次曾到他家做客。那时他好像已是《中国日报》或英文《北京周报》主编。玛格丽不久患乳癌逝世。锡良后来娶了一位美丽贤惠的李女士去夏威夷养老。

　　锡良于2006年回国时在北京逝世，生前他得过联合国与各种国际荣誉。1985年他获全国首届总编辑“慧眼奖”奖杯。但我觉得他所感到最大的荣誉当是1984年母校密苏里大学颁给他的“密苏里新闻事业卓越功勋章”。遗憾的是，我当时因妻病未能以校友身份去参加密大颁奖典礼。我想也正是那一年，他得以顺道来纽约我家回访我。

　　开始留学生活

　　我进了密大新闻学院后，首先感到的便是人生地疏，讲英语不流利，不能与同学相竞争——特别是在被教授派出做外勤实习之时。我开始很觉难堪，后来也习惯了，而且被采访的人们往往非常客气；同时，由于他们对当时中国情况的好奇，反而把我当作采访对象来向我问询。

　　除了选读新闻学主课以外，我也在英文系选了几门课。我对读书的兴趣使我将图书馆当作了书房。新闻学院本身的图书馆不大，但是它所搜集订阅的各地大报范围极广。在这里，我开始迷上《纽约时报》，养成每日必读的习惯，此后就六十余年未停息（到了纽约后，我自订《纽约时报》，每天早晨送到我的公寓房间门口。我一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开门拾报。出外旅行时，我则叮嘱门房替我收集。回来后花了时间将这些天的积报迅速浏览一遍）。新闻学院所订世界各地的报刊，以及美国各大城市日报与杂志极多，增长了我的知识，这些后来对我为国内刊物写作取材很有帮助。

　　我更喜欢我们大学里的总图书馆。由于我是研究生身份，进出藏书库非常容易，可以自己找书。每个研究生都有自己专用的书桌作为研读与写论文之用。我还记得在此书桌上我完成的一篇莎士比亚论文，很受莎士比亚专家教授的欣赏。这位老教授经常邀我前往他家过节（感恩节、圣诞节等）。某次他告诉我，在他当学生期间，曾与一名也是姓董的同学交好，问我与之有没有亲戚关系，可不可以替他代为联系。此事我会详谈。

　　当时（1948年），美国颇出了几位后来得享盛名的大作家。在这几位“二战”结束后的青年作家中，有两位我特别注意。某日我进入总图书馆大厅，见到橱窗内有两本新书，两位作家的照片皆具有不平常的吸引力。一是满头鬈发、神态粗犷，好似要找人打架；一是金发蓝睛、面目姣好，横躺在长椅上，两眼盯住你，好像与你调情。

　　今日美国文学读者马上会认出我所描述的两位作家是谁。前者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他的以作战经验为主题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and the Dead）当时刚问世；后者是被公认为同性恋者的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新书名为《别的声音，别的房间》（Other Voices， Other Rooms）。这两本是他们的处女作，立即受到读书界佳评，被列入畅销书单。

　　还有一位我在图书馆书库中“邂逅”的著名作家是当时在百老汇已出了风头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Tenessee Williams）。我的戏剧课雷蒙教授推荐我阅读正在百老汇演出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的剧本。雷蒙教授还顺便指出威廉姆斯也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我好奇心大发，前往藏书库中找到本校毕业生所写留存的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果然，在硕士论文书架上，我找到了田纳西·威廉姆斯一篇以剧本作为论文的原本，是用打字机打出的，并有作者签名与其他笔迹。据我记忆，这部剧本之名是Candles fo the Sun，好像是写于1936年。看到一位已享大名的剧作家处女作剧本的原始打字稿，是一件很兴奋的事。

　　这三位我初到美国时即发现的大作家如今都已去世。威廉姆斯（1911—1983）享年72岁，也是位美国文化界著名的同性恋者。某次他与另一著名同性恋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应肯尼迪总统之邀去白宫做客。两人在花园中指手画脚地谈话，看见肯尼迪俯在栏杆上所凸出的屁股，大表欣赏地取笑（他们的谈话给站在一旁的另一作家听到）。卡波蒂年寿很短，不到60岁（1924—1984）。他的同性恋癖更是明显，举止行动正如上海人所说——“有点阿姐式”。他常是纽约高等社交界宴会中的贵客，有时借用那些名士贵妇作为写作材料，讽刺过分，终被社交界唾弃。

　　梅勒则是一位喜爱女性的男子汉，酗酒，爱交朋友，结婚离婚多次，女友众多，最后所娶的是一位南方乡村出身的少女，她因身材美丽苗条而成为时装模特儿。二人站在一起，男矮女高，男老女少，很不相称。他的寿命较长（1923—2007）。他去世后，他的爱妻曾写出一本回忆录做纪念。据她说，她的写作完全是因丈夫教导鼓励而成。1960年时，我曾与梅勒初次相会。那时，我常于周末去格林威治村朋友处，与兴趣相似的青年人厮混。某次，一位青年作家建议大家去参加梅勒家的派对。当时的惯例是，你只要带了一瓶酒，即使未受主人邀请，亦可前往，主人一般是来者不拒（英文名称是“crash the party”）。那位建议者与梅勒也只有一面之交。我们三人便合资购了一瓶威士忌前往。我还记得，当时梅勒手持酒杯站在门口笑眯眯地欢迎客人。那晚派对详情我记不起了，印象最深的是次日《每日新闻》封面附了照片的新闻：梅勒酗酒，刺伤发妻。此事想是在我们离开后所发生。妻子没有起诉，梅勒也没有坐牢。不过此项事故后来成为女权主义者攻击梅勒的把柄（1960年时他已出了三部畅销作品），也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注脚。

　　我在密大新闻学院所选的几门主课，都是最起码的基本常识：采访（如何询问，以求获悉通常易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写稿（态度必须客观，不渲染，不夸张），编辑（尽量去除文章中的虚字，文字必须简洁明快），做标题（如何找出字母尽可能少的词，在小小面积中抓住新闻要点）……我在上海虽已有记者采访经验，但是用另一种文字来执行编辑与做标题的任务就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也选了一门“特写”（feature writing），即是如何写专题报道。

　　在美国报纸发表

　　陈独秀文章

　　这方面我有过经验，用英文写“特写”与用中文写，在特点与体例上并无不同。这一门课教授所定的规矩是：学生在课上所写的专题，可向正式报刊投稿。如被选中发表，你在学期结束后的成绩可升一等（例如，你如得到B，在报上发表后，B升至A）。那年（1948年）正是国共内战爆发剧烈之时，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关心。我心血来潮，在班上写了一篇约三千字的有关陈独秀生平的报道，教授看了，鼓励我向报纸投稿。我选了美国中西部著名大报《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投稿，不久就收到编辑来信接受，并附了一张十五美元支票。我向教授报告后，他与我同样欣喜，把我的分数从B+（乙上）升为A+（甲上）。我向朋友们炫耀，花了这十五美元请大家吃了饭。

　　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在美国报刊发表稿件的经验。

　　莎士比亚专家韦斯特福尔教授与他的家人在《堪萨斯城星报》上看到我所发表的文章，也兴奋不已，鼓励我继续努力。他问我在上海时的新闻界经验，我告诉了他，并说自己眼下还是非正式（没有工资）的《东南日报》记者。他忽然笑逐颜开，问我当时国民政府的驻美高官Hollington Tong是不是我的本家。我说Hollington Tong（董显光）与我同姓，虽然他姓氏的英文拼法是Tong，我的拼法是Tung，他不是我的本家；但我知道他是密大新闻研究院老校友。当年他于密大毕业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当过新闻官。韦教授笑嘻嘻地说，他与董先生在校中是同窗好友，叮嘱我有机会向董先生问好。

　　两天后我就用此题材写了一篇专题报道，寄《东南日报》发表。不料，身处华盛顿的董显光果然看到此文，写了一封信向我致谢，并问韦教授近况。我把此封英文信转交韦教授。这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友终因我的帮助重新取得联系，令我非常高兴。

　　在我出国前一星期，上海出版界友人把我用令狐彗笔名所写的几篇小说结集，取名《幻想的地土》。那晚，在李君维（笔名东方蝃蝀）家所开的告别派对中，我把自己的第一本作品分送友人，只留下一本帶到美国去。当我把这本小册子拿给韦教授看时，他大为好奇，细细察看，问我各种有关中国文字的问题。我终将书赠给了他。

　　四十余年后我回国时，我四弟名山的一位朋友在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找到了一本《幻想的地土》，替我拷贝了一份，我惊喜交集，结果由老友沈寂取去交上海百家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书名改为《最后的罗曼史》，因我加了一篇后来在纽约所写的小说。听说这本书没有销路，追不上当年的令狐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