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1918—2017），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夫人，被誉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七十多岁学电脑，近八十岁还给博士生上课，81岁时创办中关村大讲坛……2017年1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进入人生的第九十九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六十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不同体重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前清遗老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七十多岁学电脑，近八十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十多年，开设了六百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
沉重的努力”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过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李佩先生六十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懷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
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唱的：“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乐曲。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李佩到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四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三十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六十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 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全程用全英语做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刚剛“文革”结束，人才匮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八十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七十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北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只有一次，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马石庄心里一咯噔，李先生从没开过口啊。
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有时，上海大学的博导戴世强带来了苏州豆腐干，顾淑林先生带来了大凉山苦荞米，李佩送给卢鼎厚教授月饼，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分享美食，交流怎么使用微信。
只是，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买一瓶瑞典进口的药，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
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六百多场，每场两百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她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讲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研讨会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喜欢音乐、年轻时编排过《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春节时，李政道用炭笔画虎、画狗，当贺年卡送她。他俩认同：“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
她反对大学扩招。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她反对中国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反对“北大要把三分之一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以前這句话常从郭永怀的嘴里说出来，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
在她九十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二十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二十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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