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

　　我家“外子”逼我写点关于沈二哥同三姐的事，他说：“海外就你一个亲人与他们过去相处最久，还不写！”我呢，同他们相别三十一年，听不完，也说不完的话，哪还有工夫执笔！虽回去过一次，从早到晚，亲友不断往来，也不过只见到他们三四次，一半还是在人群中见到的。

　　如何开始呢？虽是三十一年的点滴，倒也鲜明。关于沈二哥的独白情书故事，似乎中外都已熟悉。有的加了些善意的佐料，于人情无不合之处，既无伤大雅，又能增加读者兴趣，就不在此加注加考，做煞风景的事了。

　　1932年暑假，三姐在中国公学毕了业回苏州，同姐妹兄弟相聚，我父亲与继母那时住在上海。有一天，九如巷三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的羞涩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家中并没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并未通知三姐。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他写了很多信给三姐，大家早都知道。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说：“三妹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进来坐坐等着。” 他怎么也不肯，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二姐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至今仍然如此。等三姐回来，二姐便劝她去看沈二哥。三姐说：“没有的事理，去旅馆看他？不去！”二姐又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于是三姐到了旅馆，站在房门外（据沈二哥的形容） ，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一字不改地如小学生背书似的：“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一同回到家中。

　　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的著作。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三姐觉得礼太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说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像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了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 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家小五” 字样。

　　第二次来苏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 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最后，三姐说：“沈先生，我累了，你去吧。”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张兆和、沈从文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会见后，爸爸同他很谈得来，这次的相会，的确有被相亲的意思。在此略叙叙我的爸爸。

　　祖父给爸爸取名“武龄”，字“绳进” 。爸爸嫌这名字封建味太重，自改名“冀牖” ，又名“吉友”，望名思义，的确做到自锡嘉名的程度。他接受“五四”的新思潮，他一生追求曙光，惜人才，爱朋友。他在苏州曾独资创办男校“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已多，女校尚待发展，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女中。贫穷人家的女孩，工人们的女儿，都不收学费。乐益学生中有几个贫寒的，后来都成了社会上极有用的人。老师有的现在已成当代有名的教育家或“党” 的领导人。爸爸既是脑筋开明，对儿女教育，亦让其自由发展。儿女婚姻恋爱，他从不干涉，不过问。你告诉他，他笑嘻嘻地接受，绝不会去查问对方的如何如何，更不要说门户了。记得有一位“芳邻”曾遣媒来向爸爸求我家大姐，爸爸哈哈一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便无人向我家提亲事。所以我家那些妈妈们向外人说：“张家儿女婚姻让他们（自己）去（由） ，或是（自己）（ 由） 来的。”

　　说爸爸与沈二哥谈得十分相投，亦彼此心照不宣。在此之前，沈二哥曾函请二姐允和询爸爸意见，并向三姐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二姐给他拍发一个电报，简约地用了她自己名字“允”。三姐去电报中却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三姐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于是从第一封仅一页，寥寥数语而分量极重的情书，到此时为止，算是告一大段落。

　　1933年初他们订婚后同去青岛。那时沈二哥在青岛大学教书、写作。暑中杨振声先生约沈二哥编中小学教科用书，与三姐又同到北平，暂寄住杨家。一天杨家大司务送沈二哥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有一张当票，即刻交给杨先生。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杨先生于是预支了50元薪水给沈二哥。后来杨先生告诉我这件事，并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1933年9月9日，沈二哥和三姐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三姐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沈二哥穿件蓝毛葛的夹袍，是大姐在上海为他们缝制的，客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朋友，家中除大姐元和、大弟宗和与我外，还有晴江三叔一家。沈家有沈二哥的表弟黄村生和他的九妹岳萌。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小院落，有一枣一槐，正屋三间，有一厢，厢房便是沈二哥的书房兼客厅。记得他们结婚前，刚把几件东西搬进新房那天夜晚，我发现有小偷在院中解网篮，便大声叫：“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二哥亦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亦大声答话，虚张一阵声势。乃至开门赶贼，早一阵脚步、爬树上屋走了。

　　后来发现沈二哥手中紧紧拿了件武器——牙刷。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四壁空空，不像后来到处塞满书籍与瓷器漆器，也无一般新婚气象。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的气氛，是梁思成、林徽因送的。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困穷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使家中所剩无多，总是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记得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定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来告急，沈二哥便向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地，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一回头四十多年，靳以与宗和都已先后过世了。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到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我同九小姐住一间，中隔一大帷幕。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南面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我坐在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我们伙食饭账。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傅斯年、李济、罗常培或来吃饭，或来聊天。院中养个大公鸡，是金岳霖寄养的，一到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

　　那时沈二哥除了教书、写作外，仍还继续兼编教科用书，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沈二哥、汪和宗与我经常在那小楼上。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解，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同我是整工。后来日机频来，我们疏散在呈贡县的龙街。我同三姐一家又同在杨家大院住前后楼。周末沈二哥回龙街，上课编书仍在城中。

　　由龙街望出去，一片平野，远接滇池，风景极美，附近多果园，野花四季不断地开放，常有农村妇女穿着褪色桃红的袄子，滚着宽黑边，拉一道窄黑条子，点映在连天的新绿秧田中，艳丽之极，农村女孩子、小媳妇，在溪边树上拴了长长的秋千索，在水上来回荡漾，在龙街还有查阜西一家、杨荫浏一家，呈贡城内有吴文藻、冰心一家，我们自题的名胜有：“白鹭林”“画眉坪”“马缨桥”等。

　　1941年后，我去重庆。抗战胜利后我回苏州他们回北平，1947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住在他家甩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书籍漆盒外，充满了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他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及至到手后，又怕三姐埋怨，有时劝我收买，有时他买了送我，所以我还有一些旧纸和青花瓷器，是这样来的，但也丢了不少。

　　在那宿舍院中，还住着朱光潜先生，他最喜欢同沈二哥出外看古董，也无伤大雅地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了，我想邀孟实陪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同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总比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落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他虽喜欢收集，却不据为己有，往往是送了人;送了，再买。后来又收集锦缎丝绸，也无处不钻，从正统《大藏经》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他把一切图案颜色及其相关处印在脑子里，却不像守财者一样，守住古董不放。大批大批的文物，如漆盒旧纸，都送给博物馆，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他脑子里。

　　这次在大陆见面后，不谈则已，无论谈什么题目，总归根到文物考古方面去。他谈得生动、快乐，一切死的材料，经他一说便活了，便有感情了。这种触类旁通，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象，又敢于用想象，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他说他不想再写小说，实际上他哪有工夫去写！有人说他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那才可惜！

　　1980 年12 月5 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