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

　　汤加是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南太平洋岛国，距离北京大概一万公里。由于路途遥远，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名，也没有和这个国家发生过什么联系。但事实上，这里有五六千名中国人，大部分经营超市、餐馆和小生意。汤加每年有一两亿美元的侨汇，汤加人天生爱消费，中国人天生爱挣钱，所以这些侨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人。但挣了钱的中国人一不在岛上投资，二不在岛上置业，三不在岛上消费，而是全部汇往了国内，因此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

　　2012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中国在汤加的影响力：中国持有汤加62%的外债，汤加欠中国两家国有银行的债务相当于经济规模的四分之一。在这里，很容易找到中国援建的体育场、议会大厦、政府办公楼、警察局等大型工程。但汤加人对此心情复杂：一方面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心存好感，另一方面却对华人移民的涌入抱着排斥的态度。另外，中国援建的道路有些没有应有的排水设施，结果下雨时路边房屋都被淹了；宏伟的公共建筑也不适应热带海洋性气候，无论是空调费还是维护费都很高，这也让汤加人有些失望。

　　另一个例子是伊拉克。2003年，美国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在伊拉克驻军，大家都认为美国是无利不起早，无非眼馋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因为伊拉克探明石油储量约1150亿桶，约占全球探明总储量的10%，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居全球第三位。但伊拉克战争结束十几年来，中国却成了伊拉克石油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伊拉克战争结束至今，伊拉克政府共进行了四轮石油对外招标，中国已成为伊拉克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最大的单一投资国。中石油于前两轮招标中获得了伊拉克南部的鲁迈拉、哈法亚两个油田的标，还通过早期与伊拉克政府的协议，以旗下公司参与运营巴格达中南部的艾哈代布油田；中海油获得同属南部的米桑油田权益，并于2012年进入项目回收期；中石化则于2009年通过对瑞士Addax公司的收购交易，获得基尔库克地区的油田权益，是中国公司在伊拉克北部唯一的石油项目。

　　除了石油之外，中国在伊拉克的投资还包括上海电气在伊拉克的发电项目、中兴通讯在伊拉克的电信设施项目、中国建材承建的水泥厂以及中水电等中资承包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等。目前，中资企业在伊拉克的员工约一万人。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在伊拉克从事商贸、餐饮等生意。目前，来自中国的服装、工艺品、自行车、五金、文具、玩具、日用百货、电脑配件等日用品在伊拉克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以上。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就认为，B&B（北京和巴格达）贸易轴心正在形成。

　　中国在汤加和伊拉克的存在和影响力，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自2001年提出“十五”计划开始，中国启动了“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2003年至2012年这十年间，我国海外投资增长速度平均是41.6%，于2012年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而同期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175.86亿美元，两者的差额正在不断缩小。2014年6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英国发表重要演讲时说，2015年至2020年这五年我国对外投资将要超过5000亿美元。

　　但正如汤加的案例所展示的，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高歌猛进中，风险和烦恼也如影随形。“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志斌在2014年的一次主题论坛上表示。

　　政治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对的是政治风险，具体而言，就是相关项目是否给你做、承揽之后又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各国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虽然大都进行招投标，但显然并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在招投标过程中，双边的政治关系、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企业背后的政府支持，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这方面比较早的案例，是2005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优尼科石油公司铩羽而归的案例。当时中海油的报价是185亿美元，超出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的报价约10亿美元；而就在此前的十几天，海尔也宣布放弃以128亿美元收购美泰克；2005年，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英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马可尼公司展开了兼并谈判，但其后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音信全无；2006年，中国移动以53亿美元左右的报价竞购米雷康姆国际移动通信公司，却中途放弃；2011年9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参与建设、投资额达36亿美元的缅甸密松电站工程因为缅甸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被突然叫停。

　　而在2014年，土耳其军购案的无疾而终和墨西哥高铁招标结果的被取消，是较新的两个案例。自从2013年下半年土耳其公布将会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购买远程导弹防御系统以来，土耳其对华军购的协议一波三折，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能够成功签订，这与来自北约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而中国铁建参与的墨西哥高铁项目，更是在宣布中标的三天后被取消，这同样和墨西哥国内政治的变化有关。

　　中国企业承揽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未来也可能面临政治上的考验。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能在2014年12月22日开工，关键是总统奥尔特加的支持。奥尔特加是游击队领袖出身，对中国比较友好，再加上振兴经济的考虑，所以青睐中国公司。但尼加拉瓜反对派一直批评奥尔特加及其家族通过此项目收受回扣、中饱私囊。此前几个月，因为运河征地问题，尼加拉瓜相关地区的农民已经进行了两次示威，并和警察发生混战。而尼加拉瓜会在2016年进行大选，一旦奥尔特加下台，加上民众的反对，运河项目能否继续就面临变数。

　　对于企业海外投资来说，政治风险差不多是不可控的，因为它更多来自两国的政治关系。要化解这种风险，更多要靠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斡旋能力。

　　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则主要体现在环保风险和盈利的风险上，这些都跟一些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国内养成的不好的习惯有关。

　　2013年6月发生在加纳的中国人非法采金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加纳原本叫作黄金海岸，黄金开采有悠久的历史。最近几年，随着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不断飙升，加纳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淘金者的梦想之地。但根据加纳法律，25英亩（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以上的金矿为大矿，可由国外公司开采；25英亩以下的为小矿，只能由加纳本地人开采。而由于中国采金公司、机构普遍规模较小，大部分原本无法拥有开采许可证，于是他们就钻“外国人可以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设备保证”这一条法律规定的空子，并使用贿赂等手段把相关的手续摆平。更糟糕的是，这些采金者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

　　尼加拉瓜运河也有环保方面的隐忧。运河要经过尼加拉瓜湖，该湖的平均深度在10米左右，小于大型货轮通航所需的25米，需要进行湖底加深作业，这会对湖泊水质和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而人工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可能会引发物种入侵等生态灾难。此外，运河还会经过一个著名的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是120余种动物的家园。随着工程的全面推进和环保问题的进一步显现，尼加拉瓜政府和民众的态度都可能发生变化。

　　盈利风险则要求企业在招投标阶段注重经济效益，不做赔本买卖。现在，大量国企到海外投资，很多时候秉承的是一套好大喜功的逻辑：以极低的价格投标，只求中标以彰显政绩吸引眼球，赔钱也要赚吆喝。

　　2009年，中国铁建以17.7亿美元承揽了沙特的麦加轻轨工程，这一价格甚至远远低于沙特当地铁路建设公司27亿美元的出价，最终这一“中沙两国的标志性项目”亏损41亿元人民币。2014年，中国铁建又投标墨西哥高铁工程，210公里高铁建设的合同额仅为178.53亿元人民币，而117公里京津城际高铁的建设费用是197亿元。墨西哥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其高铁项目里程比京津城际多了近100公里，但前者的投标价格居然低于后者。可以预测，如果承建，亏损至少在百亿元以上。幸好投标结果最终被墨西哥政府取消，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恐怖袭击的风险

　　1994年8月15日，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一名工程人员和一名翻译被恐怖分子枪杀，这是已知的较早发生的针对中国平民的恐怖活动事件。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类事件往往针对的是中资机构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手段残忍，导致的伤亡人数多，并伴随着政治目的，发生地点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反恐前线国家和非洲为主。而在2014年，类似的事件发生了多起：4月18日，两名中国工程师在苏丹西科尔多凡州遭武装分子绑架；5月中旬，10名中国工人在喀麦隆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5月21日，一名中国工程师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遭枪手射杀。这显示了这类事件的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发生在非洲的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事件这几年有明显增加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对外战略以革命和意识形态为先，不需要在全世界找能源，也没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在处理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不但没利益冲突，而且经常勒紧裤带给予大量援助，因此在那个阶段，中国不是恐怖袭击的对象。但到了今天，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与其他国家和群体的利益碰撞非常频繁，遭到报复和打击也就不可避免。除非中国退回到封闭状态，否则就得面对这样的现实。就像20世纪70年代在海外被绑架的大多是日本人一样，这是个无可避免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对于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来说，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即使有风险也必须留在那里。中国近年来的能源需求急剧增加，2013年9月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这种情况下，在全世界寻找能源就成了政府的急务，而国企是当然的推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一些地方的安全环境有一定风险，这些企业也必须迎难而上。在类似的利益面前，很少有国家会因有恐怖袭击而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