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丽

　　一

　　父亲去世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想死的人，总说不想活了。

　　父亲最后一个工作是司机。

　　他退休时还没有私家车，等有了私家车，他年纪大了，退休后，他没再开过车。不过，无论骑自行车还是后来的三轮电动车，他一律在快车道行驶。

　　有一次他被警察拦住，那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他说，小伙子，你什么都不用说！你要么把我扭送到相关部门，要么放我走。我早就不想活了。

　　他说“扭送”，这是“文革”的老词儿。他不喜欢“文革”，却怀念过去，总体上认为今不如昔。在他的暮年里，他经常说起的都是前半生的得意之事。可惜，在他的一生里得意无多，被他藏在肚子里的失意和苦闷一点点渗出的毒汁，腐蚀了他的生活，一点点吞噬了他的当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一种不高兴的底色。这不高兴反复发作，像一颗反复爆炸但没有杀伤力的炸弹，周围的人没有因此更关注他，相反觉得他别扭、可笑。

　　四十多岁时，他就经常提到衰老和自杀，那时他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老了，自己提前备点儿药，到时候一吃，一了百了。他常这么说。

　　发现患癌症的前一年，肠胃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折磨他。最严重的时候，住院治疗了一段。病因很清楚，他总给自己当医生，一有病就买药吃，常常同时吃十来种药。药，把他肚子里的菌群弄乱了。

　　有一次，他望着污浊的窗口，对我和哥哥说，他留的那药片儿找不到了，不然，何必受这份儿罪呢！说着，说着，他已经满眼泪水。

　　我们安慰他，但心里都在嘲笑他。也许，我心里把他当成了一个蹩脚的演员。因为他是父亲，我不把这样的话说出来。

　　上大学后，我开始读心理学的书籍，从弗洛伊德到后来的荣格、布洛姆、魏宁格等。我喜欢用积累的心理学常识揣摩自己、他人。但我从未把父亲放到这个层面上琢磨过，尽管我早已感觉到他的忧郁。

　　假如，他是我邻居，是一个我熟识的邻居老头儿，我也许会跟他像朋友一样聊聊。

　　他不是邻居老头儿，他是一个与我有关的人，又像是与我无关。我无法走近他，就像他也无法走近我一样。忽视他的心理状态，不是我的意愿，却本能地这么做了。母亲有病后，父亲的心理状态十分糟糕，到了我们无论谁都无法忽视的时候，则只能忍受。这“忍受”经常被自己误读为“宽容”，“爱的一种方式”，诸如此类……当我认出这些误读时，父亲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二

　　为了不让父亲继续吃那么多西药，一个朋友冒充营养师和他见了面。他们单独谈了好久。之后，我和这个朋友在一个朝鲜风味饭馆见面，听他复述父亲所说，我的无助在烤肉香味里，如飘浮的尘埃，与烟共舞。

　　你爸很痛苦！这是扮演营养师的朋友，告诉我的第一句话。

　　我告诉他，他病的最根本的症结是心情不好，难得高兴……你爸听了差点掉泪……他反问我，这生活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朋友说完这句话，我的泪水上涌，父亲居然跟我想的一样。这生活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一对绝望的父女，他的妻子，我的母亲，也在病危状态下……我们在尽各自的责任，扮演着亲人……我们却无法像真正的亲人那样，走近，真正地相依。

　　你爸懂的西医常识比我想象得多，我从他的痛苦入手，给他讲了中医的道理。人不高兴，整个身体器官的运转就会受到影响，再加上年纪大了，循环缓慢，这样，身体里的毒素代谢不出去，就会产生病……

　　因为母亲首先被确诊的癌症，我们都惊慌了，完全忽视了父亲的病。他病得更重，最终也先于母亲离开了人世。

　　总之，父亲完全被这位朋友说服了。他同意停止他正在服用的各种西药，开始吃朋友推荐的美国产的植物性的营养药，调节肠道菌群，调节神经和睡眠，养护心脏，等等。

　　吃药的第一周，效果非常好，他觉得，他的所有状况都得到缓解了，逢人必提这位朋友，无比赞赏。第二周，他期待的更大的改善没有到来，他进入怀疑期，我要他再坚持一周，看看效果。第三周，他开始不安，偶尔变得狂躁。最后，他愤怒了，认为那个营养师是骗子，于是，恢复了所有的西药。

　　父亲不是一个懂事听话的邻居老头儿，他的所为都变成我无法帮助他的借口。

　　三

　　我父亲1931年出生在河北一个穷苦人家。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一个市级医院当八级电工。当时，他是医院里唯一的一个电工，有公家发的自行车。小时候，我经常半夜被敲门声吵醒，每次都是叫父亲的，一般都是手术室或者急诊照明出了问题。他工作做得很好，唯一出了问题的地方，是跟负责行政的领导总有摩擦，起因往往是他为群众争取利益，比如分房子、涨工资等，因为他在工会有点儿小职务。

　　“文革”时，他加入了某个派别，当他发现那些人把人往死里打，而且被打的人在他眼里都是好人，他便退出了。“文革”结束后，追究那些造反派时，父亲觉得时间证明了他的正确。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不仅仅是当个好人，最好是当个有钱的好人。20世纪80年代初，我上大学时，他已经有三万元的积蓄，据说，那时一万元便可以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他命里没财，也没有发财的远见，他尝试做的所有生意，都失败了。进入2000年，他的三万元还是三万元。

　　股票和基金迅速发展时，我给他两万元让他买基金。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的。他非常高兴，日子变得充实起来。最后他赚了十多万元，这个成绩，短暂地把他从不如意的低谷中带了出来。每次家里人出去吃饭，结账前，他总是掏出钱包，说他请。每次我都拦住了他，他笑着再把钱包揣回口袋。嫂子调侃他，让他以后不要总掏钱包，来来回回麻烦。他笑着看别处，然后对我说，下一次一定我请。

　　他请客的那次，我们选了一个中等价位、性价比很高的餐馆。买单时服务员问他开发票不，他一摆手，气派很大；服务员又问他要不要赠品，他再次摆手，非常豪爽。离开饭店时，母亲私下对我说，我从没看过你爸这么高兴。

　　美国电影《大买卖》开场中，有句台词说，对钱的热爱，是推动这个世界的动力。对这种爱，上帝一定是过于留意了，他赋予爱钱之人的钱财，一直十分吝啬。我也见过比我父亲更聪明的人，一次次被钱绊倒，直到爬不起来为止。

　　父亲过世后，有一次跟儿子说起他，孩子对姥爷的总结提醒了我。他说，姥爷这辈子不容易，年轻时，生活就开始从高处往低处走。父亲二十多岁时，在东北局工作，整天带着枪和介绍信出差。他对外孙多次谈起的都是这些，他在上海住的和平饭店，南京吃的盐水鸭，杭州的西湖，哈尔滨的友谊宫等……东北局解散，他到了卫生局，工作遇到了瓶颈。他开始学技术，然后到医院当了电工。最后因与医院领导不和，他又学习开车，考到证后，转到一个工厂当司机。他从这个工厂退休后没多久，工厂就倒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拿到二百多元的退休金……直到最后，他的退休金涨到了一千元，也只有母亲退休金的三分之一。当年他们都在那个医院工作，那时，父亲的工资七十多元，是母亲工资的一倍。挣高薪的父亲经常拿母亲微薄的工资开玩笑。

　　这些玩笑调侃，随着时间，渐渐失去了可笑的成分，变得苦涩。父亲因此对社会不满，无论社会，还是他的亲人，都没真正理睬过他。这些父亲难以吞咽的，最后成了杀害他的“凶手”。

　　四

　　父母生病前，我有两次失败的婚姻，在德国看过一段心理医生。我想知道，为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对我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情，甚至有着相同的时间节奏：三年相识，六年婚姻，第七年出轨。心理咨询把我带到了问题的根源上——我的童年。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独生子女（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直到他工作独立），我不到两个月大，就被送到一个老妇人家里照看，早晚接送，一直持续到我7岁上小学。这其实是父母对我的厚待，他们每个月付给老妇人十五元，20世纪60年代这不便宜；2005年，这笔钱最后的落点是“变相抛弃”。

　　一个婴儿，一个小孩儿，晚上被接回家，很快就睡觉了，我几乎没有跟父母相处的可能。那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包括休息日。母亲年轻时，很少说话，跟我也是一样。我不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失去了别的孩子，并没使她与我更亲近。有时我想，母亲经历的苦难裹住了她，使她失去了一般母亲的柔和……但她却是宁静的，从年轻到年老。

　　有类似童年经历的人，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是——孤独。

　　孤独有各式各样的出口。我的出口先易后难。

　　照顾我的那个老妇人没有孩子，她丈夫是木匠。他一开始不喜欢哭闹的小孩子，后来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朋友。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

　　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

　　他每天上下班，几乎从不跟邻居说话。每天晚上，他喝二两白酒，看一段《史记》；周日休息，他给人做家具……唯一跟着他的人是我。3岁也许4岁，他就用筷子蘸白酒，滴到我嘴里，这就是我最初的酒量。时光荏苒，增加到今天的几两。他给我讲《史记》，似乎并没引起我的兴趣，但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做木匠活儿。他特意给我做了一个小刨子和一个小案子。干活时，他不跟我说话，也不听广播，完全沉浸在木头里……如今仍然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小孩儿多么容易受到影响，我居然能跟他一样，在刨花堆旁，跟木头相安。

　　他变成了我实际的父亲。

　　白天他上班时，我和他一样，几乎不怎么跟他老伴儿说话，一个人闷头玩儿玩具。我有全套的大夫护士的玩具，听诊器注射器之类的；有整套的厨具，有积木，有娃娃，等等。因为我小时候很胖，不灵活，别的孩子不喜欢跟我一起玩儿，下雨天他们才来找我，玩儿我的玩具。上学后，看书逐渐代替了玩具。家里书少，我一个人去图书馆借，父母吵架之类的事情，我都成功地躲避了。

　　……直到20岁，心理医生认为，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堡垒里。木头、玩具、书……唯一没变的是我的堡垒。

　　这也是我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

　　爱要求无间地融合，这不是结婚生孩子可以证明的，但却是爱人能够感觉到的。当年的他们，和我一样，对我的堡垒一无所知，出轨便成了一种打破它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成功了，虽然我们离婚了。

　　我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能一个人待着的人，能一个人待很久的人。代价是，我只有我的堡垒，无法真正地走近他人。

　　我知道，不能把这些跟父母说。他们为我提供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童年生活，我不能享受了它的好处，再去清算它的坏处。这么决定后，觉得这是我对父母的一份理解和爱。再想到自己这二十年来过于颠簸的生活，眼泪总是往上涌。并没觉得十分委屈，但觉到了十分的孤寂。

　　这样的童年导致我与父母的“隔阂”，却一直没有消失。我可以为他们买他们需要的一切，为他们做他们希望的一切，但我不能拥抱他们，拉手也只发生在他们生病以后需要帮助的瞬间。

　　跟爱人相比，与父母的联系是血液和灵魂的。他们相继去世后，这绝望才露出它狰狞的脸：我独自面对童年的遗留，根本谈不上什么对父母的理解和爱。立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他们活着时，我们彼此无法走近；现在我们相隔浩茫的人生两岸。这生死也无法改变的距离，变成遗憾，永存。

　　五

　　朋友钢克说，一个听诊器，无法计算我们与死亡之间的距离。

　　2011年年末，父亲因为咳嗽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到2012年2月初，除了其间有三天时间出院在家，他的最后时光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一直警觉的父亲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他要求手术，被医生拒绝后，他选择了化疗。

　　我不忍看父亲对化疗寄托的希望，生还的希望。

　　我也不敢劝他放弃治疗。

　　他住过的病房里，有个临床病人去世了，父亲盯着空出的病床，久久无法把目光收回来。

　　化疗之后的各种反应，父亲挺着，期待着病情的好转。病情继续恶化的迹象一出现，绝望的父亲愤怒地爆发了。他拔掉输液管，怒斥医院就是为了赚钱……他重新平静下来时，吩咐我们把多年没有走动的亲戚们找来……

　　父亲并不顺遂的一生，像有一个咄咄逼人的敌人，被一点一点地缴了械，拿走了他手里的所有武器。最后面对死亡时，父亲已经赤手空拳，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已羸弱不堪。

　　——他仍然不甘心死。

　　不是他不愿意死，是他活着时，生欠他一个答案。

　　他把不走动的亲戚找来，他让我帮他买悲伤的CD，他说，他想听悲伤的曲儿……我也是现在才明白，他在寻找帮助，帮助他面对死。

　　无论我们谁，无论多么悲伤的曲调，无论什么，都没有帮上父亲。临终前，他挥舞手臂驱赶迎接他的死，抗拒着……他最后的那口气，放下了他驱赶死亡的手臂。

　　差三天两个月，从确诊到离世，父亲攒了一辈子的钱，都交给了医院。

　　为了活明白，有时，一辈子不够。

　　父亲不是一个和蔼的邻居老头儿，我从没和他好好聊聊天儿，我从没挽过他的胳膊，我从没单独跟他看过电影，我从没真正理解过他……

　　他没找到他的那片药。

　　我的绝望，也是无药可治。

　　死把我们的曾经停在那里，却无法终结。苍天下，到处飘着它们的幽魂。

　　假如可以，父亲，请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