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庐山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名气。这倒不在于她的风光秀丽，奇松挺拔，异石兀立，而是因为那时的庐山就已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夏都”。
但由于日军侵犯热河，又图谋承德，紧张的形势使庐山格外宁静，除了巡逻队的步伐声外，庐山很少有游人的足迹。
1933年7月，这里一反常态，异常热闹起来。
蒋介石来了；
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及英、美军事教官来了；
从前线调回的大批“剿共”军官来了；
庐山变成了一座军营。
蒋介石在这里召集各路军事将领商讨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方案。连续的会议，确定了碉堡政策、经济封锁为中心的战术原则，并对构筑碉堡的具体事宜，由设计、经费、实施到督察都作了明确规定，之后，一批军事人员分赴各地……为了保证碉堡成群、连绵不断，实现军事上步步为营、节节推进，会议决定加紧抢修运兵公路，一时江西公路之多位于全国之首。国民党将领实行的这套进攻红军的战术新法，得到了德国顾问的赞赏，按照他们的估计，不过五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若按每日进展两里，则不出一年，即可全部进占。那就是说，1934年的7月，将是红军存在的最后日期。
蒋介石要孤注一掷了……
当时，日军进攻的锋芒已激起国民极大的愤慨；蒋介石责成何应钦派员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使全国舆论哗然；反政府的风潮此起彼伏……这些蒋介石不是不清楚，但他需要忍受，他觉得也可以忍受。
他惟独不能忍受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他认为这个国中之国的威胁远胜过日本人……
他想不到国共分裂以后，几乎被他斩尽杀绝的共产党竟能重整旗鼓，而且强大到了四次大的军事“围剿”都无济于事的地步。特别是在第四次“围剿”中，五十天的枪林弹雨，国民党军损失了三个全部用德国造的“哈齐克斯”轻机枪和德国自动步枪装备起来的精锐师。据说，不少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还未开箱就被红军搬去了……这次惨败给南京政府投下一片悲哀的阴影。
他忍受住政界的讥笑，公开在共产党举行过八一南昌起义地，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把“剿共”视为第一己任。
在蒋介石的时间表上，反共是排在第一位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他不但不派兵增援，还中断补给、停发军饷、截留捐款，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然后将抗战有功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战场，在那里去完成他交给的“剿共”任务。
在这之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发表宣言，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三项条件下，与任何国内军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当然包括蒋介石的军队，但蒋的反应却是嗤之以鼻。在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策划下，蒋介石加紧着“围剿”的准备和部署。
在经济方面，他向美国借款五千万美元购买飞机。美国人把一百五十架飞机送到了中国。
英国政府又借给蒋介石五百万英镑。
一百五十名美国和加拿大飞行员，驾驶着美制蒋机，正在江西、福建战区飞行，狂轰滥炸着无辜的人民和宁静的乡村……蒋介石还让国民党中政会通过，由政府特别任命：
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指挥三十个师又三个旅，担任向中央根据地主攻；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九个师又三个旅，在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同时，负责阻止红军向赣东北和赣江以西的机动任务；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阻止红军向南发展，配合顾祝同作战；
空军五个纵队，掩护和支援地面部队；
此外，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七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四千多座碉堡正在江西战区构筑，新推行的保甲制度和“连坐法”，控制了中央根据地外围……
蒋介石还不放心，又亲自坐镇庐山，办起了庐山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聘请外国军事教官，专门讲授“剿共”军事战术，专门培训直接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军官。他计划在两个月内训练军官七千五百人。实际上，最后完成了两万人的训练工作。
二
蒋介石的这些活动，苏区中央局一无所知。他们还沉浸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之中。
对于军事上的胜利，他们视为党在政治上进攻路线的胜利，这样，一场局部战争的胜利，就使他们失去统揽全局的冷静眼光……
为了贯彻进攻路线，临时中央责成回到后方的毛泽东负责领导全区的查田运动。即发动群众重新分田，他们认为，中央苏区80%的面积和二百万以上群众，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至于责成毛泽东开展这项运动，则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含意。在他们看来，毛泽东那个“中农和富农政策”是搞乱界线的根由。
军事上，增加项英、博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明确指出，朱德在前方时，军委主席由项英代理。这样，新到苏区的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博古在后方就可以发号施令了。
6月，一直关注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总顾问，对今后红军的作战发来一份长电。长电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蒋在中央根据地北部取守势，红军进攻不易取胜。而应让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红军，在闽、赣两个方向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电文指示东方军先打闽西的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的蒋军，中央红军暂在抚河、赣水之间进行牵制，待东方军取胜后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和他的反四次“围剿”的将领们，深知已取得的胜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眼下七万红军主力，加上地方武装五千余人，敌我力量悬殊，倘若分兵作战，结果很难设想。他忽视了长电里严厉的措辞，回电博古、项英，第一次否定了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
但瑞金的执政者三令五申，用无容商量的口气，指示前方，坚决贯彻上海长电精神。
谁敢反对共产国际？周恩来只得服从了……
彭德怀出任新组建的东方军司令员，率部入闽作战，三个月里，他们攻打过七八个县城，但却一个也没有巩固下来。
一军团组成的中央红军，虽然在预定地段打击了敌人筑碉部队，但未能阻止敌构筑碉堡封锁线的行动。此阶段的作战，基本上没有大的建树。
三个月对于红军来说，是疲于作战，而对于庐山的蒋介石来说，却是休养生息的良机：两个月内训练军官七千多人，北路军排以上军官都调去轮训了一次，他本人亲自给学员讲话二十三次……
9月，沉默多时的蒋介石行动了，他的得力助手陈诚集中部队，准备切断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地区方志敏部的联系与呼应，首先向中央根据地北门户黎川城进攻，拉开了第五次“围剿”的序幕。蒋介石的计划很清楚，拿下黎川，用堡垒封锁这个门户，形成对瑞金的包围圈……
当时，黎川是闽赣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萧劲光。他的部队一部分抽去参加了东方军，正在福建作战；一部分又调往红一方面军总部，这样，黎川的守备力量就显得非常单薄。萧劲光忙给一方面军总部发电，建议红军主力集结黎川以北，从侧翼歼灭进犯之敌。
率东方军在闽作战的周恩来、朱德，发现敌军主力东移，忙电告中央局，应该结束东方军与十九路军的战事，迅速回师北上。但后方代理军委主席项英却不同意，坚持要他们消灭十九路军基干兵团，完成赴闽作战的第二阶段任务。
时隔不久，周恩来获悉北线敌军企图割断中央红军与东方军的联系，实现各个击破，他专门给博古、项英及上海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去长电，要求东方军立即结束在闽战斗，迅速实现两个“拳头”的合拢……
但他的长电遭到项英的拒绝，项在电文中断言，蒋介石的部队并无新的动静，仍令东方军打击闽敌。项英如此固执地执行这个决策，也许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直接关系。据李德《中国纪事》一书透露，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总顾问弗雷特坚持红军在福建发起攻势，曾暗示苏联可能向中央苏区提供武器援助，红军必须得到沿海一个港口才可取得。
周恩来不知是否知道此事，他的入闽作战是否正是为实现这个愿望不得而知。不论怎样，这时周恩来得到的情报是：最后一期庐山军官训练团人员已经归队；北路军陈诚之主力很快就要向黎川进攻……他顾不上考虑更多的事情，又接连两封急电给项英，要求结束东部战斗……
这时的项英才感到北线的紧张，他和博古也发觉敌人已作好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准备，忙复电朱、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命令东方军迅速回师，以消灭逼进黎川之赣敌。
但为时已晚！
三
中央局25日24时发出电报，26日凌晨电报到达前线，等27日东方军下达回师北上消灭黎川之敌的命令时，蒋军在28日即袭占了黎川。
红军的计划全部落空，一下陷入被动状态。
进攻黎川的敌人有三个师，有史料说，萧劲光手中还有一个师的兵力，因为力量悬殊，未迟滞敌人。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萧劲光，并不承认他当时有这么多兵力，说自己只有七十人的教导队。黎川失守后两个月，在《斗争》第3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的文章。
显然，萧劲光没能守住黎川，使他成为军内的“罗明路线”人物。至于追究当时兵员的多少，今天已无多大意义。倒是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让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史实：反倾向斗争已经进入军内。这不能不使人担忧，大敌当前，红军内部却在反对军队的罗明。
黎川失守以后，中央根据地受到了严重威胁，继而得知，蒋介石将派出约五十万人的部队进攻苏区。
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博古却很沉着，他们已接到通知，共产国际要派军事顾问来瑞金。这样，他们的心里便略略安定一些，因为据说将派来的顾问是一位能打善战的德国人，他会对付蒋介石身边的另一个德国人的。
承担这项历史使命的是李德。
李德的真名叫奥托·布劳恩，也有叫他奥托·布朗的。根据最新材料，他1900年生于慕尼黑的伊斯玛宁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1923年即服务于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军事训练机构。后因涉嫌当时轰动德国的一个间谍案被捕，1928年因叛国罪出庭受审前，被德共营救出狱。嗣后，他便出现在莫斯科，并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派往中国。
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简单的解释就是姓李的德国人。他还叫过华夫，即中国男子汉。他是1932年春天来上海的，到他离开上海前往瑞金时，其中经过了一年零九个月。这期间，红军方面有过攻击赣州失败、第四次反“围剿”获胜、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免去军职、反“罗明路线”直到黎川失守。尽管李德住在上海，中共苏区中央局却把那里的情况随时向这里报告，苏区的每个行动，都是在上海的指挥下完成的，因此李德对中央苏区并不陌生。
李德和临时中央的人物都有较好的关系，相互的信任是牢固的，特别是和博古、张闻天，曾多次在一起讨论过苏区的军事形势。在临时中央离开上海前往瑞金时，博古和张闻天向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尔特提出了派李德到苏区去的要求。
出发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共的军事总代表弗雷特，命令他务必在中央苏区建起一个飞机场，意思是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这是中国红军梦寐以求的事情，好几年前的李立三就喊过要苏联支援中国，但除了给中央的活动经费以外，直接的军事援助还没有过。
这一次将要实现了，尽管李德还有疑惑，但弗雷特的态度看起来认真而又坚决……
四
李德遵照莫斯科的指示，作为一名没有指挥权力，受中共中央支配的军事顾问，带着一张国内护照和几百美元，装扮成旅游者和考古学家，乘坐一艘英国海轮到了汕头。然后沿中央秘密交通线，于10月到达中央根据地。第一个迎接他的是苏区中央局委员邓发，他的行政职务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但德国人所写的《蒋介石传》中，却说李德是乔装成天主教神父，辗转活动于江西共产党圈内。这种说法也有赞同者，在东方军作战中任过营长的老杨，至今仍住在瑞金的沙州坝，他的一盘访问录音提供的情况与这一说法十分相近。
据杨营长讲，东方军在福建占领一个叫沙县的地方，在教堂里捉到两个外国神父，其中一个年轻的彪形大汉、碧眼黄发。对文化侵略的敌人，红军将他们捆绑起来。年轻的外国神父并不惊慌，他带着善意的微笑，一边拦住绳子一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不要，不要……”之后，还伸出拇指，在每个红军战士眼前晃动。红军战士只好暂时满足他的要求，没有上绑，把他押送到团部。团里从他衣服夹层里搜出一张印花纸，上面一个字也没有，神父却指着这张纸：“瑞金……瑞金……”团里看到这位神父与众不同，忙派人把他送回瑞金……
后来，东方军撤回，押送过神父的人突然在中央机关驻地碰见了他，他已经换上了红军的服装，周围簇拥着党的高级干部……“神父”也认出了这些士兵，老远就向大家伸出拇指，表示对往事的珍惜。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姓李的德国人，那张印花纸是斯大林签署的任命书，一放进水里，就显露出文字……
也许，这有些演义，但叙述者讲得有声有色，确实让你相信不疑。
有权威的著作中都说，中央给李德专门盖了一所住宅，共有三间房子，这在当时的红军领导人中是最特殊的享受。其实，这是记忆上的错误。布劳恩住的地方是下肖村红军总参谋部和中共中央之间一座叫福禄祠的祠堂。里面的牌位和神龛被搬走了，由于江西对祠堂的兴建十分考究，福禄祠又属于一个大族所有，这样，它的左右两厢和中堂的布局都出自第一流的工匠之手。中国封建势力的产物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提供了现成的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和一间警卫室。
李德的到来，正是黎川失守前后。这对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乃至所有的中央红军政领导，都犹如雪中送炭。不管是否有斯大林的签字，共产国际送来的是位作战专家当无可置疑，加上他还捎来苏联援助的消息，这对处在决战前夜的红军领袖，真是求之不得的……
毛泽东是冷静的，他对面临的军事局势已有不祥之感。这种感觉不是来自对他的批判，而是他对敌我双方政治、军事的分析。眼下李德的到来，只能给博古推行的政策再助一臂之力，因为博古和上海早就是一气的。这样，给改变苏区形势又增加了新的难度。因此，他和李德见面时，没有过分的笑容和肉麻的吹捧，只是礼节性的问好。
李德对毛泽东的名字早就熟悉，他对这位红军领袖并无敌意，也钦佩他领导农民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但对他在战略战术上的那一套却不赞同。他认为，在当今大规模军事冲突中，游击战争已毫无价值可言，在苏联国内战争中，就从未有过游击战能够取胜的战役先例。他对毛泽东的处境深感同情，甚至想到1930年他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曾公布毛泽东已死亡的消息，也许这和毛泽东的不幸有着微妙的联系……
五
博古此时的心里并不平静，黎川的失守，确是苏区的污点，他不愿意让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认为自己无能。因此，急于收复黎川，就有了它双重的意义。
项英命令东方军赴黎川决战。这件事李德是否给予顾问，还没法证明，只知道周恩来被迫放弃了原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案，转而同意正面强攻黎川。
周恩来日夜兼程北进黎川，途中，歼灭了担负侦察任务的三个团敌人。这本是意外的胜利，却被一些人夸大了意义，中央进而提出一句很能鼓动人心的口号：“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也同时提出。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中央命令东方军先打有重兵防守的硝石，企图逼退黎川之敌。经过五天连攻不克，参战红军却陷入了敌人堡垒纵深之中，幸亏彭德怀当机立断，连电中央，这才撤出硝石，避免了严重损失。
硝石不克，中央又令一、三、五军团集中主力，去攻打另一个有敌人重兵把守的资溪桥。敌人在这里集中了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红军连攻四天毫无进展，不得不放弃在这里与敌决战的计划。
但中央仍不许红军撤退，又令红军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略要点浒湾。红军不但未能攻占，还伤亡千余人，这时，红军才被迫放弃阵地，向根据地内转移……
浒湾战斗失利后，刚刚组建、并在这次战斗中担任阻止敌人前进的红七军团，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担任军团政委的恰恰又是上次失守黎川的萧劲光。
这样，这位曾两度去苏联学习，并为列宁守过灵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的毕业生，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受到了惩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他进行了起诉，公审中，有人提出将萧杀掉，毛泽东出来说话了，王稼祥也表示反对，这样萧劲光才被改为开除军籍、党籍，判处五年徒刑。
李德从对萧劲光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的不和……
李德本人在这几次战斗中如何顾问，他应承担多少责任，这些，都难以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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