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伯苓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他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那天，他举行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亲朋好友、学校同人各偕夫人参加。他诙谐地对那些比他年轻的客人们说：“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而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接着他又说：“旧式婚姻有好有坏，我们虽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终身和好。新式婚姻也有好有坏，有些自由恋爱的，结婚以后自由吵嘴！”
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在茶话会上，张伯苓夸夫人为“贤内助”。他说：“我的一生事业，得助于夫人处很多。每逢我遇到困难时，夫人则劝我不要气馁；受到挫折时，夫人必鼓励我：有一番挫折，学校就必向前发展一步。她还常对我说：‘你外边工作忙，家里事就不用管了。由于她，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干工作。”
因此，人们盛赞张伯苓和他的夫人是一对模范夫妻。
王夫人共生育八个子女，其中三子一女均已夭折，剩下四个儿子。长子锡禄（后改名希陆）、次子锡羊、三子锡祚、四子锡祜，个个高大英俊，人说是张家的四只虎。尤其老四，身高两米开外，是个优秀运动员的材料，走在大街上，行人们都争相观看这位罕见的“巨人”。
张伯苓的家在南开中学后面、电车厂附近的一个羊皮市里。那地方几乎像个贫民窟。据说，一次张学良乘汽车去拜访张伯苓，汽车在一条土路上转来转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张公馆”。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堂堂大校长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然而他却给南开的教授们建造了别墅似的住宅。
张家所在的那条街，晒满了羊皮，散发出阵阵恶臭。而走进张校长的四合院里，几间平房虽然简陋，却整齐清洁，窗明几净。院子里有秋千、单杠、双杠、礅子、石锁等运动器械供孩子们锻炼身体。
他时时嘱咐妻子，过日子要勤俭节约，不要娇惯孩子，粗茶淡饭就行了。而做母亲的心肠软，既心疼孩子，又怕丈夫埋怨，费尽心思，终于想出一计：吃饭时，她把肉分别藏在每个孩子的碗底。这样，孩子们既吃上了肉，又不被严父所发现。
几个儿子的衣服鞋袜，这位一家之长也要一一过问。未得他的准许，不能随便购置。老四身高脚大，鞋得定做。而父亲规定：一年只许做四双。可是一个欢蹦乱跳的小伙子，而且还是运动健将，一年四双鞋怎么够呢？所以锡祜每年总有四个月穿的是露脚趾的鞋。
张伯苓自己戒了烟，也不许孩子们学抽烟。儿子们长大成人后，只能背着父亲偷偷吸几口。有一次，锡羊正抽着烟，父亲回来了，他来不及躲藏，慌忙中把未熄的香烟攥在手心，结果把手掌烫下一串燎泡。不光锡羊这样，锡禄也是如此。直到他们年过半百，想吸口烟还得躲着父亲。
张伯苓平日总穿一件蓝布大褂。由于经常外出开会，再加上南开教师和校友结婚，都请他去当证婚人，他那唯一的缎子长袍显得旧了，王夫人便拿校友送的衣料给他缝了一件新袍子，并笑道：“给这个老和尚挂挂袍吧，免得让人看着太寒碜啦！”多年来，张伯苓一直兼任中学部和大学部两部的校长，但他只领一份薪金。他对王夫人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的。”
“你有学生养活，那我呢？”王夫人和他开玩笑。
“你有四个儿子，怕什么？”
“你不给他们钱，他们怎么养活我？”王夫人说。
“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钱多了，他们就不想做事了，岂不害了他们？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够他们一辈子享用不尽。”
说这话时，张伯苓已经不是开玩笑了。他真是这样想的，也真是这样做的。
二
到了20世纪40年代，张伯苓已经儿孙满堂了，共有三个孙子、十个孙女。这样一个大家庭能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同这位一家之长的民主作风和严格要求是密不可分的。
家里有什么事，他总要和全家人一起商量，让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十分疼爱那一群孙儿孙女，但绝不溺爱，该批评时批评，该表扬时表扬。孙子元竞小时候贪玩，上学不知用功，有时考试不及格，爷爷便命令他每天早晨在窗下读书，一直读到爷爷说声“够了”，才可以停止。孙女媛贞四五岁时，一次吃饭，用筷子绕面条玩儿，爷爷咳了一声：“别耍啦！”媛贞的妈妈赶紧把她抱走……有一回，元竞把过年得到的压岁钱，送给了一位卖报的穷苦老人，爷爷知道后十分高兴，说：“这才是我的孙子！”
张伯苓的孙子、孙女都在南开读书，但如果考试不及格、补考仍不及格照样要留级；若因淘气触犯校规，照样要被开除。他这样做，全家人都能理解：老人把全副心血都浇灌在南开这片土地上，他怎能容忍自己的孙辈破坏学校的规矩呢？
早在1929年，张伯苓就主张：“节制生育，改良人种。”首先他在自己家中身体力行。
三儿媳生了一对儿女之后，张伯苓就同她聊天儿，说到一位教授，有四个孩子，到了国外带着四个孩子上街，就被外国人笑话：“中国人什么都不会，就会生孩子！”弄得这位教授就不敢同时带四个孩子上街了，而是这次带两个，下次带两个。讲完这个故事，张伯苓就对三儿媳说：“我希望你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看你大嫂和二嫂，这么多孩子，多辛苦啊！”三儿媳听了公公的劝告，果然只要了两个孩子，精心培养，一儿一女长大后都学有所成。在如此早的年代，张伯苓就认识到有计划的节制生育、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实属难能可贵。
张伯苓白手起家，靠“化缘”为南开挣下百万产业，自己却两袖清风，生活十分俭朴。他外出办事，一向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每次出门，他必带两件东西：一盒臭虫药和一包茶叶。因为他所下榻的旅店臭虫太多，茶叶又实在低劣。这包茶叶就是他唯一的奢侈品了。
在市内开会，他常以步行代替乘车。一次散会时，会场大门外站着几个服务员，专为参加会议的人逐一把车子叫过来。一个服务员问张伯苓：“先生，您的车号是多少？”
“11号。”张伯苓随口回答。
服务员到处去找，没见有11号的车。待他回来，只见那位先生已经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远了。这时服务员才领悟过来：先生说的“11号”指的是自己的双腿啊！
在校长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即使张校长有钱，他也攒不起来，因为他总是帮助生活困难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张伯苓那辆人力车已服役多年，但他不肯专用，凡学校同人外出办事都可使用。20世纪30年代初，车子被两个学生偷偷拉着玩，摔坏了堵板，总务长提出换辆新车，张伯苓却笑道：“不必啦，还没到把我漏下去的地步。而且这是两个失掉家乡的孩子玩坏的，是个很好的纪念品！”天津电灯电车公司聘张伯苓为董事，每月给他一笔车马费。他把这些钱分给了学校的职工们。他对王夫人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忠于职守，生活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给他们。”
王夫人通情达理，深明大义。她向来支持丈夫的行动。
张伯苓每次外出办事，除非是完全为学校的公事，他才向学校报账，一般的都记在自己的账上。1930年他当了东北大学校董，但坚决不肯接受分文报酬，而每次去开会的来往路费就都记在他自己的账上。诸如此类的事一多，累积起来竟欠下学校两千多元。
1934年，国民政府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张伯苓出任委员，他不同意。后经南开校友宁恩承请求，他才勉强答应充数。不久，这个政务委员会解散了，给各委员送来一笔三千元的车马费，也有张伯苓的一份。他不肯接受，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没给国家人民做任何事情，拿这笔钱实在不应该。”这使得送钱的人——宁恩承十分为难，只得去找华午晴和伉乃如两位智多星想办法。伉先生说：“校长在学校借账已有两千多元。多少年没法还了，就拿这笔钱顶了欠款怎么样？”华午晴和宁恩承都很赞成，问题解决得两全其美，既为张校长还了账，又让宁恩承从这个难题中解放出来。
张校长资助患病学生王守媛的事在南开传为佳话。王守媛原是女中部第一届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升入大学。在学校里她是个活跃人物，喜欢演戏，曾多次和曹禺同台演出《争强》和《财狂》，尤以扮演《财狂》中的媒婆倾倒观众。可惜这个才华出众的女学生，读到大学二年级时患了严重肺病，只好休学。王守媛本是天津著名盐商王莲品的曾孙女。她的祖父王少莲是北京盐商组织的代表，叔祖父王君直是天津商会副会长。王守媛的生母病故，她同继母不和，所以当举家迁往北平时，她留在了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亲友们纷纷离开，只剩下她一个人卧病在北平的北海医院。抗战胜利后，她寄居于外祖母家，病情日益严重，境况十分窘困。
大学部训导长王文田和王守媛是女中部同学，她向张校长汇报了王守媛的情况。张校长一向很器重王守媛，听后马上说：“你不用管了，我每月帮她三十元。”
当时他就交给王文田三十元，让她给王守媛送去，并说：“你告诉守媛：好好安心养病，我每月一定照付她生活费。”
后来，在他离津去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前夕，还特地告诉王文田：王守媛的生活费已经交给总务主任史学曾了，以后每月去那里领取即可，最后又嘱咐一句：“告诉守媛，好好养病。”
张校长接济王守媛多年，一直到她1948年12月病故。王守媛去世后，张校长赠朱红大漆棺木一口。
张伯苓的慷慨大方是众所周知的，后来他甚至将自己那所在羊皮市的四合院房子给了别人。
三
小儿子锡祜聪明活泼，最受母亲疼爱，可是父亲却不宠他，将他送进在杭州笕桥新建的航空学校。锡祜放假回家时，父亲给他讲岳母教子的故事，并鼓励他说：“现在是国难当头，要以国家为重，必要时应精忠报国。”
1934年航校举行毕业典礼，张伯苓应邀参加，代表全体学生家长讲话。他说，当年岳母鼓励岳飞精忠报国，今日外患更甚，我们家长应当效法岳母教育子女。毕业生也要学习岳飞，为捍卫祖国立志抵御外寇。
锡祜从航校毕业后，任中央空军的一个队长，后来奔赴前线。
张伯苓在南开中学向学生讲话时说：“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寇逼近长城各口，华北大地即将灾祸降临。为了鼓舞士气，南开中学部、大学部师生立即组成“抗敌慰问团”奔赴前线，慰问了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将士。
张伯苓深知自己和南开早已引起日本人的仇恨，也预见到日本军营设在南开大、中学两部之间的危险性，因此想到学校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的余地。他找弟弟商量，张彭春提出最好在西南一带建立一个南开分校。张伯苓表示同意。
作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他于1935年冬天去四川参加全国禁烟工作会议。会后他顺便到重庆做了七日游，见那里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便做出在重庆建立分校的决定。
由此可见，张伯苓入川的目的不仅在禁烟，而且是要物色建校的“乐土”。随后张伯苓去南京，见到蒋介石，向他谈起建立分校的想法。蒋介石很支持，当即捐款五万元。以后，张伯苓又在北平、天津等地募捐到十多万元。
张伯苓这个人向来是说干就干，办事神速。他马上派喻传鉴（南开中学教务长）入川考察教育情况，并在离重庆市中心十几公里、交通方便的沙坪坝买了八百亩地（约53.3万平方米）建成校舍。1936年9月，一座拥有二百名学生的南渝中学便奇迹般地开学了！
南渝中学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人们无不赞叹张校长的工作效率，认为他真有神鬼之能！
“西安事变”时，张伯苓正在重庆南渝中学。蒋介石于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情况紧急。国民党中央考虑到在社会名流中，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最深，而且张伯苓同周恩来又是师生关系，便请张伯苓去西安劝说张学良。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给张伯苓拍来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西安事变”，举世震骇，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可否即请尊驾径飞西安，力为劝导，抑先飞京，面商进行之处。敬乞迅赐电复，无任祷荷！弟孔祥熙叩。
张伯苓接到电报，马上就飞到南京了。这时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便和平解决了。对此，张伯苓由衷地高兴，说他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说这是“逢凶化吉”。
他用不着去西安了，便返回天津。全校召开了庆祝大会。张校长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他不知怎样来表达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才好。后来他把周恩来的照片摆在桌上，自己站在桌旁，拍下了一幅照片，就算是同他最钟爱的弟子的一张“合影”。
后来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周恩来是一位讲道理的共产党员。”
张伯苓回答道：“南开的学生都是讲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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