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他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处长空缺。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当时中宣部是部处两级设置，不设局），又是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的总编辑。1950年的一天，他到清华大学来，找学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开座谈会，理学院支部是何祚庥、罗劲柏、胡则维、我和孙小礼等几个党员去参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谈，他至今说，他记得自己提出了自然科学阶级性的问题。别的与会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说些什么我可全都记不得了，但记得讨论中于光远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谁看过《学习》（初级版）吗？”
全场哑然。
《学习》（初级版）是附属于《学习》杂志的一个小型刊物，大学生们以为是给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或者初中学生读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着，于光远说了一番话：大学生要学习政治常识和经济建设常识，基本常识学好了，理论才能钻得深。当时《政治常识读本》正在《学习》（初级版）上连载（以后还刊载过《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于光远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广告词，而是他这位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又做了十几年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干部，根据自身的真切体会对当时的党员大学生的中肯赠言。
选兵和练兵
于光远到清华来开座谈会，单纯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状况吗？我一直觉得还有为中宣部选兵的目的。当年何祚庥一毕业，就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成为了光远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罗劲柏也被调到中宣部。我想这与光远那次到清华去考察不无关系。
光远的一大长处是善于选兵，他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在科学处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年轻，就比较有朝气。
光远在中宣部负责联系科学工作应属最佳人选，因为，他从名牌大学物理系正规毕业，又有从“一二·九”运动到延安的革命经历，这样的人不容易找。但是光远自己却不愿意，他说，他从自然科学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已经十多年了，再转回到自然科学，弯子太大了。可是，1954年以后情况变了，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样，光远就顺理成章地到了科学处。
中宣部科学处对于光远来说，确实是很合适的工作岗位，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被他选到科学处来，则关系到今后的方向、道路和前景，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本来都是准备从事自然科学专业工作，期望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乃至大有作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年轻人能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好像很光荣、很神气，但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职称，没有学衔，怎样发展自己呢？我们也想把自己培养成像于光远那样“学贯两科”，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新型干部，近学其师，又谈何容易。他们老党员经历过的历史、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再经历的。
于光远善于选兵，也善于练兵。对于科学处里的这批年轻人，他很理解、很关心、很开明，很注意对我们的训练和培养。
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原来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应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于光远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当所谓行政干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重视实践中练兵、参与中练兵、民主练兵。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比如，1954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两次报告做批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于光远也让我们去参加。
于光远从不以权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处长一拍板作了决定，干事们只是去执行。他经常召开会议，发扬民主，和我们年轻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热烈争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他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时经过讨论，他会改变或修正原来的决定。
于光远勤奋过人，无日无夜地学习、思考和工作。他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以免忘记。他常在晚上召集我们开会，集思广益，讨论问题。有时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他困倦了，大家都困倦了，他就在会议室里睡一下，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他打个盹之后，再接着和我们讨论。
他不但督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学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训练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还要我们在专业方面继续加深学习。对于专业知识，光是大学毕业是不够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对我就更加突出，我只读到大学化学系三年级。于光远给我们每周两天时间，分别到科学院各相关的研究所去进修。我去的是原子物理研究所，由郭挺章研究员指导我学习量子化学。为此，我同时自己补习高等数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放射化学，还参加翻译了苏联的同位素化学教科书。
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慢性肾炎，浮肿无力，但是工作还是干得很起劲，在学习方面自我要求也很高，既要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希望拓宽专业知识，从化学到物理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处在四个边缘：健康和工作的边缘、学习和工作的边缘、物理和化学的边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我感到有压力，也有烦恼。于光远理解我们，总是给予我们鼓励，想办法使我们得到锻炼和提高。作为处长，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何祚庥分配到中宣部工作，虽说是联系中国科学院，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毕竟跟专门从事自然科学专业研究有所不同。何祚庥当然服从党的需要和调配，但是，他从来执着于物理专业。记得他在清华大学当理学院党支部书记时，工作很忙，但物理功课仍然抓得很紧。在食堂排队买菜，他还拿着厚厚一本АтомнаяФизика（这是一部《原子物理学》的俄文原著，当时还没有译成中文）在啃，同学们笑话他，他也不在意。他到中宣部后，很早就向部领导和处领导提出了他的愿望：在中宣部工作几年后，请允许他回到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的岗位上。领导开明，都表示同意。在科学处，何祚庥是很得力的一位年轻干部，但他一再要求领导实现对他的承诺。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光远及部领导终于点头，使何祚庥如愿以偿，年底就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去从事专业研究了。
顺便说一下，何祚庥1951年到中宣部，正好赶上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他学识比较广博，又能说会道，主意也多，并有地下党和党支部书记的经历，所以一下子就给他定为18级了。我和罗劲柏1952年到中宣部，没能进入这一门槛，而是按照大学毕业生的“统一价格”，定为21级。1954年评级的时候，于光远说：“龚育之的级别太低了。”于是给我提了两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中宣部的各个处，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都在准备提副处长，龚育之受于光远重用，连提两级，是准备提名做副处长的。对于提副处长这件事，后来光远回忆说，其实他当时虽然觉得龚也不错，但认为科学处首先应考虑的副处长人选是李佩珊。
批判与建设
在科学处，遇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事，于光远虽然不能不说些应景的话，但他是从来不感兴趣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
1954年，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编选出了八个文集。当时我也想凑个热闹，写篇文章，去同于光远商量。他则不以为然，对我说：“你再写一篇，无非是给这八个集子再增加一篇。我们还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于是，他就同我商讨起怎样编写《论科学提纲》，这个提纲是准备和科学处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研究以后编写的。这件事虽然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没有做成，但是开了一个头，还保存下来一个底稿。
1964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宣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组分别派到有关单位去。去孙冶方为所长的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组，他请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担任组长。对孙冶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作为处长的于光远则置身事外，没有参与。
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那半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在1961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大。于光远到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到病历本上的名字是于光远，就立刻说：“我们读过你的《政治经济学》，后半本什么时候出版呀？”但是后半本，即社会主义部分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光远从来不愿意利用别人的已有成果拼凑成书，他希望在自己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撰写后半本《政治经济学》。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于光远热衷于找一些人在他身边，同他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他曾发起“周四座谈会”，联系实际讨论经济方面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地点就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的教育楼。可以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他探索了一辈子，讨论了一辈了，撰写了一辈子！然而在“文革”中，于光远却成为经济学界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一。
通达和稳重
于光远平时不管机关党的工作，但是政治运动来了，作为处长，他也不能不过问。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全国各机关都清理内部的暗藏反革命。我们科学处一位同志的弟弟在另外一个机关工作，被怀疑是暗藏的反革命。那个机关决定对其弟弟隔离审查，同时要求我们机关配合，叫这位同志在其弟弟隔离审查期间不得去看望。
有一天，那个机关向我们反映：这位同志去看过弟弟，要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和罗劲柏受党支部的指派，向这位同志盘问。不料这位同志竟谎说是到医院看病去了，没有去看弟弟；在我们一再追问下，才承认自己只是顺便去看了看弟弟，没有说什么。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不老实”，并把这个问题向光远作了报告。光远却轻描淡写地说：“关心自己的弟弟，去看望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我看算不了什么问题，不必抓住不放。”这番话，使我们脑子开了窍，转变了思路和态度，不再把这件事当作什么问题。
肃反运动中还发生过一件事。外单位有人揭发说，有一个很大的反革命集团，其人员分藏在好多个机关，包括中宣部科学处。当时由一个大的机关主持这一大案的调查，凡有该集团成员的单位都派人去协助工作。于光远把我派去了，他向我交代说：“你去，就是听一听。”主持调查的机关对于追查这个集团的劲头很大，但是我听来听去，不过是一群在敌伪占领时期的大、中学生，他们苦闷，他们求友，他们也萌发着青春时期的爱情，经常结伴到西山去游玩。他们之中有人向往延安，甚至去过延安；有人向往重庆，甚至去过重庆……如此而已，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活动，说不上什么反动集团。这样，在我们科学处，就始终没有把怀疑某人是反动集团成员的事提出来，更没有要求本人做交代。三年前，这位同志去世了。在于光远发起的追思会上，我才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此前，科学处的同事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肃反中的这两件事，使我深感于光远的通达和稳重。正是他的这种通达和稳重，使科学处的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保护。
要反复讲科学重要
于光远说，中宣部专设一个科学处，我们科学处就要宣传两条，第一条是宣传科学重要，要反反复复地讲科学的重要性，因为党内还有很多人不懂得科学的重要；第二条就是要讲办事的科学性，也要反反复复地强调办事要讲科学。
1956年开党的八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隆重。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国民经济建设报告、邓小平做修改党章报告。有上百人做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于光远就是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个。大会发言不仅要印发，还要在报纸上刊登，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等人为什么都推举于光远在大会上发言呢？一方面是由于中宣部科学处代表党的机构；另一方面是于光远有管理科学工作的历史背景，联系科学界的时间也比较长。记得他的发言主要是发挥了他认为科学处要反复讲的那两条，还讲了党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怎样贯彻“双百”方针，党的干部怎样由外行变成内行，等等。通过八大发言，于光远成为了人们公认的党联系科学界的代表人物。
1958年“大跃进”，于光远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后来觉得这是作为科学处长一件丢脸的事。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而事先没有核实，这也是一件丢脸的事。这两件事是他反省自己作为科学处长不科学，只记得“相信群众相信党”，忘记了相信科学，而当了弄虚作假的传声筒的例子。这些事他在科学处里讲过，后来还公开写过文章。他不但要自己记取教训，还要人们都记取教训。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个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个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个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说明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建机关幼儿园和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农村“四清”中的于光远
1964年秋，我们都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于光远也去参加了农村“四清”，但他不隶属于由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挂帅的中宣部工作队，而属于刘少奇组织的“机动队”，蒋南翔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机动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于光远当时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可以坐着专车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不像我们那样只在一个村子里蹲点搞“四清”，而是对了解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农村大田生产中应用、推广农业技术的情况感兴趣。
“四清”时，于光远把两位帮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送到我所蹲点的生产小队。两位教授把生产队的账目做了彻底清理。原来小队的会计自己总是交代不出两箱玻璃的去向，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两位教授花了好几天工夫，终于把小会计的一笔烂账查得清清楚楚，证明他没有贪污这两箱玻璃。这件事，小会计满意，小队长满意，社员们也满意。为小会计澄清了两箱玻璃的事，使他极受感动，他主动坦白说，他曾经贪污过几斤芝麻。
大教授帮小会计查清了账目，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件小事也说明：搞“四清”，搞任何运动，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搞“逼供信”。
强将手下无弱兵
很多人说中宣部的科学处是一个出人才的处。
于光远领导科学处，时间不过十二年，拿自然科学方面来说，人员不过十来个，就所谓“十来年，十来条枪”。他的部下，科学处的干事们，后来几乎个个都是不同岗位的得力骨干。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光远爱说的一句话。在科学处，他为干部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他鼓励我们结合工作和专业进行研究和写作，支持我们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思考和探索。
党的十五大期间，我遇到明廷华，他也是光远领导下的科学处的干事。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我倒没注意，问他，他扳着指头数，果然是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涧青。郑必坚曾两任中央委员，林涧青曾任中央候补委员。
科学处出了院士！
于光远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
科学处还出了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
中宣部的干部要成为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自然不可能。但是从中宣部出来，到自然科学研究机关长期做专业研究，取得成就，则是可能的。何祚庥就是一个。
有人说，科学处人才多，右派也多。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侯德彭后来相继任广西大学校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科委主任、教委主任，还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陈远在山东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科学处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和当选，当然不全是由于在科学处做过工作，但在科学处做过工作，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受过思想、理论和政治训练，这对后来的发展和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吧！我自己就深有这样的体会。
于光远的凝聚力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中宣部恢复了，成立了新的中宣部，但科学处没有恢复，自然科学工作完全划归国家科委管了。
科学处不存，但科学处这一批人还在，友谊还在，于光远的凝聚力还在。尽管经过了不少风风雨雨，但毕竟我们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回忆和共同的感情。所以，中宣部科学处在北京的同事们，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至少聚会一次。起初是轮流在各家聚会，每人带一道菜去。后来条件好了，就到餐馆去，近十年都在文采阁。虽说是轮流做东，实际上于光远请客的次数最多。每次聚会，大家亲切交谈，忆往瞻前，十分愉快。
近些年来，于光远每年都要发给我们一封他亲自写的新年贺信，讲述他一年里的工作和身体情况。他那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每年都给予我们新的鞭策和鼓励。
【说明】
本文是育之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2016年2月，他说要写一篇描述于光远的长处和特点的文章，作为对《祝于光远九十寿》一文的补充，因为“祝寿”文只概述了于老的工作和贡献。2月23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做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4月下旬起病情逐渐平稳，但是每天要躺在床上做“血滤”8至10个小时，口述很难进行。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4小时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第一、二段给他朗读了三四遍经他亲自修改过，其余大部分给他读过。文中的小标题大都采用了他提纲中的话，提纲中还写有“干校”等，但他没有来得及向我讲述，只能付缺。
——孙小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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