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古苍梧的《旧笺》，我明明记得买过，就是找不到。

　　放当代小说的书架没有，放港台书的地方没有，另外的住处书架也没有。难道没买？我对自己的记性越来越没有信心。在书店里几次碰到此书，我都在考虑是否再买一本，又不甘心地提醒自己：明明……直到最近，找一本什么书，发现它静静地躺在放王安忆书的那一格里。我万万想不到它与王安忆的关系，马上又恍然大悟：这书是与王安忆的《剑桥的星空》一起买的，放王安忆书时，发现书架的隔板有些弯了，而把《旧笺》塞进去，正好！它的命运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地被决定了。

　　据说丁聪称自己的书房为“山海居”，现实却是对这个充满诗意名字的反动：“山”指书房里乱，书堆得像山；“海”是在这里找东西像大海捞针一样难。我也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又是仰望，又是跪爬，百思不得其解，且念念有词“放哪儿了呢”。上海，冬无暖气、夏靠空调，冬天半夜里出来，或者遭逢摄氏三十五度以上的炎夏，找书都是活生生的革命考验。而这时，上穷碧落下黄泉，要找的书都不见，那可是革命者进了敌人的监狱。

　　我的书也不是乱放的，都是有分类的，比如客厅里放大套的文集，书房里放研究类的学术书、工具书，小书房放史料、当代文学作品，卧室里放近期看的，储藏室里放不大看的，每一部分也都有门有户，不至于让书找不到家门。可是，房屋建设规划永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几年工夫，一本书的爸爸爷爷（以前的老版本）、兄弟儿子都会凑到一起来。比如张承志，我本来只有一些他作品的单行本，去年一套文集搬回来，房屋就拥挤了。何其芳，文集之外有了全集。鲁迅，已经够显赫的位置给他了，而且我所有放书的屋子，都有鲁迅的书。可是，这个家族的繁衍速度实在太快，《鲁迅手稿丛编》《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都是成箱的套书，这已经不是挤一挤或打个地铺的问题了，只好让它们暂时流浪客厅。过去，我只买过一些《雅舍小品》之类的梁实秋的散文——因为我不大喜欢这个人——但去年夏天研究需要，又遇打折，把以前没有买的十五卷《梁实秋文集》搬了回来，这超生的人口哪有房子啊，只好委屈鲁老夫子，这套书就堆在《鲁迅手稿丛编》上面了。

　　很多书没有看完，也不能放它回家，我得找个宾馆给它们住着。按亲疏关系，关系好的，就跟我同床共枕了；再次一点，是我的床头柜上、卧室的橱上；关系一般的，堆书房的桌上，书房的地上也有一堆堆临时来开会的，都是我为了某个专题阅读而从各处喊来的。还有东一堆西一摞是从各地带回的：北京的、广州的、旧书店的，基本上也堆在书房、客厅的地上等着我约谈。这么一看，的确是有点乱，我总是很惭愧地说，需要整理，得整理，必须整理！大套书目标明显，放在哪里都一目了然，愁人的是零星带回来的单本书，看完，我会随手塞到某一类中，尤其是自己家里没地方到别人家借宿的、倒插门的、抢别人房子住的，社会关系复杂，查起户口来，真是人海茫茫啊。不过，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哪一天闲逛，不期而遇，又兴奋异常：原来我还有一个你，原来你也在这里。

　　本雅明说：“藏书家所拥有的无非是混乱，他们对这种混乱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视之为秩序。……说真的，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能与藏书室的杂乱无章相抗衡，那就只有井井有条的藏书室目录了。”（《打开我的藏书》）我还不是藏书家呢，就已经为这种混乱所迷乱了。说到藏书目录，大概是个好东西，听说有位藏书家的夫人，是学信息化管理的，将夫君的书都编目录入电脑，找什么书，一查电脑即可定位。唉，我谈恋爱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书，根本不曾考虑娶太太跟编书目的关系，目光短浅怨不得天。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一个软件，可以扫描书的条形码，存在手机里。我兴奋地玩了几天，把买来的新书扫进去，没过几天，兴趣大减，再过几周，新书大增，也懒得扫了。我又不是图书管理员，用得着这么冠冕堂皇吗？还是散养着吧。

　　有些烦恼专属穷人。就说找不到书这事儿，要找原因，我不用多想，房子太小呗！如果有栋别墅，个人著作都按姓氏字母排列，像查字典一样，要找什么书还不是手到擒来？根本不用像现在这样前插后挤的。前面的好办，后面的就是踮着脚尖也露不出个脸来，那还有个找？但是，这是读书人该做的梦吗？想也不要想！而我老婆固执地认为，书买得太多了。我愤愤：真是村妇没见过世面，什么时候我带你去看看陈子善、胡洪侠这些大老爷的藏书，你再说什么叫书多。记得胡洪侠送我一本书，盖了一方“后宫佳丽三千”的印章，这家伙绝对是隐瞒妻妾数量，三万都少了吧？不过老婆的话就是耳旁风也有点丝丝凉意，我时不时提醒自己：少买，少买。我的光辉典范就是钱锺书，他家里咱虽然没有去过，但早就听说，就那么几架书，人家书都在肚子里，而不是摆得到处都是。可是，“多”与“少”，绝对是个情感认知的问题，而不是量化的数值。我认为已经很节制，在别人看来简直是挥霍。我有个习惯，喜欢的书，买了一本就不放过一整套。喜欢的作家作品，又常常是买遍它的各种版本。好书也实在太多，马奇诺防线根本就是白搭，再说咱也从来不是坐怀不乱的人啊。

　　1667年，英国的日记作家塞缪尔·皮普斯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我近来买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书，我打算到下个圣诞节之前不再买书了。现有的书已经装满我的两个书柜。我必须被迫放弃一些书，腾出地方。我的计划是，我本人的图书馆任何时候都不能再添书了。”（亨利·彼得洛斯基《书架的故事》，海南出版社2002年11月版）赌徒的誓言，酒鬼的承诺，谁会信？果然，他后来又得买书架。不过，我佩服他的是，他总能把自己的藏书限制在三千册，书多的时候，就淘汰不怎么想要的书，腾出地方。我苦恼的是，我怎么就没太多“不怎么想要”的书呢？看着这个眉眼好，那个身材棒，个个都是美娇娘，怎么忍心把她逐出大门。况且，咱也不是滥情之人，当初能迎进门，也是风花雪月恩恩爱爱。尽管，它们未见得都是出自名门贵族，让收藏家、版本学家看看，估计就是废纸一堆，但在我自己，这本是尊敬的师长送的，那本是在风雪之夜淘回来的，另外一本是当年伴我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本书上都有生命的印记，都是沉甸甸的记忆，我怎好薄情寡义？

　　于是，我整日都坐在混乱无序的书房中。环顾四周，像杂草丛生的原野，又像刚刚经历过大战的战场。我经常自言自语：亟待整理，亟待整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也没有整理清楚。

　　于是，我在那个可以旋转的小沙发上坐下来，顺手拿起一本书，就是“失”而复得的《旧笺》。书像一席飞毯，将我从纷乱的现实带到远方，带进昔日时光。小说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故事，男女主人公心有灵犀，却总隔着一层窗户纸。他们的通信中提到一个“大浪湾之夜”，那是一个周末，一群青年男女在海滩边开野火烧烤会，他们说笑、唱歌，通宵达旦。第二天早晨，在粼粼金红的霞光中，这对男女在沙滩上写字——二十多年前，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可是，那群在海边一起吃烧烤的朋友如今都在哪里呢？小小的书房中，仿佛涌进了海潮的咸涩。女主人公在另外的信上说：“太阳晒得又暖又舒服，躺在要喂给牛吃的干草上，看远山近树，浓浓淡淡，深深浅浅，略带嫩红与鹅黄的碧绿。如此一片美景，却我一个人独占，孤身享用，使人体会到一种帝王的寂寞与悲哀。”——那青草的味道、干草的回味，刺激着我的记忆。太熟悉了！三十多年前，夏日的阳光浓烈之时，我身陷玉米、高粱、槐树和各种杂草的绿海中，体会的不也是这种孤独与寂寞吗？如今，都浓缩在小小的书房中。

　　这就是有一个书房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从现实中抽身，让思想的野马横冲直撞？如此说来，无须整理，因为也只有在这混乱无序的一刻中，我才有一点点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