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利夜送黄永玉
黄永玉是艺术大师，徐永利是农民，两家的友情延续了四十多年。徐永利说，黄老师是个很重感情的人，黄老师夫妻对他一直心存感激，源于1972 年冬天的一次偶然事件。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徐永利正在睡梦之中，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一骨碌爬起，问了一声：“谁呀？”
“永利，是我，老黄。”黄永玉急促的声音有些变调。
徐永利急忙穿衣开门：“黄老师，怎么啦？快进屋来。”
“不进去了，我得马上赶回北京，麻烦你送我到石家庄火车站吧。”
“出什么事了？”
“刚接到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我爱人心脏病复发，正在医院抢救。”黄永玉浑身发抖，急得想哭。
“您别急，我们这就走。”徐永利进屋穿上棉大衣，推出了自行车。
此时已是深夜2点多，天上没有月亮，两边没有路灯，一条狭窄的柏油路因路面损坏严重变得坎坷不平。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雪，路面上有的地方还结着冰。徐永利用自行车驮着黄永玉，在茫茫黑夜中摸索着往石家庄行驶。他从未见过黄永玉这种紧张无助的样子，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身子紧贴着徐永利的后背，双手紧紧抓着他的棉衣，好像他就是那根救命的稻草。徐永利心里着急，又不敢骑得太快，怕万一有个坑洼把黄永玉摔下去，就更耽误事了。可他理解黄老师此时的急切心情，因为他早就听人讲过他们夫妻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1942 年，黄永玉在福建加入泉州战地服务团，在团里任美工，负责布景、海报，这样他就有大量时间可以画画儿、刻木刻了。剧团团长姓王，很爱惜人才，在他的支持下，18岁的黄永玉出版了第一本个人木刻集《闽江烽火》，收入二十五幅作品。第二年春天，战地服务团奉命迁往闽中仙游，在那里他又结识了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太太姓吴，毕业于厦门美专，是位画家；丈夫姓陈，毕业于上海大学，是瞿秋白的学生，戏剧家。夫妻俩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关心黄永玉的生活和学习，家里的藏书任他去看。在他们的书房里，黄永玉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图书，从文学到哲学，从历史到音乐、美术、戏剧……知识的补充，让黄永玉开阔了眼界。他正想施展本领的时候，战地服务团奉命解散。为了谋生，他跟随老团长四处奔波，同时，也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木刻作品和诗作。
1944 年，黄永玉在江西赣州市信丰县民众教育馆，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张梅溪。张家祖籍广东，是个大家庭，梅溪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正在前线打仗，为躲避战乱，祖孙三代再加上表亲和护送随从近二十口人自广东来到信丰避难。张梅溪和黄永玉一见钟情。有一次，黄永玉该理发了，又想买木刻板创作作品，可他兜里只剩八毛钱。张梅溪让他先去理发，自己借来两块钱为他买下一块最好的梨花木板。黄永玉很感动，在这块木板上创作出《春天，大地的母亲》，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作品，说是送给梅溪的礼物。张梅溪被他的才华所倾倒，两人进入热恋之中。然而，因两家地位悬殊，遭到梅溪姐姐们的阻挠，她们不想让妹妹把终身托付给一个四处流浪的人。
日寇疯狂“扫荡”的消息不断传来，张家为找到更安全的地方避难，又要迁移。黄永玉不能跟随前往，只好和梅溪暂时别离，两人暗自约定，保持书信联系。但在战乱年代，黄永玉没有固定工作，两人的联系一度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永玉回到赣州，在上犹县一家报社谋到一个美术编辑的职位，作品也随之在报纸上不断刊发。张梅溪从报纸上得知他的行踪，变卖了自己珍贵的金项链，在好友的资助下，瞒着家人从广东韶关前往江西寻找心上人。她到赣州市定好旅馆后，给黄永玉打电话，黄永玉欣喜若狂。上犹县到赣州市交通不便，黄永玉借了辆自行车上了路。因春节刚过，路上行人不多，一百二十多里的路程，他一路狂奔，恨不得马上与女友相见。可路途太遥远了，离赣州还有十多里的时候，天黑得已看不清路，自行车没法骑，他也累得像散了架，只好找个最便宜的“鸡毛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起来拍掉身上头上的鸡毛，继续赶路。
找到张梅溪住的旅馆，一对恋人重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为表示祝贺，黄永玉邀请赣州文艺界一些朋友前来小聚。大家都为两人真挚的爱情所感动，纷纷鼓励他们：“结婚吧，反正梅溪也不能回去了。”在朋友们的撺掇下，两人在赣州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并在《赣州日报》刊登了一则结婚启事，算是向张家人宣布了他们的合法婚姻。
婚后，黄永玉偕妻子辗转到香港谋事。在香港，经朋友介绍，他很幸运地结识了在《华商报》供职的木刻家黄新波。黄新波像兄长一样热情，带他到家里吃了一顿饭，送他一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还有许多学习这本小册子的辅导资料。黄新波帮他们夫妇安排了暂住的地方，还经常来看望他们。张梅溪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在德明中学教书的工作。遗憾的是，黄永玉跑了好多地方，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差事，只好留下妻子，一人搭便船到厦门等地求职，后辗转到上海，在郊区一所县立中学谋到一份教美术和音乐课的工作。学校没有住处，他只好暂时寄住在一座庙里。边工作，边创作，发表了大量木刻作品。
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他从西南联大重返北平后，从朋友所寄的诗集中第一次看到黄永玉的木刻作品，感慨万端，马上写信和黄永玉取得联系。
黄永玉少年离家，在战乱中独自闯荡多年，突然接到表叔的来信，如同见到亲人一般。他写信把自己在上海生活的困顿和艰辛告诉表叔，并寄去四十件木刻作品，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和推介。一个月后，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专栏发表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该文为推介黄永玉的木刻而写，却没有直接评论作品，而是主要记述了黄永玉父母的状况以及湘西多灾多难的历史和特殊文化背景。傍晚，黄永玉在马路边买到了这份报纸，借着路灯，一遍一遍地读，眼泪打湿了报纸。热闹的街市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来打扰，谁也不知道这个哭成泪人的年轻人是在读他自己的故事。
沈从文对这个小表侄很是关心，每次写信除了解他的生活状况之外，还附有一些推荐信，让他带着推荐信去找上海的一些名人、作家、朋友和学生。在沈从文的推荐下，经李桦等人介绍，黄永玉于1947 年加入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积极参与上海学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他的木刻作品《打杀特务》被拓印三万份传单由游行队伍广为散发。之后，他又积极投入上海大新公司举办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的工作之中，这次展览影响很大，展览闭幕后，周恩来接见了木刻协会部分负责人。
这年冬天，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阿庚传》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
廖冰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漫画为武器，创作出大量针砭时弊、讴歌光明、揭露黑暗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他放弃“为艺术而艺术”搞“为人民而艺术”是一种牺牲。黄永玉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谈冰兄的画》，旗帜鲜明地指出：“说冰兄表现‘阿庚成为一种‘牺牲是完全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冰兄‘牺牲的论调是产生在那群伪装进步的旗帜之下的‘艺术家口中，以为艺术家作品与思想乃属于两个世界中的事，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搞‘为人民而艺术就是一种牺牲，忽略了艺术家的良知。我认为冰兄是没有牺牲的，他是战士和旗手。冰兄的漫画跟着时事跑是正确的举动……”
黄永玉在“为人民而艺术”上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受到众人的高度赞扬，沈从文也很佩服他在文艺界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勇气和骨气。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给黄永玉写信，敦促他排除一切干扰速从香港回北京。
黄永玉说他能下决心回来，除了自身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外，关键有两个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一个是表叔沈从文，另一个就是雕塑家郑可先生。两人曾分别给他写信，赞美共产党和新中国，希望他能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这两个他最尊敬、最信任的前辈的爱国情怀，让年轻的黄永玉热血沸腾。他征求张梅溪的意见，贤惠的妻子一口答应跟他回北京。1953 年，黄永玉偕妻子张梅溪从香港回到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
回北京后他们经历了甜酸苦辣，不管顺境还是逆境，夫妻俩始终相依相伴，共同撑起这个幸福家庭的蓝天，是朋友圈里出了名的一对恩爱夫妻。
从邓村到石家庄四十多里路程，因天黑路滑，徐永利蹬了近三个小时的自行车，终于在天蒙蒙亮时赶到了石家庄火车站。黄永玉买了最早一班到北京的火车票，和徐永利握手道别，急匆匆去赶火车。
他们比亲人还要亲
黄永玉走后没有再回来，他给徐永利来过一封信，说妻子因抢救及时，病情已有好转，让他别惦记。同时对他全家两年多来的热情照顾表示由衷的感谢，嘱咐他要努力学习绘画，争取做出成绩。
1972 年腊月，黄永玉再次来信，诚恳邀请徐永利有空去北京玩几天，还详细写下家里的地址和到他家的路线图。
徐永利从小生长在农村，二十多岁了还没坐过火车，更别说去北京了。中央直属艺术院校师生来这里劳动锻炼，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石子，在他心中激起一片涟漪。他愿意为这些艺术家当“交通员”，做“向导”，也是为了找机会和他们密切接触。这种频繁的交往，打开了他心灵的天窗，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
黄永玉邀请他到北京去玩，这是多好的机会呀！有啥犹豫的呢？农村也没啥可拿的礼物，徐永利从生产队分给家里有限的口粮中，挤出三十多斤大米。那时大米还是紧缺物资，不得私自流通，城市的口粮是凭粮本定量供应，家家户户吃粮都很紧张，他不想给黄老师一家增添负担。
1973 年正月初六，徐永利背着大米和一些土特产，坐上了从石家庄到北京的火车。
徐永利终于找到了黄永玉的家，推门进去，是个不太大的四合院。这里原本住着黄永玉一家，是他从香港回来后上级给安排的，“文革”中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家中好多藏品被没收，房子也被划分给了别人，他们一家四口搬进了两间小南屋。
徐永利敲开房门的时候，看到客厅里满满当当坐着十多个人，原来这天是黄永玉夫妻结婚纪念日，朋友们前来祝贺。徐永利突然登门造访，显然有些唐突，黄永玉并不介意，热情地把他介绍给在座的朋友，并让他入座一起喝酒。
徐永利有些拘谨，觉得自己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和这些文人雅士、社会名流坐在一起不搭调，黄永玉对他格外关照，斟酒夹菜，唯恐他受了冷落。
客人们推杯换盏，高谈阔论，欢声笑语不断，气氛温馨而热烈。
黄永玉说话幽默是出了名的，不知是谁提议让他讲个笑话。他说：“还是讲一个我表叔的故事吧。”
他的表叔是沈从文，在撰写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期间，为了排除外界干扰，集中精力完成书稿，单独住在离家两里地的一间小屋子里。每天晚上步行回家吃过晚饭，带上第二天的早餐和中餐，再步行回小屋里熬夜写稿，天天如此。有一次，黄永玉夫妻俩去看望他，一进屋，看到床上、地上到处是书和资料，躺椅上也是书和稿子，地上摆放着各种图片，还有零零碎碎的纸条，小小的房间被他弄得凌乱不堪，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张梅溪是个爱干净的人，想帮着整理一下，沈从文马上说：“别动，这些都是随时要查阅的资料，一动地方我就找不到了。”梅溪看着满床的书籍问：“那您睡觉怎么办？”沈从文说：“躺在书堆上，挺舒服的。”
他天天如此。屋子狭小，又不通风，冬天还好说，夏天屋里热得像蒸笼。张梅溪担心地说：“表叔，屋里这么热，您每天带回的两顿饭菜要是变馊，吃了会闹肠炎的。”沈从文说：“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黄永玉听到这话很高兴，当时家里都没有冰箱，他们正为夏天存放食物发愁，听表叔说有办法，想跟他取取经，遂问道：“表叔有什么办法？快给我们说说吧。”
沈从文慢条斯理地说：“我先吃两片消炎药。”
黄永玉话音刚落，大家哄然大笑，笑过之后，又出现短暂静默。大家都被沈从文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感动了。直到黄永玉端起酒杯招呼：“来，喝酒，喝酒！”场面才又热闹起来。
这故事让徐永利很震撼，他过去始终认为，那些成名成家的人过得都是神仙般的日子。他没想到，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一生都在拼搏之中，从来不肯懈怠，永无休止地攀登着艺术高峰。
黄永玉工作忙，社会活动多，再加上热情好客，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慕名来访是常有的事。白天只要他在家，总是这拨客人还没走，后边一拨已在门外等候，这就更让他觉得时间不够用。只有到夜深人静，别人休息的时候，他才能抓紧时间画画儿。在这种状态下，他仍没有忽略徐永利这个农村学生，除推荐些必读书目让他学习，还抽空做具体辅导。为了不被来客打扰，他每次给徐永利上课时总是让妻子在外边锁上门。
有一天下午，黄永玉正给徐永利讲绘画知识和木刻技法，突然听到敲门声，不知来者是谁，他摆手示意不要吭声。过了一会儿，门外没了动静，他悄悄走到门口，见门缝里塞着一张纸条，抽出来一看，上面有几句留言：“闻听有病，特来探望，僧敲月下，人在床上。”下面署名是黄苗子、郁风。原来，黄永玉为给徐永利做辅导，佯装有病在家，是想拒绝来访。没想到，黄苗子夫妇听说他身体不适，登门探望，却吃了闭门羹。徐永利心里很不安，为了他一个农村小青年，竟然让黄永玉冷落了同乡好友。黄永玉安慰他：“没事儿，我们经常见面的，你来一趟不容易。”
黄永玉除给徐永利做美术方面的辅导，还挤出时间陪他去北京展览馆、颐和园、动物园等游览，无论到哪儿，他都能做详细的讲解，而且对每件事物都有独到的见识。他思想的深邃、知识的渊博、语言的丰富，让徐永利明白了画家不是画匠，不能只会画画儿，只有提高综合素质，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徐永利初次到北京，想看的地方太多了，天安门、故宫博物院、革命历史博物馆、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些地方都想去看看，可他实在不忍心耽误黄老师的宝贵时间。他提出自己出去转，黄永玉不放心，每天早上在他出门之前，都要把乘车路线给画出来，把注意事项写在纸上，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
张梅溪更是热情周到，她大病初愈，身体不是太好，每天仍变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生怕徐永利吃不饱饭。那时粽子还是稀罕物，为了让徐永利尝个新鲜，她亲自去商场选购苇叶、江米、红枣、熏肉。在一切凭票供应的年代，采购齐全这些东西不是件容易事，看她冒着寒风一趟趟去外边跑，徐永利很不落忍，劝她不要忙活，有啥就吃啥。她总是说：“你难得来家一趟，尝尝阿姨的手艺。”她把精心包的粽子端上桌，有广州风味的肉粽，有北方风味的红枣粽子。徐永利平生第一次吃到肉粽子，那别具一格的风味让他至今难忘。
徐永利在黄永玉家住了将近半个月，几乎没有吃过重样的饭。转眼快到正月二十了，尽管他们夫妻热情挽留，徐永利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
黄永玉为他收拾返程的行囊，除选了不少美术、文学之类的图书和画册外，还为他画了一幅梅花，上题两句话：“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不仅是对学生的勉励，也是黄先生的自身写照。此外，还送给他一套高级木刻雕刀，外带一块梨花板，听说这是黄先生用来奖励版画系最好学生的礼物，那份真情和希望尽在不言之中。
从北京到石家庄的火车是夜里12点多，黄永玉夫妻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一路走一路叮咛，要他努力学习，只要勤学苦练，将来一定能做出成绩。
徐永利虽然生长在农村，学历不高，但从小喜欢读书，脑子比较灵透，又喜欢写写画画，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村里也是个比较活跃的文化人。北京之行让他开阔了眼界，尤其是在黄永玉老师家见到那么多艺术界的名人大家，他们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世以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他触动很大。坐在从北京回来的火车上，他开始思索什么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活着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
截至1973 年8月，在河北农村劳动锻炼的师生陆陆续续都走了，学生们毕业分配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老师们回北京，连负责后勤的司务长白振欧也和乡亲们告别撤退了。热闹了三年多的村庄一下冷清了，房东们不习惯，聚到一起总爱回忆师生们在村里的日子。
最失落的还是徐永利，过去他三天两头和师生们在一起，大家突然都离开了，他心里空荡荡的没了着落，时常拿着自己画的速写，下意识地走进师生们住过的房东家，直到房东问他有啥事，他才突然明白想见的人早走了。当时他已到李村公社放映队当电影放映员，晚上到各村放电影忙忙碌碌，白天一闲下来就发呆。实在烦闷时，就把黄永玉、张仃、阿老送的画拿出来欣赏，一遍又一遍，总也看不够。
第二年，听说中央美院招收工农兵学员，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那么喜欢画画儿，又认识中央美院不少大画家，想办法去北京上大学吧，那样你就能每天跟老师们学画画儿了。这话让徐永利动了心，他冒昧地给中央美院领导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想上大学的愿望。那位领导热情地给他回了信，真诚地告诉他：“今年我院招生人数很少，总共34人，虽然面向工农兵，可是年龄又规定在22周岁以下，并且还要没有结婚的，这样你就不行了。我认为不能来美术学院不要紧，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多画、多搞些创作，也是能提高的。你到了放映队，我想画画儿的时间就会比在村里多些，我相信你一定能画出好作品来……”
由于多种原因，徐永利没有走上美术创作之路，但艺术家们的教诲和殷切希望，让他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喜欢在艺术熏陶中过日子，觉得那才是最充实、最幸福的生活。为了弥补一生的缺憾，他于2008 年在石家庄开了一家画廊，专门经营名人字画。84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亲题“荣艺斋”作为店名，还为他画了一幅《湘江魂梦图》，浓浓情谊尽在不言之中。徐永利说，他不在乎画廊盈利多少，只要看到这些名人的作品，能闻到墨香味，就感到人生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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